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阖庐伐楚与《孙子》军事思想的实践
  张永山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2008-09-18 23:29:15 阅读

发生在公元前506年的吴楚柏举之战,是小国战胜大国的成功战例。吴国在实施这一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是吴国君臣充分运用斗智斗勇的军事谋略取得的。日渐发展起来的吴国,欲霸中原必须打败和削弱阻碍他北上的大国楚,才能威摄北方诸侯国。然而,楚国势力已北达淮河南北,东抵吴越西部,况且又鼓力越国骚扰吴国南疆,几乎对吴形成包围态势。吴国想改变这种局促东南一隅的局面,几代人的努力都未奏效,直到吴王阖庐时期才把这一愿望变为现实。阖庐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国君,在他即位前后广揽一批能治国、懂外交、会治军、并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人才.在伍子胥、孙武、伯嚭等人的辅佐下,正确判断列国间的政治形势,采取符合实际的政治策略和军事谋略,积极主动出击解除楚对本国的威胁,在翦除那些依附楚国与吴为敌的小国和地方势力的同时,又巧妙地利用楚与附属国之间的矛盾,结成反楚联合同盟,既削弱楚在北方的影响和军事力量,又可以形成共同打击楚国的军事联盟,为吴伐楚创造了有利条件。吴国君臣在这种有利条件下,果断地以长途奔袭的作战方式,结合实际,成功地运用针对楚军的战略战术,最终在楚国腹地柏举击败其主力军,迫使楚国君臣弃城四散奔逃,而吴国君臣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实现“西破强楚,入郢”的目的,为以后北上争盟奠定基础。

一、阖庐伐楚的准备与实施

阖庐即王位后,积极筹划西伐强楚,解除北上的障碍,因而组建治国强兵的指挥中枢成为第一要务,把帮助他夺权的伍子胥举为行人,“与谋国政”,继之将楚亡臣白嚭任为大夫,“与谋国事”,又任命伍子胥举荐的孙武为将军,负责训谏军队。[1]这些富有政治军事才能的杰出人物,为吴王稳定国内政局后,便开始追杀王僚时派出伐楚未归而叛吴的公子掩馀和烛庸,才能消除巩固政权的隐患,因为他们分别逃往受楚国控制的徐(安徽省泗县)和钟吾(江苏省宿迁县)二国[2],故“吴子使徐人执掩馀,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被安置在楚北境养地(河南省沈丘县)。亲楚的徐和钟吾放走二公子,吴王的目的落空,阖庐便施以强硬手段,派军“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引山水灌徐,于是“灭徐”[3]。吴以兵小试徐、钟吾,楚军未能奈合吴国。从此拉开了吴西破强楚的序幕。

初战告捷的阖庐踌躇满志,决意要伐楚,向伍子胥征讯伐楚的计策。针对楚国执政大臣不合,号令不统一,遇事争功或推委塞责的状况,子胥向吴王献破楚的对策,提出“若为三师以肄(肆)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 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於就乎始病。”[4]这种轮番出师,疲劳楚军的战术,必使楚军疲于奔命,抓不到战机,也摸不清吴军的攻击目标,日久便导致战斗力松懈,最终丧失对吴军的警惕性,失去应有的防守措施,从而为吴军打开深入楚腹地的通道准备了条件[5]。吴国推行子胥疲劳和误导楚军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楚及其属国,《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记载,继灭徐之后,“吴人侵楚,伐夷(徐子新封地,与养为邻),侵潜(安徽省霍山县南)、六(安徽省六安县)。楚沈尹戍帅师救潜,吴师还。楚师迁潜於南冈(霍山县北)而还。吴师围弦(河南省息县南),左司马戍、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与潜、六邻近),吴师还。”这是执行“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战的略方针,认真用“子胥之谋”,使吴军得以用较小的军事力量,灵活机动的牵着楚军东奔西跑,消耗其军事实力,属国也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中争扎。吴国正是在这样的军事行动中,分兵“拔舒(安徽省庐江县内),杀吴亡将二公子(掩徐、烛庸)”[6],即攻克养地铲除了借助楚国待机推翻阖庐的势力,吴国的心腹之患解除。同时也使楚国东北部的军力大大削弱,为吴入楚减轻军事阻力。

在楚东部军力减弱的情况下,吴国君臣又策划调动楚军主力东进北上,相机加以重创,力图从整体上削弱楚的军事实力。恰好楚令尹囊瓦要帅师“伐吴,报潜,六之役。”[7]因势利导,吴策动“桐(安徽桐城县北)叛楚”,又通过舒鸠人(安徽舒城县地域)对楚说,“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楚伐桐),为我使无忌(不必猜忌吴的诚意)。”楚令尹果然帅师东进伐吴,把大军集结在豫章。吴军的战船也如期在豫章出现,作出伐桐的假象,实际上却“潜师于巢(与桐邻近)”待机而动,吴突然于“冬十月”攻击豫章,大败楚军。“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8]这种诱楚东进,误导军情,打击楚军的战术,正是吴人坚持的“多方以误之”的作战方略。此次吴预设作战方案的成功,不仅打击楚主力军,而且使楚又丧失巢地和守军,使楚东北部的军力更无力阻止吴军的进攻。

吴袭楚的诸多战斗,楚军节节失利,但楚国的决策者并未察觉吴的战略意图所在,故令尹子常于豫章兵败后,没有在东部增兵设防。吴军的指挥和战斗力高于楚国,然两国兵力相较,楚国仍不失为大国气势。吴要伐楚,还要看诸侯国间的形势变化,此时晋、楚两国都无力争霸,而受制于楚的蔡,唐二国因子常贪得无厌遭留楚之辱,失去心爱之物的蔡侯归国后“如晋”,以人质作抵压“请伐楚”,被婉言拒绝[9]。诸侯国间的向背变化,再加上楚为蔡贰于己而“围蔡”的军事行动后果,更促进这种向背关系发生剧变。吴国君臣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伍员和孙武献计于吴王云:“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10]吴王赞同“谋楚”[11]策略,派使谓唐、蔡曰:“楚为无道,虐杀忠良,侵食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举兵伐楚,原二君有谋。”[12]蔡侯便“以其子乾与其大夫子为质於吴。”[13]于是三国结成反楚联盟,这使楚国北疆的防守阵线又被打开更大的缺口。

楚国在吴轮番袭扰打击下,损兵折将失地,兵将已相当疲惫。吴军正当锐气上升势头,而且又与蔡、唐结成反楚联盟,自然对楚构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吴国君臣抓住有利时机,全力推进伐楚之战,就在联盟结成之后的冬十月,吴王阖庐率3万精兵北上入淮,转而溯淮西进至淮汭舍舟登陆与蔡会师,从《左传》沈尹戍云:“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来看,“淮汭”当距方城不远(在河南省黄川县西北)[14]。以蔡人为向导,阖庐弟夫概率5000锐卒为先锋,联军沿淮河向西挺进,而后南向穿越大燧、直辕、冥阨三险关,直抵汉东。楚廷得知吴、蔡联军已深入楚地,仓猝组成以子常为统帅的楚军应战来势汹汹的联军。吴军越千里而伐楚,直扑楚之腹地,执行的是迂回奔袭的作战方针,事先经过周密策,准确地掌握楚国北疆防御空虚的实况,大军才得以长驱直入,又不走漏风声,直正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原则,造成未与楚军交战已具先人夺人之势。而楚军将帅不能齐心协力抵御吴军,指挥失当,仅凭侥幸取胜的军事行动,注定要在两军相争时吃败仗。其实楚将司马戍看出吴军远道而来必求速战的意图,他向子常建议:“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燧、直辕、冥厄。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贩之。”这样的防御作战计划,意在由子常率楚军沿汉水堵住吴军过江,不与其正面交战。此计击中吴军远道而来的弱点,既切断吴、蔡的回师之路,又阻止其渡过汉水攻郢都,确实是符合当时两军对峙实况的稳妥作战计划。然而,子常争功心切,相信武城黑和史皇关于“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的挑拔之言。于是子常违背与司马戍商定的作战方案,急切“济汉而陈”。此举正中吴军消耗楚军实力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子常“济汉”欲与吴军决战,吴军边撤边战,“自小别至于大别”(山名)[15],三战楚军皆败北,主帅欲逃跑,楚师几乎溃不成军。吴军乘势回师与楚军决战,“十一月庚午(十八日),二师陈于柏举(湖北麻城县东北)。”在这场决战和清发追击战中,夫槩根据敌军状况提出以下作战原则:“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这是先发制人。未被吴王阖庐采纳后,又坚持“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果然他“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这是他以“不待命者”而战取得胜利。吴师追击逃跑渡清发(湖北省安陆县涢水)水楚师时,夫槩说:“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吴王“从之,又败之。”这里提出“困兽犹斗”概念和“半济可击”之的战术。遵循此法,吴军取胜。此战的尾声是逃跑的“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湖北省京山县西南)。五战,及郢。”“庚辰(二十八日),吴入郢。”[16]这次战争在金文中也有迹可寻,吴王光钟铭文有“是严天之命,入城不赓”之语,其意是秉承上天之命,破郢入城。[17]该钟铸于破郢后第一年,是吴王阖庐追记伐楚破郢之战的最直接材料。与《左传》记载正相呼应。

在阖庐伐楚的整个战争进程中,实施的战略战术中,有的已提升到军事理论高度,如“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疲劳误导楚军),将领有“不待命者”而战的权利和义务,还有“半济而后可击”,“困兽犹斗”等战法,都是从深远的历史渊源中总结出的军事思想。迂回奔袭则体现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原则,“楚人为食,吴人及之”表现出不给敌军以喘吸机会的追击战术。这次战争的历史价值极其丰富,应认真从军事思想角度给以总结。

二、伐楚之战与《孙子》军事思想对比

吴伐楚的战略战术思想同《孙子》军事思想比较的前提,是其有无孙子。前辈学者曾论证“彼孙武者既不见于《春秋内外传》,又不见于一切先秦古籍,而太史公所记又羌无故实所指,则孙武之是否有其人,实一大疑问。且无论孙武必有其人,纵有之,而今之《孙子》十三篇决春秋人之书。”[18]20世纪这一观点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不断有人再申论,即使临沂汉筒中《孙子》和《孙膑》兵法同出,也有学者断言《孙子》不是孙武所作,而是“由题名作者代表的延续性的创作群体”[19]写定。换言之,持这类观点的学者,都认为《孙子》兵法与孙武无关。其实,在有关的先秦典籍和子书中是可以找到吴孙子事迹的。《国语·吴语》载吴王夫差北上与晋争长(前482年),排兵布阵时,大夫和将军都“挟经秉枹”。这个“经”,韦注“兵书也”。其说可信,因为战争中大夫和将军指挥作战,最需要的书必与军事有关,而非其他著作。这样的兵书那里来?必然会与阖庐时孙武的十三篇相联系。孙武其人其事,战国前期已是兵家征引的话题。如魏惠王时代兵家《尉缭子·制谈》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是也。”[20]这个“武子”与后世“吴有孙武”是同名。继尉缭之后言孙武者多省称为孙,《韩非子·五蠹》说言兵者“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此孙、吴之名《吕氏春秋·上德篇》的“阖庐之教,孙、吴之兵”相较,当如高注:“孙、吴,孙武、吴起也。”至汉代已把孙武、吴起尊为善用兵的典范,《史记·货殖列传》引白圭经商的经验之语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也。”《汉书·刑法志》更把孙、吴用兵,同著书立说并提,说“雄杰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东汉时最有怀疑和战斗精神的王充,在《论衡·量知篇》里同样认为孙武实有其人,他说:“孙武、阖闾,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两汉既然把孙武同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伊尹、吕尚、阖庐、吴起、孙膑、商鞅并列,那么孙武就不大可是一个“未必有其人”的虚构人物。而应是战国时期人们尊崇的善用兵的真实人物孙武。这里附带指出,战国时期所说,“孙、吴”之孙,不是孙膑省称,因为《战国策》里孙膑是以实名相称,如《齐策六·燕攻齐取七十余城》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很明显,这里有意将“孙、吴”所指与“孙膑、吴起”区分开来,以免后人误解。至于“孙子”之名,本是古人美称“孙子”,在《战国策》中是与同时代的齐将田朌对举[21],不会与孙武称“孙子”相混淆,议筒本《孙膑兵法》称孙膑为“孙子”,都是与同时代的齐威王、田(陈)忌问答中的尊称,且与当时的具体事件相联系[22],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上下文一望而知,此“孙子”非吴孙子,故而孙武也必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

《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有残筒曰:“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正确理解这段筒文的关键是明、言二字,从文献可知明训成、通或发,言训为说或议,才合乎古代汉语明、言的本义[23]。道,是指思想或学说而言。那么此简可以解为形成(通行或发源)于吴越,论说于齐的孙氏军事理论,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由这段简文可以看出:一.孙氏之学源于吴越(确切讲应为吴),首倡者当为孙膑先世孙武;二.孙氏之学必有著述传于世,后世孙子才有可能阐发于齐。有学者分析“孙氏之道”应包括吴、齐两个孙子学说[24],是有道理的,但吴孙子为这一学派的开创者,故《孙子》十三篇的最原始版本可能就是这一派军事思想的源头。从汉筒本《孙子》十三篇残文与传世《孙子》相校,两者文句的差异,显示出传世《孙子》确实经过后人加工润色[25],甚至有增溢,但其主干没有大的变化,这就像《尚书·盘庚》篇一样,是商人口耳相传文献,经过周人加工写定流传至今,难免有西周时的语言痕迹。《孙子》同东周时其他子书一样,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修饰,然而基本骨架和内容未变,是我们研究孙武军事理论的依据。

既然战国时人认为孙武确有其人,又在竹简本《孙膑兵法》中得到印证,故汉代有关孙武事迹的记载应有相当的可信度,他自阖庐三年(前512年)“伐楚,拔舒,杀亡将二公子”始,即参与对楚的军事行动,且提出破郢时机尚未成熟的建议[26],在此后一系列吴伐楚的战争中,《史记》都把《左传》里记载的伍子胥向吴王提出的伐楚计谋,认定为是与孙武共同出谋划策,如《吴太伯世家》云:“九年,呈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未可入也,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悉兴师,与唐、蔡西伐楚,至於汉水。”[27]这些记载说明孙武已参与了吴王的决策,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他是因著兵法而得到吴王重用,孙武“以兵法见於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比《史记》叙述的更具体,经伍子胥“七荐孙子”于吴王,吴王才“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于是演出孙武吴宫教战的千古佳话。《史记》和《吴越春秋》对孙武见吴王的叙述可能不完全出自原始资料,但以兵法见吴王是其核心,这也正与“孙氏之道”相呼应,说明《孙子》十三篇在吴伐楚前已草成,当不会有大出入。

基于以上认识,可将阖庐伐楚实施的战略战术,同《孙子》的军事谋略对比分析,更能体现出它的时代特征。

先看疲劳楚军的战术。伍子胥是熟悉晋、楚长期交战的军人,又深知楚国执政者的恶习,遇事相互推诿,不勇于负责,但又争功心切的状况,仿效晋知武子“三分四军”疲劳楚军战法[28],创造出积极主动的“三师以肄”[29]轮番袭扰调动楚军的态势,造成“亟肄以罢之,多分以误之”的军事效果,调动楚军东奔西跑,却扑捉不到战斗目标,而吴军达到了疲劳楚军的目的。子胥这项疲劳楚军的建议,确实相当高明,非常符合吴弱楚强的军力对比实际,经过吴主动轮番袭扰楚军,清耗其实力,吴军相对可以转弱为强,为在适当时机打击楚创造条件。与伍员建议的同时,孙武对吴王立即伐楚的想法也提出先强国固本的意见,认为当时吴国“民劳,未可,待之”[30]的治国治军方略,即国内民众准备伐楚的条件尚不具备。两个人的建议相辅相成,从外内两个方面做好伐楚的准备。不仅如此,子胥这种具体的疲劳楚军办法,在《孙子》一书中是以高度理论化的面貌出现的,如《虚实篇》开头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说:“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把这些原则同阖庐实施子胥“亟肄罢之”作战的地域可以看出,“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楚师“救潜,吴师还。”楚师刚撤军,吴师又“围弦”,楚师忙“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吴军灵活机动的袭扰,楚军不得不忙于救潜,救弦,军队疲于奔命。调动楚军这种东奔西走状态,犹如孙子所说:“趋战者劳”,“故敌佚能劳之”,“安能动之”作战原则的图像画。并把这种调动疲劳敌人的作战技巧,归结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即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由此可知,子胥的“疲敌”战术和《孙子》的“劳敌”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伐楚破郢前,吴军北上西征过程中的军事谋略一环套一环,首先是选择一条阻力极小又能直捣楚腹地的行军路线。史载吴军北上又乘舟淮河西进,至淮汭弃舟与蔡师会合,穿越今信阳地区三关达汉东。这条路线是吴军连年扫荡后,楚军防守最薄弱的地带,未见与楚军遭遇的事件发生,大军顺利抵达楚腹地,可见这条行军跑线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这样的行军路线,正与《孙子》军事思想“以迂为直”的指挥艺术相契合。从地理上讲,大军自吴都(江苏省苏州市)北上、西进、南越三关,需绕行近千公里,而沿长江上溯约600公里左右至楚腹地。吴军却“以迂为直”地劳师远征,是因为早已实现“以患为利”军事目的。原楚国北线守军在吴军打击下,不仅防守松懈,而且吴的势力已深入其间,原来楚军驻屯地变为吴军前沿阵地(徐、钟离、夷、潜、六、巢、弦等),吴军自然会顺利通过且不易被发现。沿淮水西进正与《孙子·虚实》所说:“行千里而不劳者,行於无人之地也”相合。这样的西进吴军,也合于《孙子·九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实际上正是如此,西进吴师未遇楚军阻拦,故“以迂为直”的进军路线实为上策。淮汭与蔡师会合后,穿越险地更有了保障。蔡本与楚往来密切,对入楚达郢的途径和军事部署必了解。《孙子·军争》曰:“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不能得地利。”[31]蔡人是吴军最好的向导,他们熟知穿越三关的时机和鄂北地势,所以吴军得以突然出现在汉东,给楚国君臣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这样的史实,与孙子论述的《军争》思想何其相似,如出一人之策划。显然,吴军统帅部事先必有充分的军事理论作指导,才得以顺利实现远距离的奔袭。

吴、楚两军形成夹汉对峙的态势后,楚左司马戌与统帅子常议定,司马戌北上“悉方城外以毁其舟”,再塞三关堵住吴军退路;子常沿汉水西岸与吴军周旋,而后再“济汉”同司马戌师夹击吴军,可一举破吴、蔡等联军。但子常贪功心切,改变作战计划,独自“济汉而陈”,正中吴军引诱楚师的需要。把吴、楚两军行动用《孙子》思想来分析,不难看出吴军是以“能而示之不能”、“利而诱之”、“强而避之”的指挥原则后撤方式来诱使楚军东进,把本来占地利优势的楚军变为“佚而劳之”的疲惫之师[32],而后吴军回师反击,“自小别至於大别,三战”,楚师皆败北。吴军紧追不舍,“二师陈于柏举”,展开决战。这种诱导敌人错误判断战场形势,牵着敌军奔走,而后加以打击的战术,闪烁着军事家善于驾驭战场瞬息万变的军情,并能及时抓住战机置敌于死地的指挥智慧。清楚地表现出“兵,诡道也”、“兵以诈立”[33]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

夫槩在柏举请战未得吴王应允后,他遵照“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的指挥原则,“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夫槩的军事行动与《孙子传》云“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以及《九变》的“君命有所不受”指挥思想如出一辙,达到“将通於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善战水准。吴军在追击争渡清发水的楚师时,引征古语不要忙于交兵说:“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按夫槩意见作战,果然楚军又大败。夫槩所言作战方法,在《孙子》中也可找到相应的论述,如《军争》有“围师必阙,穷寇勿追”。杜牧以为吴伐楚的清发之战,夫槩所言“困兽犹斗”由此而引申;《行军》中的“半济而击之、利”的条文,同夫槩的“半济而后可击也”完全一样。这样的作战指挥艺术分别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司马固谏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未既济”指楚军未完全渡过泓水,与“半济”意思一致。《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泌之战后,晋景公在宽恕荀林父指挥失利时说:“困兽犹斗,况国相乎?”由此可见,夫槩引用的军事术语是有历史渊源的。如果再将前文论证吴、晋黄池之会,吴将均“挟经秉枹”之“经”为兵书的话,那夫槩所讲的作战原则可能也与兵书有关。

此外,在吴伐楚的整个进程中,许多方针策略的制定,其痕迹依稀见于《孙子》,如吴利用蔡、唐怨恨子常的矛盾结成三国联盟,《九地篇》便有“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子胥和孙武实践着这样的“预交”原则,他们看准唐、蔡与楚的矛盾,向吴王建议:“囊瓦者,贪而多过於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34]子胥以吴行人身份联络唐、蔡谋楚[35],实现了打通楚国北疆至其腹地道路,为伐楚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北方诸侯国也处于中立地位,使楚国被孤立起来。对楚国君臣实行反间计则是吴削弱楚军另一手段,据传实施疲劳楚军计划时,“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将击之。子常用,将去之。’荆人闻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吴人击之,遂胜之。”[36]楚王把能识破吴国战略意图的子期弃之而不用,换上贪而无能的子常为统帅,吴便大胆地实施伐楚破郢计划。这与《孙子·用间》言“因间”、“反间”等作用相类,起到削弱对手作战能力的效应。

以上吴伐楚破郢战略谋划和战术指导原则的应用,与《孙子》相关论述的比较分析,两者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军事思想联系。这种联系既是理论来源于实践表现,又是对实践强有力的指导,后者显得更为突出,可从《左传》成书年代和《孙子》与其他兵书的对比得到证实。

三《孙子》与相关文献和兵法比较

临沂汉简中与《孙子》同出的《吴问》,自身著作时代较为明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孙子》成书的可靠依据。判断《吴问》时代最关键的一段文字是:

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这段问答叙述出晋国六卿灭亡的次序,范、中行,智氏先后灭亡,结合《史记·晋世家》来看、范、中行亡于晋出公十七年(前457),智氏于晋哀公四年(前453)被韩、赵、魏所灭。据这样的史实,学者推断“《吴问》产生的时间应在范、中行、智氏灭亡之后,不然为话,作者绝不会那么准确预料到三卿的灭亡次序。”但作者对韩、赵、魏的发展趋势和晋国最终归赵氏的预言,显然与历史实际不符,“说明作者即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前376)三家最后瓜分晋公室,也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前403)三家正式建立侯国的重大历史发展。由此可知,《吴问》是在智氏亡,至赵、魏、韩三家自立为侯的五十年内撰成的。”[37]这一论断比较可信。其后又有学者强调《吴问》应“由孙武或其门人完或的。因此,《孙子》十三篇作成时代在《吴问》之前。”[38]也就是说《孙子》十三篇当作于晋智氏灭亡之前,而《孙子》军事思想被战国兵家著作征引来看,《孙子》一书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流行开来。

自宋至清对古书辩伪之风盛行,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一些学者把许多子书都审定为伪书,分辨出不少后世托古之作,不仅在澄清古书真伪上作了大量清理工作,而且也为正确认识古史扫除许多障碍。但随着地下文献的不断发现和整理刊布,对古籍的认识也应有新的视角,光守住一个“伪”字还不能完全解释古籍流传过程中的发展变化问题。上世纪楚简,秦简和汉简的出土和研究表明,许多古简的再现与流传至今的版本存在着差异,经后人整理加工的今传本,难免带有不同时代的语言特色,或衍生生出原本所无的例证等。近年发现的楚简本《老子》、《礼记·缁衣》的语言逻辑顺序和用字的同音假借等,都与传体有明显不同[39]。汉简本《尉缭子》与今传本的关系也是如此[40],传本加工润色成份明显。对于古书随时间演变而羼杂不同时代语言特点或内容增减,现在已有学者研究古籍成书时代问题发表了更料学的观点,如刘起釪的《<禹贡>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一文,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一改过去人们认定为战国时期作品的传统观点,而考订为“《禹贡》蓝本出于商朝史官之手,则《禹贡》定本就是后一种可能,是由周初史官所追记的了。”[41]有了这样对右籍的认识,可以把《孙子》同其他相关兵书进行比较,看它们之间继承和发展关系。

战国早期吴起(前412——381年)先为魏将,后相楚,战国中期已与孙武齐名,“孙、吴用兵”之法广为流传[42],适应晚期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士的地位跃升机遇增多,出现“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43]的盛况,说明《孙子》和《吴子》一样受到重视。太史公为吴起作传时说到有“吴起《兵法》”[44],《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列有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吴起兵法》一卷”,唐代还有《吴子》节选本传世[45],对于宋以后的《吴子》传本学者有“伪”书或“依托”之说[46]。《吴子》一书自战国至唐代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唐以后其书亡佚,宋代辑本中搀有非吴起时代的术语,也并不奇怪,正像《尚书》中某些篇章篡入后世整理者的语言是一样的。所以,今传本《吴子》仍有相当可信的内容。同样《尉缭子》也是如此,汉简本《尉缭子》发现后,有人考证该书与传世的几种版本的《尉缭子》“是同一内容的不同文字记录”,其书应为“梁惠王时期的尉缭的政治军事思想的记录”,又说“不论《尉缭子》一书是出自这个尉缭的手笔还是由后人记录、写定,它都应视为梁惠王时期的尉缭的著作。”[47]汉简本《孙膑兵法》学者公认是齐威王时孙膑的著作。这几种主要兵书中都征引吴《孙子》的军事思想,下面以最明显的例证作简单比较。

孙子

诸子

无所往,死且不北。《九地》

治众如治寡。《兵势》

知彼知已者,百战不殆。《谋攻》

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机,此治力者也。《军争》

客绝水而来……令半济而击之。《行军》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

行军有险阻……此伏奸之所处也。《行军》

百里而争利,则擒二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军争》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

凡举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用间》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虚实》

投之无所往,无下莫当。《吴子·治兵》

治众如治寡。《吴子·论将》

以半击倍,百战不殆。《吴子·料敌》

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食待饥。《吴子·治兵》

知若绝水,半渡而击之。《吴子·应变》

夫兵者……战胜,则所以在(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也。《孙膑兵法》

马陵道陕(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孙膑传》

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走者,军半至。《孙胜传》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鶡冠子·武灵王》

《兵法》曰:十万之师,日费千金。《尉缭子·将理》

善用兵者,先夺人而不夺於人。《尉缭子·战威》

从上表所列《孙子》和诸子兵书相关条文的简单对比看出,几种战国中期以前的兵书中,《尉缭子》直接将《孙子》称为《兵法》,而且把其中最关键词句征引来说服赵武灵王如何治国和治军,完全承袭《孙子》的军事思想。《吴子》里的许多警句也原封不动地把《孙子》的论述作为自己的军事理论,如“以近待远”的申论便是全文抄录。除这种直接引用《孙子》原文外,更多的则是稍加变换词句袭用《孙子》军事思想加以发挥,或在实际中应用,如《孙膑传》载:“马陵道狭,而且多险阻,可伏兵”的对地形分析,就是他反其意用《孙子·行军》论述地形可“伏好”的灵活运用。总之,《孙子》军事思想的精华,已被战国中期以前的军事家熟读、熟记,不仅成为衍生出他们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是他们分析判断敌情、指挥作战的理论武器。由此可以断定,战国早,中期已在中原诸侯国流传的《孙子》兵法,它的成书必早于吴起为将之前,因为诸子引用的《孙子》格言与今传本《孙子》几乎完全一样。那么它的蓝本当更早于战国早,中期的流传本。

四、小结

通过上几节论述得知,吴伐楚破郢是一次战略谋划和战术应用完备的战争,在重要的战争关节都闪烁着军事智慧的光芒。把这样一次经过充争准备而进行的战争,同《孙子》作对比研究,很自然地发现,在总结历史上战争规律的《孙子》军事理论中,可以找到与伐楚时实施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影子。我们还从《国语》、《史记》、先秦时期军事家和政治家著作中理出孙武其人、其事和《孙子》兵法的传播,战国时期是这部《兵法》在南北广为流传的时期,以至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在战争频繁时期呈现这种《孙子》现象,为追溯和确认《孙子》来源提供线索。吴起是这一线索中的重要一环,“吴起《兵法》是他在魏为将时与武侯问对的记录,而他早在文侯十六年(前409年)为将前,已“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卒以为将,攻齐,大破之。”[48]据考吴起破齐“当鲁缪公之四年”(前412年)[49]”故吴起“学兵法”必在此年之前。这里的“兵法”,注家无考证,如果与《尉缭子》中的《兵法》引文对照,当指《孙子》而言,正与《吴子》中多处征引《孙子》格言相叫应,说明吴起在五世纪末已在努力学习和应用《孙子》军事思想指导战争,而《吴语》中晋、吴黄池之会时,吴将“挟经秉枹”之“经”,前面已证明是指《孙子》而言,即前482年《孙子》已是吴军将领们必读经典。此“经”下距吴起仕鲁所读“兵法”六十年左右,《吴子》征引的《孙子》警句,又与四世纪中叶的《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书引《孙子》之文相类,都和今传本《孙子》无多大出入。如果说这期间兵家引用的《孙子》是比较完备的修订本,那前482年以前的“经”可能是孙武十三篇的蓝本,即《史记》所说孙武“以兵法见於吴王阖庐”之作。以不断发展的眼光看待《孙子》成书,并以此来认识吴伐楚破郢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措施,不管是由谁提出来或执行的,都不能说与《孙子》军事思想毫无关系。在行军路线上采取“以迂为直”的千里奔袭方式,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而在具体交战中又“能而示之不能”的诱敌策略,使楚军“佚而劳之”,“待敌之可胜”之时而击之,又运用“半济而击之”、“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作战原则,彻底击溃楚军。《孙子》的军事理论与战争实际如此契合,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必有其内在的联系。

(原刊于《孙子与吴文化研究》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1]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阖闾内传第四》,上海右籍出版社,1979年。

[2]《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3]《左传·昭公三十年》。

[4]《左传·昭公三十年》

[5]晋国史墨曾以为赵简子解梦的方式指出吴人这种战法为入郢服务,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6]《史记·吴太伯世家》

[7]《阖庐内传第四》。

[8]《左传·定公二年》。

[9]《左传·定公三年》。

[10]《史记·吴太伯世家》。

[11]《左传·定公四年》。

[12]《史记·吴太伯世家》。

[13]同11。

[14]见《中国军事通史》第二卷黄朴民著《春秋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传统说法认为“淮汭”在寿县北,距方城太远,见顾楝高的《春秋大事表·春秋舆图·淮水图》及注文,中华书局,1993年。

[15]确切地点众说纷纭,待考。

[16]有关吴楚柏举之战和吴入郢的史料,均见《左传·定公四年》。

[17]郭若愚:《从有关蔡侯的若干资料论寿县蔡侯墓蔡器的年代》、《上海博物馆集刊》1982年。

[18]齐思和:《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第26期,1939年12月,又收入齐氏《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9]李零:《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右籍整理与研究》第1期,1987年。

[20]关于尉缭子的时代,参见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郑良树:《竹筒帛书论文集·论孙子的作成时代》,中华书局1982年。

[21]《魏策三·魏惠王起境内众》。

[22]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

[23]罗琨:《孙武吴宫教战考》。

[24]李零:《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

[25](日)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新校》,白山出版社,1997年。

[26]《史记·吴太伯世家》和《伍子胥列传》。

[27]《史记·伍子胥列传》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

[28]《左传·襄公九年》

[29]肄,即《左传·文公十二年》“若使轻者肆焉”之肆,表示突然袭击而又退回的军事行动。

[30]《史记·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将“待之”引作“且徒之”。

[31]伍子胥、伯嚭虽为楚人,他们多年在外,难以掌握变化的楚军布防和地形、地势的关系。

[32]见《孙子·计篇》和《军争篇》。

[33]同上

[34]《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和《史记·吴太伯世家》。

[35]《左传·定公四年》

[36]《韩非子·内储下》又《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有类似的叙述。

[37]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9期。

[38]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论<孙子> 的作成时代》,中华书局1982年。

[39]荊门市博物馆《郭店楚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

[40]银省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文物》1977年第2、3期。

[41]见《九州》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42]《史记·货殖传·白圭传》。

[43]《韩非子·王蠹》。

[44]《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45]魏征《群书治要》。

[46]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47]何法去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

[48]《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4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仕鲁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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