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公元前506年的吴楚柏举之战，是小国战胜大国的成功战例。吴国在实施这一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是吴国君臣充分运用斗智斗勇的军事谋略取得的。日渐发展起来的吴国，欲霸中原必须打败和削弱阻碍他北上的大国楚，才能威摄北方诸侯国。然而，楚国势力已北达淮河南北，东抵吴越西部，况且又鼓力越国骚扰吴国南疆，几乎对吴形成包围态势。吴国想改变这种局促东南一隅的局面，几代人的努力都未奏效，直到吴王阖庐时期才把这一愿望变为现实。阖庐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国君，在他即位前后广揽一批能治国、懂外交、会治军、并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人才.在伍子胥、孙武、伯嚭等人的辅佐下，正确判断列国间的政治形势，采取符合实际的政治策略和军事谋略，积极主动出击解除楚对本国的威胁，在翦除那些依附楚国与吴为敌的小国和地方势力的同时，又巧妙地利用楚与附属国之间的矛盾，结成反楚联合同盟，既削弱楚在北方的影响和军事力量，又可以形成共同打击楚国的军事联盟，为吴伐楚创造了有利条件。吴国君臣在这种有利条件下，果断地以长途奔袭的作战方式，结合实际，成功地运用针对楚军的战略战术，最终在楚国腹地柏举击败其主力军，迫使楚国君臣弃城四散奔逃，而吴国君臣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实现“西破强楚，入郢”的目的，为以后北上争盟奠定基础。

一、阖庐伐楚的准备与实施

阖庐即王位后，积极筹划西伐强楚，解除北上的障碍，因而组建治国强兵的指挥中枢成为第一要务，把帮助他夺权的伍子胥举为行人，“与谋国政”，继之将楚亡臣白嚭任为大夫，“与谋国事”，又任命伍子胥举荐的孙武为将军，负责训谏军队。[1]这些富有政治军事才能的杰出人物，为吴王稳定国内政局后，便开始追杀王僚时派出伐楚未归而叛吴的公子掩馀和烛庸，才能消除巩固政权的隐患，因为他们分别逃往受楚国控制的徐（安徽省泗县）和钟吾（江苏省宿迁县）二国[2]，故“吴子使徐人执掩馀，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被安置在楚北境养地（河南省沈丘县）。亲楚的徐和钟吾放走二公子，吴王的目的落空，阖庐便施以强硬手段，派军“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引山水灌徐，于是“灭徐”[3]。吴以兵小试徐、钟吾，楚军未能奈合吴国。从此拉开了吴西破强楚的序幕。

初战告捷的阖庐踌躇满志，决意要伐楚，向伍子胥征讯伐楚的计策。针对楚国执政大臣不合，号令不统一，遇事争功或推委塞责的状况，子胥向吴王献破楚的对策，提出“若为三师以肄（肆）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 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於就乎始病。”[4]这种轮番出师，疲劳楚军的战术，必使楚军疲于奔命，抓不到战机，也摸不清吴军的攻击目标，日久便导致战斗力松懈，最终丧失对吴军的警惕性，失去应有的防守措施，从而为吴军打开深入楚腹地的通道准备了条件[5]。吴国推行子胥疲劳和误导楚军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楚及其属国，《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记载，继灭徐之后，“吴人侵楚，伐夷（徐子新封地，与养为邻），侵潜（安徽省霍山县南）、六（安徽省六安县）。楚沈尹戍帅师救潜，吴师还。楚师迁潜於南冈（霍山县北）而还。吴师围弦（河南省息县南），左司马戍、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与潜、六邻近），吴师还。”这是执行“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战的略方针，认真用“子胥之谋”，使吴军得以用较小的军事力量，灵活机动的牵着楚军东奔西跑，消耗其军事实力，属国也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中争扎。吴国正是在这样的军事行动中，分兵“拔舒（安徽省庐江县内），杀吴亡将二公子（掩徐、烛庸）”[6]，即攻克养地铲除了借助楚国待机推翻阖庐的势力，吴国的心腹之患解除。同时也使楚国东北部的军力大大削弱，为吴入楚减轻军事阻力。

在楚东部军力减弱的情况下，吴国君臣又策划调动楚军主力东进北上，相机加以重创，力图从整体上削弱楚的军事实力。恰好楚令尹囊瓦要帅师“伐吴，报潜，六之役。”[7]因势利导，吴策动“桐（安徽桐城县北）叛楚”，又通过舒鸠人（安徽舒城县地域）对楚说，“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楚伐桐），为我使无忌（不必猜忌吴的诚意）。”楚令尹果然帅师东进伐吴，把大军集结在豫章。吴军的战船也如期在豫章出现，作出伐桐的假象，实际上却“潜师于巢（与桐邻近）”待机而动，吴突然于“冬十月”攻击豫章，大败楚军。“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8]这种诱楚东进，误导军情，打击楚军的战术，正是吴人坚持的“多方以误之”的作战方略。此次吴预设作战方案的成功，不仅打击楚主力军，而且使楚又丧失巢地和守军，使楚东北部的军力更无力阻止吴军的进攻。

吴袭楚的诸多战斗，楚军节节失利，但楚国的决策者并未察觉吴的战略意图所在，故令尹子常于豫章兵败后，没有在东部增兵设防。吴军的指挥和战斗力高于楚国，然两国兵力相较，楚国仍不失为大国气势。吴要伐楚，还要看诸侯国间的形势变化，此时晋、楚两国都无力争霸，而受制于楚的蔡，唐二国因子常贪得无厌遭留楚之辱，失去心爱之物的蔡侯归国后“如晋”，以人质作抵压“请伐楚”，被婉言拒绝[9]。诸侯国间的向背变化，再加上楚为蔡贰于己而“围蔡”的军事行动后果，更促进这种向背关系发生剧变。吴国君臣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伍员和孙武献计于吴王云：“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10]吴王赞同“谋楚”[11]策略，派使谓唐、蔡曰：“楚为无道，虐杀忠良，侵食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举兵伐楚，原二君有谋。”[12]蔡侯便“以其子乾与其大夫子为质於吴。”[13]于是三国结成反楚联盟，这使楚国北疆的防守阵线又被打开更大的缺口。

楚国在吴轮番袭扰打击下，损兵折将失地，兵将已相当疲惫。吴军正当锐气上升势头，而且又与蔡、唐结成反楚联盟，自然对楚构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吴国君臣抓住有利时机，全力推进伐楚之战，就在联盟结成之后的冬十月，吴王阖庐率3万精兵北上入淮，转而溯淮西进至淮汭舍舟登陆与蔡会师，从《左传》沈尹戍云：“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来看，“淮汭”当距方城不远（在河南省黄川县西北）[14]。以蔡人为向导，阖庐弟夫概率5000锐卒为先锋，联军沿淮河向西挺进，而后南向穿越大燧、直辕、冥阨三险关，直抵汉东。楚廷得知吴、蔡联军已深入楚地，仓猝组成以子常为统帅的楚军应战来势汹汹的联军。吴军越千里而伐楚，直扑楚之腹地，执行的是迂回奔袭的作战方针，事先经过周密策，准确地掌握楚国北疆防御空虚的实况，大军才得以长驱直入，又不走漏风声，直正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原则，造成未与楚军交战已具先人夺人之势。而楚军将帅不能齐心协力抵御吴军，指挥失当，仅凭侥幸取胜的军事行动，注定要在两军相争时吃败仗。其实楚将司马戍看出吴军远道而来必求速战的意图，他向子常建议：“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燧、直辕、冥厄。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贩之。”这样的防御作战计划，意在由子常率楚军沿汉水堵住吴军过江，不与其正面交战。此计击中吴军远道而来的弱点，既切断吴、蔡的回师之路，又阻止其渡过汉水攻郢都，确实是符合当时两军对峙实况的稳妥作战计划。然而，子常争功心切，相信武城黑和史皇关于“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的挑拔之言。于是子常违背与司马戍商定的作战方案，急切“济汉而陈”。此举正中吴军消耗楚军实力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子常“济汉”欲与吴军决战，吴军边撤边战，“自小别至于大别”（山名）[15]，三战楚军皆败北，主帅欲逃跑，楚师几乎溃不成军。吴军乘势回师与楚军决战，“十一月庚午（十八日），二师陈于柏举（湖北麻城县东北）。”在这场决战和清发追击战中，夫槩根据敌军状况提出以下作战原则：“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这是先发制人。未被吴王阖庐采纳后，又坚持“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果然他“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这是他以“不待命者”而战取得胜利。吴师追击逃跑渡清发（湖北省安陆县涢水）水楚师时，夫槩说：“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吴王“从之，又败之。”这里提出“困兽犹斗”概念和“半济可击”之的战术。遵循此法，吴军取胜。此战的尾声是逃跑的“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湖北省京山县西南）。五战，及郢。”“庚辰（二十八日），吴入郢。”[16]这次战争在金文中也有迹可寻，吴王光钟铭文有“是严天之命，入城不赓”之语，其意是秉承上天之命，破郢入城。[17]该钟铸于破郢后第一年，是吴王阖庐追记伐楚破郢之战的最直接材料。与《左传》记载正相呼应。

在阖庐伐楚的整个战争进程中，实施的战略战术中，有的已提升到军事理论高度，如“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疲劳误导楚军），将领有“不待命者”而战的权利和义务，还有“半济而后可击”，“困兽犹斗”等战法，都是从深远的历史渊源中总结出的军事思想。迂回奔袭则体现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原则，“楚人为食，吴人及之”表现出不给敌军以喘吸机会的追击战术。这次战争的历史价值极其丰富，应认真从军事思想角度给以总结。

二、伐楚之战与《孙子》军事思想对比

吴伐楚的战略战术思想同《孙子》军事思想比较的前提，是其有无孙子。前辈学者曾论证“彼孙武者既不见于《春秋内外传》，又不见于一切先秦古籍，而太史公所记又羌无故实所指，则孙武之是否有其人，实一大疑问。且无论孙武必有其人，纵有之，而今之《孙子》十三篇决春秋人之书。”[18]20世纪这一观点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不断有人再申论，即使临沂汉筒中《孙子》和《孙膑》兵法同出，也有学者断言《孙子》不是孙武所作，而是“由题名作者代表的延续性的创作群体”[19]写定。换言之，持这类观点的学者，都认为《孙子》兵法与孙武无关。其实，在有关的先秦典籍和子书中是可以找到吴孙子事迹的。《国语·吴语》载吴王夫差北上与晋争长（前482年），排兵布阵时，大夫和将军都“挟经秉枹”。这个“经”，韦注“兵书也”。其说可信，因为战争中大夫和将军指挥作战，最需要的书必与军事有关，而非其他著作。这样的兵书那里来？必然会与阖庐时孙武的十三篇相联系。孙武其人其事，战国前期已是兵家征引的话题。如魏惠王时代兵家《尉缭子·制谈》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是也。”[20]这个“武子”与后世“吴有孙武”是同名。继尉缭之后言孙武者多省称为孙，《韩非子·五蠹》说言兵者“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此孙、吴之名《吕氏春秋·上德篇》的“阖庐之教，孙、吴之兵”相较，当如高注：“孙、吴，孙武、吴起也。”至汉代已把孙武、吴起尊为善用兵的典范，《史记·货殖列传》引白圭经商的经验之语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也。”《汉书·刑法志》更把孙、吴用兵，同著书立说并提，说“雄杰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东汉时最有怀疑和战斗精神的王充，在《论衡·量知篇》里同样认为孙武实有其人，他说：“孙武、阖闾，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两汉既然把孙武同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伊尹、吕尚、阖庐、吴起、孙膑、商鞅并列，那么孙武就不大可是一个“未必有其人”的虚构人物。而应是战国时期人们尊崇的善用兵的真实人物孙武。这里附带指出，战国时期所说，“孙、吴”之孙，不是孙膑省称，因为《战国策》里孙膑是以实名相称，如《齐策六·燕攻齐取七十余城》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很明显，这里有意将“孙、吴”所指与“孙膑、吴起”区分开来，以免后人误解。至于“孙子”之名，本是古人美称“孙子”，在《战国策》中是与同时代的齐将田朌对举[21]，不会与孙武称“孙子”相混淆，议筒本《孙膑兵法》称孙膑为“孙子”，都是与同时代的齐威王、田（陈）忌问答中的尊称，且与当时的具体事件相联系[22]，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上下文一望而知，此“孙子”非吴孙子，故而孙武也必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

《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有残筒曰：“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正确理解这段筒文的关键是明、言二字，从文献可知明训成、通或发，言训为说或议，才合乎古代汉语明、言的本义[23]。道，是指思想或学说而言。那么此简可以解为形成（通行或发源）于吴越，论说于齐的孙氏军事理论，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由这段简文可以看出：一.孙氏之学源于吴越（确切讲应为吴），首倡者当为孙膑先世孙武；二.孙氏之学必有著述传于世，后世孙子才有可能阐发于齐。有学者分析“孙氏之道”应包括吴、齐两个孙子学说[24]，是有道理的，但吴孙子为这一学派的开创者，故《孙子》十三篇的最原始版本可能就是这一派军事思想的源头。从汉筒本《孙子》十三篇残文与传世《孙子》相校，两者文句的差异，显示出传世《孙子》确实经过后人加工润色[25]，甚至有增溢，但其主干没有大的变化，这就像《尚书·盘庚》篇一样，是商人口耳相传文献，经过周人加工写定流传至今，难免有西周时的语言痕迹。《孙子》同东周时其他子书一样，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修饰，然而基本骨架和内容未变，是我们研究孙武军事理论的依据。

既然战国时人认为孙武确有其人，又在竹简本《孙膑兵法》中得到印证，故汉代有关孙武事迹的记载应有相当的可信度，他自阖庐三年（前512年）“伐楚，拔舒，杀亡将二公子”始，即参与对楚的军事行动，且提出破郢时机尚未成熟的建议[26]，在此后一系列吴伐楚的战争中，《史记》都把《左传》里记载的伍子胥向吴王提出的伐楚计谋，认定为是与孙武共同出谋划策，如《吴太伯世家》云：“九年，呈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未可入也，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悉兴师，与唐、蔡西伐楚，至於汉水。”[27]这些记载说明孙武已参与了吴王的决策，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他是因著兵法而得到吴王重用，孙武“以兵法见於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比《史记》叙述的更具体，经伍子胥“七荐孙子”于吴王，吴王才“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于是演出孙武吴宫教战的千古佳话。《史记》和《吴越春秋》对孙武见吴王的叙述可能不完全出自原始资料，但以兵法见吴王是其核心，这也正与“孙氏之道”相呼应，说明《孙子》十三篇在吴伐楚前已草成，当不会有大出入。

基于以上认识，可将阖庐伐楚实施的战略战术，同《孙子》的军事谋略对比分析，更能体现出它的时代特征。

先看疲劳楚军的战术。伍子胥是熟悉晋、楚长期交战的军人，又深知楚国执政者的恶习，遇事相互推诿，不勇于负责，但又争功心切的状况，仿效晋知武子“三分四军”疲劳楚军战法[28]，创造出积极主动的“三师以肄”[29]轮番袭扰调动楚军的态势，造成“亟肄以罢之，多分以误之”的军事效果，调动楚军东奔西跑，却扑捉不到战斗目标，而吴军达到了疲劳楚军的目的。子胥这项疲劳楚军的建议，确实相当高明，非常符合吴弱楚强的军力对比实际，经过吴主动轮番袭扰楚军，清耗其实力，吴军相对可以转弱为强，为在适当时机打击楚创造条件。与伍员建议的同时，孙武对吴王立即伐楚的想法也提出先强国固本的意见，认为当时吴国“民劳，未可，待之”[30]的治国治军方略，即国内民众准备伐楚的条件尚不具备。两个人的建议相辅相成，从外内两个方面做好伐楚的准备。不仅如此，子胥这种具体的疲劳楚军办法，在《孙子》一书中是以高度理论化的面貌出现的，如《虚实篇》开头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说：“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把这些原则同阖庐实施子胥“亟肄罢之”作战的地域可以看出，“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楚师“救潜，吴师还。”楚师刚撤军，吴师又“围弦”，楚师忙“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吴军灵活机动的袭扰，楚军不得不忙于救潜，救弦，军队疲于奔命。调动楚军这种东奔西走状态，犹如孙子所说：“趋战者劳”，“故敌佚能劳之”，“安能动之”作战原则的图像画。并把这种调动疲劳敌人的作战技巧，归结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即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由此可知，子胥的“疲敌”战术和《孙子》的“劳敌”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伐楚破郢前，吴军北上西征过程中的军事谋略一环套一环，首先是选择一条阻力极小又能直捣楚腹地的行军路线。史载吴军北上又乘舟淮河西进，至淮汭弃舟与蔡师会合，穿越今信阳地区三关达汉东。这条路线是吴军连年扫荡后，楚军防守最薄弱的地带，未见与楚军遭遇的事件发生，大军顺利抵达楚腹地，可见这条行军跑线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这样的行军路线，正与《孙子》军事思想“以迂为直”的指挥艺术相契合。从地理上讲，大军自吴都（江苏省苏州市）北上、西进、南越三关，需绕行近千公里，而沿长江上溯约600公里左右至楚腹地。吴军却“以迂为直”地劳师远征，是因为早已实现“以患为利”军事目的。原楚国北线守军在吴军打击下，不仅防守松懈，而且吴的势力已深入其间，原来楚军驻屯地变为吴军前沿阵地（徐、钟离、夷、潜、六、巢、弦等），吴军自然会顺利通过且不易被发现。沿淮水西进正与《孙子·虚实》所说：“行千里而不劳者，行於无人之地也”相合。这样的西进吴军，也合于《孙子·九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实际上正是如此，西进吴师未遇楚军阻拦，故“以迂为直”的进军路线实为上策。淮汭与蔡师会合后，穿越险地更有了保障。蔡本与楚往来密切，对入楚达郢的途径和军事部署必了解。《孙子·军争》曰：“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不能得地利。”[31]蔡人是吴军最好的向导，他们熟知穿越三关的时机和鄂北地势，所以吴军得以突然出现在汉东，给楚国君臣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这样的史实，与孙子论述的《军争》思想何其相似，如出一人之策划。显然，吴军统帅部事先必有充分的军事理论作指导，才得以顺利实现远距离的奔袭。

吴、楚两军形成夹汉对峙的态势后，楚左司马戌与统帅子常议定，司马戌北上“悉方城外以毁其舟”，再塞三关堵住吴军退路；子常沿汉水西岸与吴军周旋，而后再“济汉”同司马戌师夹击吴军，可一举破吴、蔡等联军。但子常贪功心切，改变作战计划，独自“济汉而陈”，正中吴军引诱楚师的需要。把吴、楚两军行动用《孙子》思想来分析，不难看出吴军是以“能而示之不能”、“利而诱之”、“强而避之”的指挥原则后撤方式来诱使楚军东进，把本来占地利优势的楚军变为“佚而劳之”的疲惫之师[32]，而后吴军回师反击，“自小别至於大别，三战”，楚师皆败北。吴军紧追不舍，“二师陈于柏举”，展开决战。这种诱导敌人错误判断战场形势，牵着敌军奔走，而后加以打击的战术，闪烁着军事家善于驾驭战场瞬息万变的军情，并能及时抓住战机置敌于死地的指挥智慧。清楚地表现出“兵，诡道也”、“兵以诈立”[33]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

夫槩在柏举请战未得吴王应允后，他遵照“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的指挥原则，“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夫槩的军事行动与《孙子传》云“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以及《九变》的“君命有所不受”指挥思想如出一辙，达到“将通於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善战水准。吴军在追击争渡清发水的楚师时，引征古语不要忙于交兵说：“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按夫槩意见作战，果然楚军又大败。夫槩所言作战方法，在《孙子》中也可找到相应的论述，如《军争》有“围师必阙，穷寇勿追”。杜牧以为吴伐楚的清发之战，夫槩所言“困兽犹斗”由此而引申；《行军》中的“半济而击之、利”的条文，同夫槩的“半济而后可击也”完全一样。这样的作战指挥艺术分别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司马固谏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未既济”指楚军未完全渡过泓水，与“半济”意思一致。《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泌之战后，晋景公在宽恕荀林父指挥失利时说：“困兽犹斗，况国相乎？”由此可见，夫槩引用的军事术语是有历史渊源的。如果再将前文论证吴、晋黄池之会，吴将均“挟经秉枹”之“经”为兵书的话，那夫槩所讲的作战原则可能也与兵书有关。

此外，在吴伐楚的整个进程中，许多方针策略的制定，其痕迹依稀见于《孙子》，如吴利用蔡、唐怨恨子常的矛盾结成三国联盟，《九地篇》便有“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子胥和孙武实践着这样的“预交”原则，他们看准唐、蔡与楚的矛盾，向吴王建议：“囊瓦者，贪而多过於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34]子胥以吴行人身份联络唐、蔡谋楚[35]，实现了打通楚国北疆至其腹地道路，为伐楚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北方诸侯国也处于中立地位，使楚国被孤立起来。对楚国君臣实行反间计则是吴削弱楚军另一手段，据传实施疲劳楚军计划时，“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将击之。子常用，将去之。’荆人闻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吴人击之，遂胜之。”[36]楚王把能识破吴国战略意图的子期弃之而不用，换上贪而无能的子常为统帅，吴便大胆地实施伐楚破郢计划。这与《孙子·用间》言“因间”、“反间”等作用相类，起到削弱对手作战能力的效应。

以上吴伐楚破郢战略谋划和战术指导原则的应用，与《孙子》相关论述的比较分析，两者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军事思想联系。这种联系既是理论来源于实践表现，又是对实践强有力的指导，后者显得更为突出，可从《左传》成书年代和《孙子》与其他兵书的对比得到证实。

三《孙子》与相关文献和兵法比较

临沂汉简中与《孙子》同出的《吴问》，自身著作时代较为明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孙子》成书的可靠依据。判断《吴问》时代最关键的一段文字是：

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这段问答叙述出晋国六卿灭亡的次序，范、中行，智氏先后灭亡，结合《史记·晋世家》来看、范、中行亡于晋出公十七年（前457），智氏于晋哀公四年（前453）被韩、赵、魏所灭。据这样的史实，学者推断“《吴问》产生的时间应在范、中行、智氏灭亡之后，不然为话，作者绝不会那么准确预料到三卿的灭亡次序。”但作者对韩、赵、魏的发展趋势和晋国最终归赵氏的预言，显然与历史实际不符，“说明作者即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前376）三家最后瓜分晋公室，也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前403）三家正式建立侯国的重大历史发展。由此可知，《吴问》是在智氏亡，至赵、魏、韩三家自立为侯的五十年内撰成的。”[37]这一论断比较可信。其后又有学者强调《吴问》应“由孙武或其门人完或的。因此，《孙子》十三篇作成时代在《吴问》之前。”[38]也就是说《孙子》十三篇当作于晋智氏灭亡之前，而《孙子》军事思想被战国兵家著作征引来看，《孙子》一书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流行开来。

自宋至清对古书辩伪之风盛行，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一些学者把许多子书都审定为伪书，分辨出不少后世托古之作，不仅在澄清古书真伪上作了大量清理工作，而且也为正确认识古史扫除许多障碍。但随着地下文献的不断发现和整理刊布，对古籍的认识也应有新的视角，光守住一个“伪”字还不能完全解释古籍流传过程中的发展变化问题。上世纪楚简，秦简和汉简的出土和研究表明，许多古简的再现与流传至今的版本存在着差异，经后人整理加工的今传本，难免带有不同时代的语言特色，或衍生生出原本所无的例证等。近年发现的楚简本《老子》、《礼记·缁衣》的语言逻辑顺序和用字的同音假借等，都与传体有明显不同[39]。汉简本《尉缭子》与今传本的关系也是如此[40]，传本加工润色成份明显。对于古书随时间演变而羼杂不同时代语言特点或内容增减，现在已有学者研究古籍成书时代问题发表了更料学的观点，如刘起釪的《<禹贡>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一文，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一改过去人们认定为战国时期作品的传统观点，而考订为“《禹贡》蓝本出于商朝史官之手，则《禹贡》定本就是后一种可能，是由周初史官所追记的了。”[41]有了这样对右籍的认识，可以把《孙子》同其他相关兵书进行比较，看它们之间继承和发展关系。

战国早期吴起（前412——381年）先为魏将，后相楚，战国中期已与孙武齐名，“孙、吴用兵”之法广为流传[42]，适应晚期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士的地位跃升机遇增多，出现“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43]的盛况，说明《孙子》和《吴子》一样受到重视。太史公为吴起作传时说到有“吴起《兵法》”[44]，《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列有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吴起兵法》一卷”，唐代还有《吴子》节选本传世[45]，对于宋以后的《吴子》传本学者有“伪”书或“依托”之说[46]。《吴子》一书自战国至唐代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唐以后其书亡佚，宋代辑本中搀有非吴起时代的术语，也并不奇怪，正像《尚书》中某些篇章篡入后世整理者的语言是一样的。所以，今传本《吴子》仍有相当可信的内容。同样《尉缭子》也是如此，汉简本《尉缭子》发现后，有人考证该书与传世的几种版本的《尉缭子》“是同一内容的不同文字记录”，其书应为“梁惠王时期的尉缭的政治军事思想的记录”，又说“不论《尉缭子》一书是出自这个尉缭的手笔还是由后人记录、写定，它都应视为梁惠王时期的尉缭的著作。”[47]汉简本《孙膑兵法》学者公认是齐威王时孙膑的著作。这几种主要兵书中都征引吴《孙子》的军事思想，下面以最明显的例证作简单比较。

从上表所列《孙子》和诸子兵书相关条文的简单对比看出，几种战国中期以前的兵书中，《尉缭子》直接将《孙子》称为《兵法》，而且把其中最关键词句征引来说服赵武灵王如何治国和治军，完全承袭《孙子》的军事思想。《吴子》里的许多警句也原封不动地把《孙子》的论述作为自己的军事理论，如“以近待远”的申论便是全文抄录。除这种直接引用《孙子》原文外，更多的则是稍加变换词句袭用《孙子》军事思想加以发挥，或在实际中应用，如《孙膑传》载：“马陵道狭，而且多险阻，可伏兵”的对地形分析，就是他反其意用《孙子·行军》论述地形可“伏好”的灵活运用。总之，《孙子》军事思想的精华，已被战国中期以前的军事家熟读、熟记，不仅成为衍生出他们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是他们分析判断敌情、指挥作战的理论武器。由此可以断定，战国早，中期已在中原诸侯国流传的《孙子》兵法，它的成书必早于吴起为将之前，因为诸子引用的《孙子》格言与今传本《孙子》几乎完全一样。那么它的蓝本当更早于战国早，中期的流传本。

四、小结

通过上几节论述得知，吴伐楚破郢是一次战略谋划和战术应用完备的战争，在重要的战争关节都闪烁着军事智慧的光芒。把这样一次经过充争准备而进行的战争，同《孙子》作对比研究，很自然地发现，在总结历史上战争规律的《孙子》军事理论中，可以找到与伐楚时实施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影子。我们还从《国语》、《史记》、先秦时期军事家和政治家著作中理出孙武其人、其事和《孙子》兵法的传播，战国时期是这部《兵法》在南北广为流传的时期，以至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在战争频繁时期呈现这种《孙子》现象，为追溯和确认《孙子》来源提供线索。吴起是这一线索中的重要一环，“吴起《兵法》是他在魏为将时与武侯问对的记录，而他早在文侯十六年（前409年）为将前，已“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卒以为将，攻齐，大破之。”[48]据考吴起破齐“当鲁缪公之四年”（前412年）[49]”故吴起“学兵法”必在此年之前。这里的“兵法”，注家无考证，如果与《尉缭子》中的《兵法》引文对照，当指《孙子》而言，正与《吴子》中多处征引《孙子》格言相叫应，说明吴起在五世纪末已在努力学习和应用《孙子》军事思想指导战争，而《吴语》中晋、吴黄池之会时，吴将“挟经秉枹”之“经”，前面已证明是指《孙子》而言，即前482年《孙子》已是吴军将领们必读经典。此“经”下距吴起仕鲁所读“兵法”六十年左右，《吴子》征引的《孙子》警句，又与四世纪中叶的《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书引《孙子》之文相类，都和今传本《孙子》无多大出入。如果说这期间兵家引用的《孙子》是比较完备的修订本，那前482年以前的“经”可能是孙武十三篇的蓝本，即《史记》所说孙武“以兵法见於吴王阖庐”之作。以不断发展的眼光看待《孙子》成书，并以此来认识吴伐楚破郢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措施，不管是由谁提出来或执行的，都不能说与《孙子》军事思想毫无关系。在行军路线上采取“以迂为直”的千里奔袭方式，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而在具体交战中又“能而示之不能”的诱敌策略，使楚军“佚而劳之”，“待敌之可胜”之时而击之，又运用“半济而击之”、“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作战原则，彻底击溃楚军。《孙子》的军事理论与战争实际如此契合，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必有其内在的联系。

(原刊于《孙子与吴文化研究》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