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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玉石人像的服饰形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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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镇豪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5-01-31 18:04:52 阅读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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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商代玉石人像雕刻，可资以了解当时的服饰形态。服饰款式、衣料质地、做工考究与否，衣饰纹样、头饰冠饰的简繁，及与之相繫联的履制，是商代服饰等级分层的基本内容。无论中原王朝，抑或林立各地的大小国族，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同衣服”倾向，当然在许多方面尚是相当粗疏简约的。“同衣服”，并非不分贵贱长幼男女，强调齐整一律，实质意义恰恰相反，是紧紧伴随着“明贵贱、序等列”的“礼”制生成过程，得以逐渐形成的一套“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的规范而呈封闭呆板色调的服饰制度。“同衣服”和“不易其俗”，是夏商服饰“礼”制系统内、外调整的两大要质。 关键词 商代 玉石人像 服饰 头饰 冠饰 说明：本文插图太多，无法在此提供，请读者谅解。 服饰者，乃人体衣着兼及人体装饰品，属于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把“布帛可衣”，列为“生民之本”[2] 的重要一项。《释名·释衣服》云：“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芘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风俗通义·愆礼》云：“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障闭也。巾，所以饰首；衣，所以蔽形。”《白虎通·衣裳》云：“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绤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甲骨文中有云：“癸丑卜， 贞，我 ……”，（《合集》14316）为依字，像人裹衣蔽形或人裹厚衣芘寒之意。大体说来，服饰有避寒暑、禦风雨、蔽形体、遮羞耻、增美饰、知礼仪、塑仪态乃至别尊卑等一系列实用功能。
服饰是一种无声的语言，陈诉着相应时代的文明程度，服饰又是一种有形的写照，不啻在直观上反映出人们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能力，而且每以人的心态、个性、意识、思想和情感的表露为其品位。
服饰因地因俗因时而異，不同时代，不同季节，不同气候，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人群，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不同阶层，有其不同的装束款式。中国古代，服饰虽有开放性的一面，但其中注入的意识，注入的观念，却常常是压抑的和内向的。《礼记·王制》强调的是“禁異服”。《周礼·地官·大司徒》倡导要用“同衣服”的风尚认同来安定万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3]，尤为历代统治者所提倡，构成中国古代服饰演进的制约力。重共性而压抑个性发挥，求精神气质而轻款式繁化，长期自然不自然地束缚着中国古代服饰开发的施展天地。封闭型而略显呆板的服饰之制，其产生的滥觞，实可上推到商代。
商代服饰已不可避免被拉入“礼”制范畴，为後世贵族服饰制度奠定了基调。《左传》昭公九年：“服以旌礼”。《管子·君臣下》：“旌之以衣服”，旧注：“衣服所以表贵贱”。明贵贱之别，序等级之分，“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4]，早在商代就已渗透于人事、神事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时过境迁，消逝的毕竟难再现，今欲了解商代人的服饰形态，好在还有当时的玉石人像雕刻品，也是最真切不过的考察实物。
一 玉石人像雕刻的服饰装束
商代玉石人像雕刻，地下考古发掘及传世品甚多，大致有跪坐、蹲居、箕踞、立式和人头像五种，可资以考察三千多年前商代人的服饰款式和貌态。
其一，跪坐像
一般作双手抚膝，两膝着地，小腿与地面齐平，臀部垫坐脚跟上。
1、1935年殷墟第12次发掘，西北岗1004和1217号大墓翻葬坑出土大理石圆雕人像之残右半身。（图9）人像“身着大领衣，衣长盖臀，右衽，腰束宽带，下身外着裙，长似过膝。胫扎裹腿，足穿翘尖之鞋。衣之领口、襟缘、下缘、袖口缘有似刺绣之花边，腰带上亦有刺绣之缘。裙似百褶，亦有绣纹。”[5]衣饰回纹、方胜纹等。为一贵族男子形象。
2、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编号为371的圆雕玉人[6]。（图1）头编一长辫，辫根在右耳後侧，上盘头顶，下绕经左耳後，辫稍回接辫根。戴一“頍”形冠，冠前有横式筒状卷饰，冠顶露髮，冠之左右有对穿小孔，靠前也有一小孔，可能为插笄固冠之用。《礼记·玉藻》云：“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郑注：“武，冠卷也。”这里说的子姓殷人之冠，或即指此类带有横筒状卷饰之冠。穿交领窄长袖衣，衣长及足踝，束宽腰带，左腰插一卷云形宽柄器，腹前悬一过膝长的条形“蔽膝”，着鞋。衣饰华丽，神态倨傲。为一贵族妇人形象。
3、妇好墓出土编号为372号圆雕玉人。（图8）头顶心梳编一短辫，垂及脑後。穿窄长袖衣，圆领稍高，衣长及小腿。衣饰蛇纹和云纹，同上例。跣足。
4．妇好墓出土编号为375圆雕猴脸玉人。（图6）头上截留短髮一周，着衣，长袖窄口，衣襟不显，後领较高，衣下缘垂及臀部，背部衣饰云纹。似着鞋。
5、妇好墓出土编号为376圆雕石人。（图14）髮式同上第2例，唯辫梢塞入右耳後辫根下。头戴一圆箍形“頍”。裸体，仅腹前悬一“蔽膝”。
6．妇好墓出土编号为377号的圆雕孔雀石妇人。（图4）脑後梳一下垂髮髻，有上下相通小孔，似插笄之饰。髮髻上又有一半圆形饰物。裸体，跣足。
7．传安阳出土圆雕玉人。（图7）造型与上举第4例圆雕玉人接近，也是猴脸，但为平顶头，裸体 [7]。
8．浮雕跪坐侧面人形玉饰。（图29）出土地不明。髮式高耸呈尖状，十分奇特，沈从文先生认为其髮可能用某种胶类胶固成型，或许是商代敌对西羌人形象，也可能是东夷人形象 [8]。这种尖状高耸髮型，亦见诸江苏吴县张陵山M5出土良渚文化时期透雕人形玉觿 。[9]（图174）不过，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蹲居人形玉饰品上也可见到。（图28）《古玉精英》著录一件商代人像玉佩，[10]（图26）浓髮高耸而向後卷，髮巅点缀小玉饰品。由此推知，把茂密的头髮高高固定成型，在中原人群中也有好之者。再者，这一件跪坐人形玉饰，上衣下裳，遍饰云纹，臀部饰一大⊕纹，也是殷墟出土玉石人像上常见纹样，所饰部位也相一致。
9．传安阳出土圆雕跪坐玉人。[11]（图3）玉人跪坐，身体前倾，双手撑地，头朝前方。短髮後梳至颈部往内卷，头顶中央至背脊臀部一线有扉棱饰品。穿紧身长袖花衣，衣长及足。着低帮平底翘头履，似革制。为中下层贵族、一般臣属或亲信近侍形象。
此外，1983一1984年四川成都方池街出土青石圆雕人像。双手交叉于身後，作被捆缚状，面部粗犷，颧高额突，尖下巴，高鼻梁，瘦长脸，大嘴。头髮由中间分开，向左右披下。身上无衣饰纹样。石志廉先生以为是商代羌人奴隶形象。[12] 近年四川省成都金沙遗址出土跪坐石人，裸体，双手反缚，“臣”字目平视。颧骨突出，阔嘴，高鼻，高鼻梁。耳垂上有穿孔。小分头髮式披向头两边翘起，脑後编一粗短辫垂至颈部。[13]（附图5） 此种人体妆束不见于中原商人，与成都方池街青石圆雕人像接近，可能为西南地区人的形象。
其二，蹲居像
《说文》段注居字条引曹宪说：“足底著地而下其（屁股）耸其膝曰蹲。”知蹲居是曲膝，脚掌着地而股不着地。这类人像一般作侧面形，曲臂于胸前，也有手置于腰部者。
10、1935年殷墟西北岗1550号大墓出土浮雕人形玉饰[14]。（图27）头戴高冠，冠顶前高後低呈斜面，冠上镂空，周边有扉棱，意在表现冠上所附装饰品。礼书称周代有玄冠、缁布冠、皮弁、爵弁四种冠饰，疑此玉人的高冠为玄冠之前身，《仪礼·士冠礼》云：“主人玄冠”，郑注：“玄冠，委貌也。”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後氏之道也。”殷之“章甫”，章者，璋也，可能以玄冠上有玉石等装饰品类为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商代兽首玉佩，[15]（图101）高冠透雕镂空，冠上玉石等装饰品意象明显，属于同一类冠。最为形象者，是1937年殷墟第15次发掘，于小屯M331出土的一件高冠人首玉雕笄头，[16]（图31）脑後髮髻如虿尾上勾，扁平冠的顶上别饰一倒立鱼龙形饰物，高高耸起，有一种华贵之气。
11、传小屯出土浮雕璜形玉人[17]。（图24）石璋如先生认为此玉人“头上戴有高冠，冠向後背，且向下卷，周边有扉棱突出。头之後脑部有向上弯曲之突出如虿尾者，可能象征髮髻。” [18] 观此冠近似上述第10例之冠，但不缕空。玉人穿长袖窄袖口衣，下着紧身裤，均饰云纹。跣足。
12、黄濬《古玉图录初集》著录一件人像玉佩[19]。（图25）也是冠向後翻卷，周边点缀一些小扉棱，後脑部髮髻如虿尾。日本林巳奈夫教授定为商代二里冈期[20]。美国Alfred Salmony《古代中国的玉雕》一书著录一商代玉鬼神面，[21]（图58）今藏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博物馆（The Sackler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頭上就是这种冠形与髮式，唯其冠比较低平，可能为皮弁之属。
13．法国布法罗科学博物馆（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藏商代浮雕人形玉饰[22]。（图15）长袖窄袖口衣，下着紧身裤，遍饰云纹，臀部有一⊕纹。曲臂，手置胸前，跣足。头髮上束成前後双髻，前髻高而向後下卷，後髻略小而突起。按髮式作前後双髻者，似为商代北方民族之贵族形象。内蒙巴林右旗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石雕蹲居人像，（图195）早有类似此种前後双髻的髮型。
14、傅熹年《古玉掇英》图13著录一殷代浮雕人形玉饰。（图13）髮型与上揭布法罗浮雕玉人同。
15、美国Alfred Salmony《古代中国的玉雕》一书著录一件商代浮雕龙噬人形玉佩[23]。（图107）人形头髮後梳呈波浪形，臀部有一⊕纹，衣着款式和纹样略同上揭布法罗浮雕玉人。
16、妇好墓出土原编号为470号浮雕人形玉饰。（图18）冠型高耸，周边有突棱，冠向後卷，身着长袖窄袖口衣，紧身裤，遍饰云纹，臀部也有一⊕纹，又戴一臂环。
17、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浮雕人形玉饰。[24]（图23）头戴华冠，冠向後卷，周边有突棱，冠型略同上例，但冠的高度比前例低，且後脑部没有上突的虿尾。衣着及纹样全同上例。
18、《古玉精英》插图11收录的一例商代浮雕玉人。（图16）其後卷式冠显得更高。
19、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两件商代浮雕玉人，[25] 其中一件华冠周边有突棱，冠前後作直角式，与上例異，紧身衣裤饰云纹，臀部也有一⊕纹（图22）。
20、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的另一件商代浮雕玉人。（图17）服饰与上例同，而其华冠比上例高出一倍左右。
21、妇好墓出土原编号为518号浮雕人形玉饰。（图19）头戴冠，冠型前高後卑，前面和上侧有扉棱，後侧平滑，冠身不透空，与上第10例稍異，疑礼书中之皮弁冠属此。《後汉书·舆服志》谓皮弁冠前高广，後卑锐，为执事者之冠。商代之“皮弁冠”，其扉棱似表示冠上有饰物。玉人衣着颇华丽，衣饰云纹。
22、妇好墓出土原编号为987号半成品浮雕人形玉饰。（图20）造形几同上例。
23、妇好墓出土原编号为357号浮雕人形玉饰。（图21）头戴帽冠，其冠型前低後高，类于《後汉书·舆服制》所说翘舞乐人戴的一种前卑後高而无饰物的革制之爵弁冠。玉人素而无饰，屈臂手指外张，似在表示某种动作，其身份恐较卑贱。
24、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藏浮雕人形玉饰，（图117）出土地不详。脑後长髮披垂到颈肩部，被加工成朝外上卷，头顶则绞成上冲短髮，束一帽箍，帽箍前方有扉棱及一环饰，带耳珥，腆胸，裸体。沈从文先生定为商代西部戎羌、东南淮夷或荆蛮男性人形象。[26]林巳奈夫先生则认为是龙山时期长江流域一带人的形象。[27]
今按，头绞上冲短髮，用箍束顶，脑後长髮披肩上卷，在龙山时期人像玉雕品中出现较多，就我们所知，有以下十件：
a、台北养德堂藏龙山阴线刻虎噬人首玉圭。（图118）
b、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龙山人面浅浮雕玉饰。（图119）
c、上海博物馆藏龙山剔地阳纹人首玉斧。（图135）
d、山西黎城後庄广志山出土龙山阴线刻人首玉戚1。[28]（图136）
e、山西黎城後庄广志山出土龙山玉戚2。（图137）抽象化的人首侧面几何形线条。
f、美国圣路易美术馆藏龙山阴线刻人首玉刀。（图138）抽象化的人首侧面几何形线条。
g、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龙山阴线刻虎噬人首玉刀。（图139）
h、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龙山阴线刻人首残玉戚。（图140）
i、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龙山透雕鹰攫人首玉佩。（图169）
j、上海博物院藏龙山透雕鹰攫人首玉佩。（图170）
从d、e两例玉戚出土地山西黎城来看，显然将这类髮型妆束的玉雕人像，与其视为龙山时期长江流域一带人的形象，不如说是北方黄河流域先民形象似更确切些。我们只要看1981年长江中游地区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图155）双耳佩环，头戴一平顶角形冠，髮式为脑後髮髻如虿尾，[29]即《诗·小雅·彼都人士》说的“卷髮如虿”，与头绞上冲短髮，用箍束顶，脑後披髮上卷，两者髮型绝不类。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的另三件石家河文化玉雕玉人头和人面玉饰，[30]（图160－162）以头戴扁平圆冠为常式，也均非上冲短髮及脑後长披髮上卷。长江流域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两件龙山圆雕玉人，[31]（图166、167）均一律作头戴扁平圆冠，可见，那才是史前长江流域先民所流行的髮型妆束。《淮南子·齐俗训》说的“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髮”，可能属于上冲短髮及脑後长髮垂披上卷妆束的文字描绘。上举（g）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龙山阴线刻虎噬人首玉刀，刀上刻有三组人像，杨美莉女士指出，其中一组“窄端器面上所刻饰之人侧面像的轮廓，随著人面的冠、额头、鼻、双唇、下颔的轮廓，凹凸起伏出现在器侧缘”，“属龙山晚期的风格”；另两组是虎与人首纹，在宽边的一组，“宽侧缘的牙，稍带规律性，然也略嫌杂乱，推测是因应其旁的虎与人首纹而起的牙饰”，琢刻时间“可能晚至商代”，而在刃侧的一组，完全是仿自宽边的一组，刻工较粗糙，“推测是更晚近之作”。[32] 值得注意者，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把周初铜刀，三十年代传出河南濬县辛村，刀背饰龙噬人首图形，龙口中露出的人头，脑後长髮披肩上卷。（附图4）再如河南信阳光山春秋时期黄君孟墓出土人首蛇身玉饰一对，分别为男女侧面形，或谓是伏羲、女娲神像，（图165）人首竟然也是上冲短髮而脑後长髮垂披上卷。这类髮型与上揭龙山人首像之间有鲜明的共性，打破历史时空，从史前经三代，直到春秋时期，时间距离如此悬隔，而髮型妆束如此相似，显示了黄河流域先民服饰文化所持传承性的一面，以及其中反映的若干民族观念意识之保守性成分。
25、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9出土浮雕人像握玉。（图110）或定为西周墓中的商代遗物。[33] 与前揭妇好墓出土470号浮雕人形相似，头戴高冠，冠向後卷，周边有突棱。
26、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9出土另一件浮雕人像握玉。（图111）臀部有一⊕纹，头戴前卑後平形似倒爵底的革制帽冠，盖爵弁冠之一类，与前揭第23例妇好墓357号浮雕人形玉饰的帽冠接近,或也可定为西周墓中的商代遗物。但应指出的是，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6出土的一批人形玉觿及人像玉饰，[34]（图110－116）虽有殷式玉雕风格，如其中玉觿人形头戴高冠是向前卷，或人目视向恰与殷式造型相反，均当属周人模仿殷玉的制品。
其三，箕踞像
《说文》段注居字引曹宪说：“著席而伸其脚于前，是曰箕踞。”股坐地上是箕踞的特征，唯殷人均作曲膝前张坐于地。
27、1929年殷墟第3次发掘，小屯大连坑出土抱腿石雕人像残块。[35]（图10）直领对襟衣，长袖窄袖口，衣饰云纹和目雷纹。腹胯间有一大兽面纹，足有履。
28、1943年传安阳四盘磨出土圆雕石人。[36]（图11）双手後支地，头上仰。戴圆箍形“頍”，直领对襟衣，衣饰云纹和目雷纹。下着分裆裤，腹胯间有一大牛面纹。足穿高帮鞋。
29、江西新淦大洋洲商代墓出土玉人。[37]（图109）头戴鸟形羽冠，冠後拖一链环。臂部及腕部戴环，着羽衣羽裤，跣足。
跪坐和蹲居是商周时代起居和社交生活中较为流行的举止俗尚，贵贱无别，由上揭玉雕人像可见，既有表现衣冠讲究、神态倨傲而穿着雍容华贵的统治阶级高级权贵与贵妇，如第1、2例跪坐像，第10、11、16、18、20例蹲居像；又有普通贵族或亲信近臣，如第3、4、8、9例跪坐像，第12、13、14、15、17、19、21、22例蹲居像；还有身份低卑、衣着粗疏甚至赤身露体的家奴或贱民，如第5、6、7例跪坐像，第24例蹲居像。
至于箕踞，在商代可能是贵族间放浪不羁的行为举止，大概一般不见于礼仪社交场合。李济先生曾称之为“是一种放肆的姿态。” [38] 沈从文先生则说这类人“身穿精美花衣，头戴花帽，如不是奴隶主本人，即是身边的弄臣或‘亡国丧邦’有所鉴戒的古人，三者都有可能作成酗酒不节、放纵享乐的形象。” [39]
其四，立像
商代立式人像大抵本之写实，夸张成分不多，有男女成人，也有孩童，包括中小贵族、平民乃至罪隶或战俘，基本属于中下层社会成员。如1996年夏山东青州高柳东水曲村出土8个商代裸体玉立人（附4），出土时装在两个方形陶盒内，每盒4个，两男两女，男性头梳长辫，盘于头顶，头戴圆箍形“頍”，[40]与上揭跪坐像第5例妇好墓376圆雕石人（图14）髪式相仿，女性则均披肩髪垂于後背，都是属于写实的。下面再举例分述。
30、传安阳殷墓出土圆雕玉立人。[41]（图30）发式高高耸起，发梢外勾，可能是用某种胶类固定成型。穿对襟华饰长袖短衣，束腰，花长裤，着花鞋，似为布帛制品。为中下层贵族或近臣亲信形象。这种以胶类固定成型的高耸发式，与后文介绍的所谓“鬼神面”的玉雕人头像，头戴雀屏式筒形高冠，似有异曲同工的构思意境。
31、传安阳殷墓出土圆雕石人立像。[42] （图12）後流落美国，先归温斯洛普（G. L. Winthrop），现藏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Fogg Art Museum，Harvard University）。头戴高巾帽蒙覆其髮，似用巾帻摞卷头部，绕积至四层高，呈前高广、後低卑、帽顶作斜面形。当如郑注《仪礼·士冠礼》所云：“未冠笄者著卷帻，頍象之所生也”，巾帻乃由额带或圆箍形“頍”衍演而出。玉人双手拱置腰前，身穿长袍，交领右衽，前襟过膝，後裾齐足，近似文献说的“深衣”。内裤稍露，足著平底无跟圆口屦。腹下悬一斧式“蔽膝”。这种“蔽膝”，若以皮革为之，可称“韍”、“韠”或“鞸”，若以锦绣为之，则一称“黻”。玉人衣素而无华，神态虔恭，当为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形象。
32、《古玉精英》收进一件圆雕立人的玉器柄，时代定为商代。[43]（图102）玉人双手拱置细腰前，双肩披格子长条巾，交迭胸前作右衽装束，下穿格子条纹长裙，腹下悬一斧式“蔽膝”。头戴布质格子条纹帽冠，齐齐罩覆额头髮际及後脑，冠顶四周有缀物固冠。这类帽冠可能类于礼书中说的“缁布冠”。《礼记·王藻》云：“缁布冠缋緌，诸侯之冠也。”郑注：“尊者饰也。”此件圆雕立人似为中上层贵族或近臣亲信形象。
33、A.Sa1mony《古代中国的玉雕》IX.2著录一商代浮雕立式玉人像。（图106）头顶左右双髻，双手拱抱腰前，作鞠躬状，穿对襟长袍，宽长袖，衣长及足，足似穿高帮鞋。
34、上海博物馆藏圆雕玉人立像。[44]（图168）时代为商代或龙山晚期。头戴扁平圆冠，双耳佩环，两手拱放腰前，赤身跣足，腹部绕弦纹三匝，似简单带类饰物。身份大概为近侍下人，或东方夷人形象。
35、1996年夏山东青州高柳东水曲村出土8个商代裸体玉立人，出土时装在两个方形陶盒内，每盒4个，两男两女，男性头梳长辫，盘于头顶，头戴圆箍形“頍”，[45]与上揭跪坐像第5例妇好墓376圆雕石人（图14）髪式相仿，女性则均披肩髪垂于后背，都是属于写实的。
36、妇好墓出土编号为373号圆雕男女合体玉人。（图2）裸体，跣足，有文身之饰。一面为男性，另一面为女性，可能为某种生命信仰观念的象征物，但当本之男女孩童的形象。头上束左右总角，丫角作蝶形，上有划线，似表现丝绳和布条束结之形。《诗·齐风·田甫》云：“总角丱兮”，毛传：“总角，聚两髦也；丱，幼稚也。”《礼记·内则》云：“男女未冠笄者，……总角，则无以笄，直结其髮，聚之为两角”，郑注：“总角，收髮结之。”总角有以朱锦束结者，如《礼记·玉藻》云：“童子之节也，……锦束髮，皆朱锦也”，孔疏：“锦束髮者，以锦为总而束髮也。”《礼记·内则》有“男角女羁，男左女右”之说，然商代未必如此，男女孩童皆可束左右总角。
37、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博物馆（The Sackler Art Museum，Harvard University）藏商代圆雕玉女立像，（图5）原系温斯洛普（Grenville L. Winthrop）馈赠品。[46]头上束髮作左右双牛角形，赤身裸体，乳房和阴户等女性性征明显，臂、腿部有文身之饰，双手被枷于腹前。似属異族女俘或罪隶。
38、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博物馆陈列温斯洛普氏馈赠之商代圆雕玉质女奴立像。[47]（图105）形制略同上例，唯髮式作左右两大髻，在头上部，裸体而无文身之饰，双手亦被枷于前。
39、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商代圆雕石质男性罪隶立像，传安阳出土。双手被桎梏。瘦长脸，尖下颌，高颧骨，粗眉大眼，蒜头鼻，大嘴，髮後梳，贴垂脑後，以頍束髮，裸体，仅腹前有蔽膝。[48]
40、60年代安阳大司空村出土一件晚商残陶人像，作站立状，腹部悬一长条形蔽膝，身上刻有“小子”二字。[49]
41、1937年殷墟第15次发掘，在小屯358号深窖中出土一批殷代陶俑，大都残碎，此举完整者四例，可分两类：一类头顶秃光，臂被缚于背後，为男性罪隶；另一类头上盘髮或束单髻，有的戴额带，臂被缚于前，双手均桎梏于拲中，是为女性罪隶。[50] 其中三例身着圆领窄长袖连袴衣，下摆垂地，腰束索。（附图1）但有二女俑，头顶收髮束单髻，浑身一丝不挂，跣足，双手被枷于前，形象近于上述第38例。这些玉、石、陶人像，再现了商代社会最低阶层的衣着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至西汉广为流行的所谓“深衣"，在商代亦已出现。《礼记·深衣》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孔疏：“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古人说的衣裳，指上衣下裳，是一种上下身不相连属的服制，新石器时代出土陶、石雕刻人像即可见到这种古老款式，深衣则比较後起。据有的学者研究，深衣的特点，是有一幅向後交掩的曲裾，便于举步又不致内裤外露。[51]上举第31例立像，右衽交领长袍，前襟短于後裾，呈曲裾式，前露出内裤胫下一部，正是比较标准的“深衣”服式，唯服此衣装者，社会身份地位并不高，主要见于中下层社会阶层。《礼记·内则》有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後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镐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看来“深衣”的出现并不太晚，只是未被列入贵人服式之列，当然也不能用于重要的祭礼场合，比起冠饰的讲究大逊一截。恐怕“深衣”是由低层社会那种缝制简单的连袴衣——如第41例男女罪隶之服——直接改进而来。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服饰至少有十二种形态以上：
一是交领右衽短衣，有华饰，衣长及臀，袖长及腕，窄袖口，配以带褶短裙，宽腰带，裹腿，翘尖鞋（第1例）。是为高级权贵衣着。
二是交领右衽素长衣，长袖，窄袖口，前襟过膝，後裾齐足。配以宽裤，宽腰带，鞋履，腹悬一斧式蔽膝，头戴高巾帽（第12例）。是为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所服。此类带後裾的交领长衣，即“深衣”的先例。
三是交领长袖有华饰大衣，衣长及足踝。配以宽腰带，上窄下宽形蔽膝，鞋履，头戴頍形冠卷（第2例）。是为高级贵妇之服。
四是肩背部披格子长条巾，交迭胸前作右衽装束，下穿格子条纹长裙，腹下悬一斧式“蔽膝”。头戴格子条纹布帽冠蒙覆其髮（第32例）。为贵族服饰。
五是直领对襟有华饰短衣，长袖，衣长及臀。配花长裤，鞋履，头带頍形冠（第28例）。是为贵族衣装。
六是对襟长袍，宽长袖，衣长及足（第33例）。为贵族衣装。
七是对襟华饰长袖短衣，束腰，花长裤，配花鞋。头髮用某种胶类固定成高高耸起型，髮梢外勾。为中下层贵族或近臣亲信形象。（第30例）
八是高後领敞襟长袖花短衣（第4例）。是为亲信贵族之衣。
九是圆领长袖花短衣。配紧身花裤，帽冠（第8、11、13、15－17、19－22例）。是为中上层贵族衣装。
十圆领窄长袖花大衣，衣长及小腿（第3、9例）。是为中下层贵族衣装。
十一是圆领细长袖连袴衣，下摆垂地，束腰索，衣式简而无华（第41例）。是为罪隶服。
十二是赤身露体或仅于腹前束一窄蔽膝，以及头部戴圆箍形“頍”，或戴一扁平圆冠。（第5例）乃贱民家奴形象。
大体说来，衣料质地和做工的考究与否，衣饰纹样的简繁，是商代等级制服饰的基本内容，而商代中上层贵族间流行窄长袖花短衣，中下层社会间的窄长袖素长衣，构成了服饰款样的等级差次，与周代所谓“王之吉服，服大裘而冕”，[52] 以宽袍大袖象征权威，恰恰截然相反。除此之外，社会身份地位或族属的不同，其服饰包括头饰髮型及冠饰的差别也是极为明显的。
二 玉石人头像的头饰髮型与冠饰
商代玉石人头像和人面像，考古出土品及传世品数量众多，有本之写实者，有变形者，有抽象写意者，也有夸张拟象者，还有人兽结合而面目怪異者等等，从中多少能揭示出当时社会人群的头饰髮型、冠饰及有关梳妆打扮的一些貌态。
头饰髮型与冠饰，内蕴着人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既有群体同好的一面，又有个性化的一面，但通常又成为各民族或各居民生活共同体内服饰生活俗尚的有形表露。
从上节述跪、蹲、箕踞、立四种玉石人像雕刻，我们已经看到了商代上流社会阶层，有的高级男性权贵，或将长髮胶固加工，做成尖状高耸髮型，上缀饰物。有的中上层贵族或近臣亲信，将头髮用某种胶类固定成高高耸起状，髮梢外勾。有的贵妇，在右耳後编一长辫，上盘头顶，绕经左耳後，辫梢回扣右耳後。此外，玉石人头像和人面雕像尚可补充另几种高级贵族头饰髮型或冠饰：
一是前揭1937年小屯M331出土的高冠人首玉雕笄头，（图31）脑後髮髻如虿尾上勾，扁平冠的顶上别饰一倒立鱼龙形饰物，高高耸起，似男性。前揭第10例西北岗1550号大墓出土浮雕人形玉饰的透雕镂空高冠，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商代兽首玉佩，[53]（图101）高冠透雕，属于同一类冠。
二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商代青玉女性人像，（图103）两鬓秀髮披肩上卷，双耳佩珥，头戴低平无篷冠，冠顶双鸟朝向中间一钮而对立，削肩裸露，女像显出袅娜娇丽之姿。
三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商代玉女像，[54]（图104）造型仿自上述故宫藏青玉女性人像，也是两鬓秀髮披肩上卷，双耳佩珥，唯冠顶双鸟则为蝶形总角，身上佩玉。
商代玉石人头像和人面像，所展示的中层社会阶层人群，有的收髮束成前後双髻，前髻大而高挺後卷，後髻略小而突起，前後照应。（图25、58、107）有的头顶编一短辫，垂至颈部。1939年殷墟出土玉人头，也为此髮型。[55] 有的头髮後梳呈波浪形，外缀饰物或罩以冠胄。（图62、107、108）有的干脆绞成短髮一周。（图37－38、47、48）有的头上收髮束成左右双髻；双髻或作蝶形，（图40、41、68，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小屯M20、M40出土的两件铜弓形器上所饰人像，[56]）或作双角形，（图34、63、84、94、附2安徽舒城金敦村出土青铜面饰）或作双柱（一称“瓶形”角）形，（图43、54、61、95、96、99、附3殷墟出土青铜盉人面形盖）或作大繯髻，（图35、42、55、56、59、60、64、69－71、78－81、86、91、92、98）等等。有的在左右双髻之间的头顶还编一短辫。（图39、50－53、66、67、77、87－89、93、97、100）至于男女孩童，一般为头上束结左右总角。
在中下层社会，商代有的家奴或平民，脑後束一下垂髮髻，上插笄，或再在髻上加一半圆形髮饰，似为女性髮型。有的男性，脑後剪髮齐颈，再加工卷曲，而头顶绞成短髮，戴一额箍。有的脑後剪髮至颈，头顶则另束一髻。有的在右耳後编一长辫，盘过头顶和左耳後，再回压于辫根。还有的干脆绞成平顶头（图32、33、37、49）。至于罪隶或異族俘虏，女性有盘髮、头顶束单髻、束左右双髻和束结左右双角等四种髮式，男性大都作光头，但也有头髮中间分开向左右披下者，还有头髮後梳贴垂脑後而以圆箍形“頍”相固者。
在耳饰方面，商代耳饰种类主要有环、玦两种，从有关玉石雕人像看，恐不是直接将耳饰像後世一样戴在耳垂穿眼中，或卡到耳垂软肉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青玉女性人像，（图103）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商代玉女像，（图104）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商代圆雕玉女头像，（图44）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男性人形玉饰，（图117）上海博物馆藏圆雕男性玉人立像，（图168）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博物馆藏商代玉神面，（图58）新淦大洋洲玉雕鬼神面，（图72）等等，所佩耳珥均不用此类佩戴法。当时的戴耳饰，或许是在帽下耳际垂下一带，与环、玦相系，或干脆束之鬓髮上。
由各类人像雕刻揭示，我们至少可得见20余种髮式，当然有的如采用胶类固定髮型之类，并非皆为商人固有，其中有可能表明社会人群构成的多元形态，但有一现象是明显的，即社会的等级结构，同样导致了髮式与冠饰以及梳妆打扮方面的等次異分。从商代的头饰看，一般总有多少不一的饰物，简单者施簪插笄，複杂者有玉冠饰、绿松石镶嵌冠饰等，均见于考古发现，大体不外两类，一类以髮为饰，另一类戴冠增饰。据《开元礼义鉴》云：“古者先韬髮而後冠帻卷梁。” [57]《释名·释首饰》云：“冠，贯也，所以贯韬髮也。”《白虎通·冠绋篇》云：“冠者，也，所以持其髮者也。”知冠的主要作用，固然有避寒暑保护头部的一面，但增添头饰髮型的完美，展示人的精神信仰、气质素养、身分尊卑与举止仪态，是更重要的一面，等级社会中的冠冕制度，实缘後者而起。从这一意义上说，冠式属于头饰的繁化，冠制则是冠式的等级礼仪规范。下面来看商代的冠制。
上节已提到，古代礼书中提到的玄冠、缁布冠、皮弁、爵弁、冠卷、頍、巾帻等七种冠饰，大体均能追溯到商代，其在玉石人像雕刻中有所揭示。
玄冠，以玄色帛为冠衣，《仪礼·士冠礼》谓夏称“毋追”，殷称“章甫”，周称“委貌”，三代異名。商代时以丝、麻、革、葛何种质料做冠衣，今已难悉，所知者，冠上当缀有华饰。商代的“章甫”冠，是一种前高後低，顶作斜面的高冠，玉雕形象或作透空而周边有扉棱（图16－18、22－24、27、110、112，见前第10、11、16－20、25例），推知其冠当遍缀玉、石之类饰品。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出土早夏时期残器盖线形“鬼神面”（图180），[58] 头顶的装饰纹样，似也在表现冠上华饰的意匠。戴此冠者是高级权贵一类人物。
缁布冠，顾名思义，是以黑色布为之。《礼记·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齐则缁之。”《仪礼·士冠礼》云：“缁布冠缺项青组”，郑注：“缺读如有頍者弁之頍，缁布冠无笄者，著頍围髮际结项中，隅为四缀以固冠也，项中有亦由固頍为之耳。”商代人形玉雕有一种布质帽冠，齐齐罩覆额头髮际及後脑，冠顶四周有缀物固冠，疑即缁布冠的前身（图102，见前第32例）。戴此冠者，为中上层贵族或近臣亲信。
皮弁，以皮革为冠衣，冠上当有饰物。《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杜注：“弁以鹿子皮为之。”可参考。文献说的皮弁冠，前高後卑，与用皂绢所制的委貌冠形制接近。商代玉雕有一种前高後卑，冠前冠顶有扉棱的中高冠，外形接近上一种冠，冠者身份也是贵族或近臣亲信，唯冠後平滑（图19、20、58、85、108，见前第21、22例），可能为皮弁之属。
爵弁，郑注《士冠礼》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头。”《白虎通·冠绋篇》则谓“其色如爵。”《春秋公羊传》宣公元年“弁冕”，汉代何休解诂云：“所谓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仪礼·士冠礼》和《礼记·郊特牲》均谓“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释名·释首饰》云：“冔，亦殷冠名也，冔，幠也，幠之言覆，言以覆首也。”所谓“殷冔”，可能就是指这类前卑後高而无饰物的革制帽冠，为後来爵弁冠之初形。商代玉雕有一种家臣贱奴戴的前低後高冠，革制，冠顶作圜形，颇似倒爵之圜底（图21、111，见前第23、26例），当属这一类冠。
冠卷，《礼记·玉藻》云：“镐冠玄武，子姓之冠也。”郑注：“武，冠卷也。”同篇又云：“居冠属武”，郑注：“著冠于武。” 唐贾公彦《仪礼疏》卷四十一云：“冠卷以冠前后皆缝著于武。”江永《乡党图考·冠考》云：“冠以梁得名，冠圈谓之武，梁属于武。”知此种冠饰包括冠和“武”两部分，“武”指冠上的卷状饰件。妇好墓圆雕玉人（图1，见前第2例），为贵妇形象，头戴一圆箍形冠，冠前端横饰一卷筒形饰物，当即文献所称之“武”。“居冠属武”，意谓冠前加一卷状饰物，由此玉人冠饰可以确知。旧注谓“著冠于武”，视“武”为围于髮际之一圈，实因不明其冠饰致误，应该乙正为“著武于冠”。
頍，源起额带，以布或革条箍于髮际，是束髮的一种形式，《诗·小雅·頍弁》云：“有頍者弁，实维在首。”《说文》云：“頍，举头也。”段玉裁注：“举头曰頍，故载弁曰頍。”頍在史前时期已经很流行（见前第24例）。史前之頍有的已非临时用布革围箍于额髮际，而是制成扁平圆箍帽形式，有的还在结处缀以玉石类饰物，如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出土地石家河文化时期三件人面玉饰(图160－162)，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两件龙山时期玉人（图166、167），天津艺术博物馆藏藏龙山透雕鹰攫人首玉佩 [59]（图171），江苏崑山市赵陵山M77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人形玉饰（图172），甚至连浙江余杭瑶山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牌饰中的人头形（图176）、余杭反山出土的良渚神人兽面玉饰（图178）、玉钺（图173）及玉冠饰（图177），都多少能够看到这类由頍演变来的扁平圆箍形帽。另外有的扁平额箍前端还有制作成角形者，可见诸上海博物馆藏龙山玉雕“鬼神面”（图15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龙山“鬼神面”玉饰（图158），《古玉掇英》插图2之1收录的一件龙山兽面玉饰(图159)，上海博物馆藏良渚玉冠状饰上的人形(图175)，等等。
頍至商代仍相当流行。戴頍者，有贵族（图11、46），也有一般贱民（图14、117，见前第5、24、31例）。頍是额箍，通常缺顶，但商代“頍”同如龙山时期也往往制成扁平冠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商代圆雕玉人[60]（图82），以及传安阳四盘磨村出土的殷商圆雕石人像，戴的就是这种“頍”形冠（图11，见前第28例）。因“頍”在当时社会广泛流行，故形制变化也颇为繁多。有的高级贵族有在“頍”冠的顶上别饰一倒立鱼龙形饰物，高高耸起，前述1937年小屯M331出土的玉雕高冠人首笄头，人首戴的就是这种豪华型“頍”形冠（图31）。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青玉贵族女子头像，“頍”冠顶上还别缀相向双立鸟饰（图103）。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商代玉女像，“頍”箍的头顶束蝶形总角（图104）。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商代圆雕人头像，双耳佩珥，“頍”形冠正前方结处缀有玉石类饰物 [61]（图44）。藁城台西M85出土商代人面玉饰，扁平额箍前端为角形 [62]（图45）。这五式当均为“頍”的改变形。
巾帻，似亦由“頍”演衍而来。《急就篇》云：“巾者，一幅之巾，所以裹头也。”《方言》云：“复结谓之帻巾。”《仪礼·士冠礼》郑注：“未冠笄者著卷帻，頍象之所生也。”頍与巾帻的区别，頍为额箍，而巾帻是以巾裹摞头上，可做成各种帽式。商代的巾帻已知者有两类：一类为高巾帽，在头上卷帻至四层高，前高广，後低卑，帽顶呈自前向後倾斜形，为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所戴帽式（图12，见前第31例）。《後汉书·舆服志》谈到一种诸侯大夫行礼时戴的“委貌冠”，冠型前高广，後卑锐，以皂绢为之。殆与这类高巾帽有渊源关係。另一类为覆罩式布质帽冠，齐齐罩覆头顶及後脑，冠顶四周有缀物相固，疑后世缁布冠是由此演变而来（图102，见前第32例）。
长江中游南方地区的商代方国贵族有戴一种鸟形羽冠，冠後有链环（图109，见前29例）。
除此之外，殷墟甲骨文中有称作“胄”（《合集》36492）的武冠，字形象胄顶有缨饰。《说文》云：“胄，兜鍪也。”清段玉裁注：“兜鍪，首铠也。按古谓之胄，汉谓之兜鍪，今谓之盔。”胄，是军事交战时用来保护头部的特殊帽冠，又称“兜鍪”，今俗称头盔。胄非常人所冠，十分沉重，有达二、三公斤者，属于战斗御体装备。西北冈1004号大墓南墓道曾出土大量青铜胄，总数约在140顶以上，形制有6至7种。传世品中也有出于安阳的一件青铜胄。[63] 1978年山西柳林高红一座商代武士墓中，也发现一顶青铜胄，胄顶有钮可作系缨之用。[64] 1989年江西新淦大洋洲商墓，也出有一顶青铜胄，顶部一圆管用来插缨饰。[65]胄非常人所冠，十分沉重，有达二、三公斤者，属于战斗御体装备。除青铜胄外，殷墟西北冈1001号大墓东侧一殉葬坑M2124出土有一顶皮胄，唯形制已不详，两侧残留有铜圆片饰品。[66]
狭义的冠饰是指各种品类缀饰的冠帽，广义的冠饰因冠始初在于“持其髮”，故有关头饰髮型自在其列，此点对于全面了解商代冠制不可忽视。事实上，头饰髮型与冠饰是有机联系的两个方面。石璋如先生《殷代头饰举例》一文，从上千座殷墓发掘材料中，揭出13种较为典型的头饰，他名之为椎髻饰、额箍饰、髻箍饰、双髻饰、多笄饰、玉冠饰、编石饰、雀屏冠饰、编珠鹰鱼饰、织贝鱼尾饰、耳饰、鬓饰、髻饰等，其中不少是与冠饰相关的。如所谓“雀屏冠饰”，指冠上插许多各种各样的笄，如同孔雀开屏一样。西北岗1550号大墓内一具殉葬人额际，有百余枝骨笄呈扇形排开，笄群下的人头左上方横置一剑形小玉器，头顶偏右又横置一玉笄，脑後部位有一堆绿松石，颈部一侧有一玉兔饰品，他推测该人原戴着一顶华冠，冠身遍缀玉石饰物，冠顶前方满插笄丛。受石先生的启发，我搜集到类似的现象又有以下数墓：
1、1937年殷墟15次发掘，小屯331号一座三套觚爵等列的中等权贵墓内，墓主头部有玉笄26枚，与玉鱼等14件玉饰品聚列一起。[67]
2、殷墟妇好墓中，有28枚玉笄集中出自棺内北端。
3、1977年小屯发掘的一座18号出五套觚爵等列的上层贵显墓，墓主头上方有骨笄25枚、玉笄2枚，呈扇形排列叠压，其中玉笄1枚居中，1枚置于偏右侧，笄丛尖头均朝人头，夔龙形笄头整体顺放，墓主头部还布满极小的绿松石片饰。[68]
4、河北藁城台西遗址102号墓内一女性殉葬人，头部有骨笄丛17枚。[69]
统而观之，所谓“雀屏冠饰”，形制相当繁复，冠型高耸，如小屯18号墓的一顶，至少高26厘米，上部张开宽幅近半米，结构複杂，大都以笄群和众多玉饰品相组合，且玉类饰品居于显位，大概可用文献中屡屡提到的殷人“章甫冠”相名之。戴此冠者，均为中上层贵族人士。藁城台西遗址所见，可能是为某权贵的妻妾一类人物。殷墟1550号王陵内的殉葬人，因伴出大量玉石饰品和青铜礼器3件，生前身份也必不低。
此类“雀屏冠饰”，可结合一类所谓“鬼神面”的玉雕人头像来加以考察。这类玉雕“鬼神面”，差不多均有齐整的冠饰、满口露出牙齿或上下左右两对獠牙，两鬓或脑後有大大的髮髻如虿尾上勾。而其冠饰，又可分为二式：
第一式是戴着高高耸起的扇形华饰之冠，据我所知，有以下属龙山文化时期者三件：
1．A. Salmony《古代中国的玉雕》P1．XXXI：2、3 （图143）和Pl．XXXll：4（图144）著录的两件龙山“鬼神面”，前者今藏美国史密森宁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玉人面部怪诞，口有獠牙，双耳佩环，头戴雀屏式筒形高冠，冠顶呈扇形张开，上有平行直线条纹，可能指笄丛，也可能指插羽。後者今藏美国赛克勒美术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70] 冠顶所插长羽分作左右两侧翼张的羽丛，中间似另有饰物。
2．《古代中国的玉雕》P1．XXXI：5又著录一件龙山“鬼神面”玉柄形饰，较大的鼻子，大獠牙，头上也戴羽丛高冠。（图120）。
属商代者有四件：
1．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安阳殷墟出土商代“鬼神面”, [71] “臣”字目,无珥饰，头两侧发髻如虿尾上勾，高羽冠，面部不作獠牙形，口鼻造型有向几何线条演变的趋势，貌态与藁城台西M85出土人面玉饰类似。
2.《中国玉器大全》著录的“鬼神面”（图75）
3.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考古资料晚商“鬼神面”，也为类似的羽冠饰[72]（图74）。
4．江西新淦大洋洲晚商大墓中发现高冠“鬼神面”一件，为考古发掘出土品，也是口有獠牙，珥饰挂在双耳下，头两侧发髻如虿尾上勾，高筒形冠顶竖刻阳线11组，形似羽翼外张 [73]（图72）。
应注意者，这类“鬼神面”的玉雕人头像，眼睛往往正面雕凿成“臣”字目，反面则为圆眼重瞳。圆眼重瞳颇与传说所言舜的形象相合，如《竹书纪年》云：“帝舜有虞氏……目重瞳子，故名重華”。《论衡·骨相篇》云：“舜目重瞳禹耳三漏”。《尚书大传》曰“舜目四瞳子”。此外，“鬼神面”还有抽象化而成线形结构者五件，如台湾故宫博物院藏龙山玉圭（图131），美国赛克勒美术博物馆藏龙山玉斧（图141），山东省日照两城镇出土龙山玉圭（图126），香港关善明藏龙山镂空雕玉圭（图125），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出土早夏时期残器盖线形“鬼神面”装饰纹样（图180），[74]其高冠“鬼神面”大抵皆从高冠“鬼神面”演化而来。
第二式是戴着扁平“頍”形冠或扁平角形冠的玉雕“鬼神面”，有以下属龙山文化时期者十八件：
1－2．美国史密森宁研究院藏有两件。（图142、146）
3．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一件。（图145）
4．美国芝加哥美术研究所藏一件。（图148）
5．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鬼神面”玉圭一件。（图122）
6－7．美国赛克勒美术博物馆藏二件，其中一件为抽象化的“鬼神面”。（图153、151）
8．美国福格美术馆藏一件。（图156）
9．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一件。（图147）
10．Elizsbeth Chilas-Johnson著录一件。[75]（图149）
11．吴桐渊旧藏一件。（图154）
12．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馆藏一件。（图157）
13．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图158）
14．A. Salmony《古代中国的玉雕》著录一件。（图150）
15．《古玉精英》著录一件。（图152）
16．《古玉掇英》收录一件。（图159）
17．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一件。（图155）
18.山西襄汾陶寺遗址M22墓葬出土龙山文化晚期玉佩饰。[76]
属商代者有三件：
1．山东滕县前掌大M3出土“鬼神面”玉饰一件（图78）；
2．A. Salmony《古代中国的玉雕》著录一件，为“鬼神面”侧面形（图58）；
3．河南文物商店藏玉雕“鬼神面”一件，其冠饰介于第一式与第二式之间，冠顶有勾形饰物（图83）。
属西周初者一件：
1985年陕西沣西M17西周早期墓出土玉雕“鬼神面”（图73）。
此外，扁平“頍”形冠或扁平角形冠的玉雕“鬼神面”，也有抽象化成线形结构者，如图121、123、129、130、132、133、134七件龙山玉圭，以及江苏溧阳洋渚出土良渚文化玉圭，[77]（图128），其装饰纹样大抵皆从扁平“頍”形冠或扁平角形冠“鬼神面”演化而来。
日本林巳奈夫先生曾认为此类“鬼神面”是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史前器物，流行范围则北伸入苏北及山东南部。[78] 张长寿先生则据沣西西周早期墓所出一件同类“鬼神面”玉雕，认为年代确定不能像以往说的那么早。[79] 今从上揭有确切考古文化地点的出土品来看，史前至商代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山东、河南及山西南部地区。
有必要指出的是，上揭两式有齐整的冠饰、满口露出牙齿或上下左右两对獠牙及两鬓或脑後有大大的髮髻如虿尾的玉雕“鬼神面”，流行时代上起史前，下到商周，前後沿演一千多年，时空距离悬隔久远，与上节第24例所述头绞上冲短髮、用箍束顶及脑後披髮上卷的展示北方黄河流域先民形象的玉雕人像，从史前至商周自然而然构成南北两个分野。但必须看到，两者之间基本不存在排斥现象，相反其间互相磨合、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却很早就已出现，最明显的如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馆藏龙山玉斧，柄端是一组上冲短髮、用箍束顶及脑後披髮上卷的黄河流域先民雕像，前刃部是一组代表长江中下游先民所好的“鬼神面”，恰展示了两者撞接融会的生动写照（图135）。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鬼神面”玉佩，很可能是从外地传入。且不论“鬼神像”的勾勒到底出于何种观念，然两式头饰髮型和冠饰均当本之现实生活。今据1989年山东临胊朱封M202龙山文化墓葬发掘资料，墓主头侧有一组冠饰，原冠身当遍缀绿松石小薄片，计有980多片，冠顶插有一簪饰，通长23厘米，簪首玉质乳白色，形似扇面，镂空透雕变形蟠螭纹，其间嵌有小圆绿松石，另又有玉笄1枚，笄头浮雕人面像3个，似作固冠之用。[80] 由此推测，山东龙山文化的这类插扇形簪首的玉石饰华冠，恐怕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笄丛和玉类饰品为主的“雀屏冠饰”有较直接的交合关係，长江中下游地区有齐整的冠饰的玉雕“鬼神面”，恐怕也较多地吸收了江淮流域东部地区史前文化的因素，同时又多少与中原文化保持着双向互补活力，以及其中所渗透的中原大国服饰制度对周边地区的整体影响。
《礼记·王制》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異风殊俗，服饰異宜。据各地出土玉石人像雕刻等有关考古发现材料，显然商代也存在着“服饰異宜”的地缘性或族群性质的差别。“服饰異宜”的多元状态，与服饰的等级差次，是中原商王朝与“四土”及周边的服饰总观，但细析之，各方却自有其“同衣服”的倾向。所谓“同衣服”，并非不分贵贱长幼男女，强调齐整一律，实质意义恰恰相反，是紧紧伴随着“明贵贱、序等列”的“礼”制生成过程，得以逐渐形成的一套“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的规范而呈封闭呆板色调的服饰制度。有迹象表明，在商代，无论中原王朝，抑或林立各地的大小国族，都已程度不等地确立了这类意义的“同衣服”之制，当然在许多方面尚是相当粗疏简约的。“同衣服”和“不易其俗”，是商代服饰系统内、外调整的两大要质。应该指出，商王朝对于等级制“同衣服”系列的确立和完善，无疑比周边地区方国族落超前一截，但这一阶段还均未发展成利用族类间服饰差别进行排他的異端。《礼记·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或许可借用来说明商代服饰地缘形态和中原大国服饰制度对周围地区的全方位渗透。
要之，商代社会中的头饰髮型和冠饰，构成当时服饰仪态的重要环节。低层社会成员，条件所限，大抵以髮为饰，饰品平平，俗风因循而格调寻常。中上层社会阶层，好戴冠增饰，冠式繁出，饰品等次有差，率厥旧章而推陈翻新，复内抑于礼。依冠饰以序等列，建制度以旌其仪，後世作为等级制服饰中枢的冠冕之制，在殷商时期已规度初显，其章其式，可稽而窥。
三 商代的履制
古人称鞋为履。《说文》云：“履，足所依也。”《小尔雅》云：“在足谓之履。”履是足衣，也即今人说的鞋。履又有许多異称，《说文》中有：
屦，履也。一曰鞮也。
屝，履也。
鞮，革履也。（《玉篇》谓：“鞮，单履也。”《急就篇》颜注：“鞮，薄革小履也。”）
诸如此类，不备列，这里举出的履、屦、屝、鞮四种，主要因见于下文所述商代以前古文物。它们同是一物之别名，若按清桂馥的说法，“履者，足践之通称。”
履的产生，是对跣足行走原始生活习性的一种进步。履有御寒暑和护足的实际功能。《诗·魏风·葛屦》云：“纠纠葛屦，可以履霜。”进入文明社会，履成为一项关及形象仪态的社交标志，并演成一种“礼”教文化范畴和等级制服饰系统的要素。故《释名·释衣服》有云：“履，礼也，饰足所以为礼也。”
履既然在古代有各种異称，除了有地缘人群各自习惯称法上的原因外，履制的不同当是主要的。《世本》云：“于则作屝履。”宋衷注：“于则，黄帝臣，草履曰屝，麻皮曰履。”其在《字书》则说：“草曰屝，麻曰屦，皮曰履，黄帝臣于则造。”《仪礼·士冠礼》云：“夏用葛，冬皮屦可也。”《方言》又立一说：“丝作者谓之履，麻作者谓之屝。”由此看来，古代鞋的质料，履有麻、皮革、丝帛作之者，屦有麻、葛、皮革作之者，屝有草、麻作之者。大凡说去，履的制工精，而屦、屝无疑粗些。《左传》僖公四年：“共其资粮屝屦”，注谓：“屝、屦，皆古之粗履。”
言黄帝臣于则发明履，无非是一种托古。今所知者，新石器时代已有之。甘肃玉门出土一件立式人形彩陶罐，[81]双足着翘头鞋，相当肥厚，类似今所见胖靴，显然已非初制。
商代履制颇见规度，前揭商代跪、蹲、箕踞、立等玉石陶人像雕塑中已经可得一窥。首先应看到，这些人像雕刻，着履者约占总数20％左右，可知当时许多人尚未脱却跣足的生活古习。跣足者中，有高级权贵，有普通贵族或亲信近侍，也有平民和罪隶，尤以第三类人差不多均作跣足形象，反映了在古习相沿中，已注入了社会贫富有分的经济因素。富者跣足，固因之习惯偏好，贫贱者无履，恐亦由生活所迫。
其次来看商代履制。
商代高级权贵好以皮革或布帛裹腿，足着翘尖鞋。此种形象见诸西北冈M1217大理石圆雕人像，（图9，见前述第1例）翘尖鞋的款式厚而不肥，平底，高帮，圆口，不用系带，颇如《古今注》所云：“履者，屦之不带者也。”从其外表挺括坚实而十分合脚看，似属一种单层革履，用《说文》中的一个现成名词，可称为鞮。鞮有作翘头者，如《说文》云：“，角，鞮属。”就是指鞮上翘的履头，《广韵》：“，履头。”《广雅》则称之为“角履”。
山西柳林高红一商代贵族武士墓，除出有铜胄及一批青铜兵器外，又发现铜靴一只，靴尖上翘，平底无跟，靴底横纹11道，帮为高长统，脚面两边各有直纹8道，高统近脚弯处有4道弦纹，靴筒口缘下一边有一圆穿，另一边有半月形穿。[82] 靴为窄瘦型，制作精致，当亦为鞮之一型。此铜靴高6.3，靴筒口径1.3，脚长4.1，宽1.1厘米，重50克。显然非实用品，乃是仿自实际生活中的鞮或角履，然革制的意味是十分浓烈的。前揭第9例圆雕跪坐玉人（图30），为中下层贵族、一般臣属或亲信近侍形象，着低帮平底翘头履，似革制。可见商代高级权贵和各地的贵显或贵族武士，广为流行穿革制之鞮，鞮有高帮、高统之分，均为平底无跟，履头上翘，穿之而显出一股练达英爽气概。
但商代高级贵妇好穿平头高帮履，亦无系带，圆履口，平底无跟。妇好墓所出圆雕跪坐贵妇玉人像（图1，见前第2例），穿的就是这种履，履形鼓满，鞋帮面上饰有圆环纹样，疑为丝履，也可能是以麻类织物衬里，外罩丝帛，宜于暖足而增雍容富态。这种鞋面鼓满的平底高帮丝履，亦见诸殷墟小屯大连坑与四盘磨所出大理石圆雕箕踞人像（图10、11，见前述第27、28例）以及《古代中国的玉雕》IX.2著录的商代浮雕立式玉人像，大致身份为上层贵族（图106，见前述第33例），其中四盘磨箕踞人像丝履的鞋帮上饰有圆环内带十字交花纹。
商代中下层贵族或近臣亲信，有穿对襟华饰长袖短衣，束腰，花长裤，着花鞋，似为布帛制品，不妨以後世的“软履”称之（图3，见前述第30例）。
商代中下层贵族或亲信近侍包括一般臣属，还有穿素面鞋者，如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安阳殷墓出土圆雕立式玉人，及妇好墓所出圆雕猴脸跪坐玉人均是（图12、6，见前述第31、4例）。鞋作高帮，平底无跟，圆鞋口，比较合脚，鞋面鼓形逊于上述丝履，素而无华，疑指麻、葛制品，或即文献所称“麻屦”、“葛屦”。
商代还有一类粗屦，见于中下层社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在一座烧陶窑址紧挨的灰坑中，发现一只鞋底的中段，形状与现在的草鞋相似，束腰，系用四经一纬绳子穿编而成，绳子用两股线拧成，经线粗0.5厘米，纬线剖面为椭圆形，直径0.5～0.7厘米。鞋底的编法是以经绳一上一下压纬绳，周而复始，层层抵紧，与今日民间的“草鞋”雷同。据北京造纸研究所检测，样品已碳化，用各种方法处理均分散不开，只有在光学显微镜下直接分散，其纤维较粗，视野中无禾草类杂细胞，均为纤维状纤维，鉴定为韧皮类纤维，属树皮的可能性较大。[83]这只宽约9.4厘米的粗屦，尺幅与成人脚宽相一致，是目前所见唯一商代鞋的实物。据《方言》云：“屝，粗屦也”，凡麻类、树皮类、草类制成的粗屦，古代常称之为屝。这只粗屦可定名为屝。另据《释名》云：“草屦曰屝”，“屝，草屦也”；《说文解字义证》谓：“屩有耳有鼻”；今之草鞋也是以耳、鼻穿系脚上。孟庄出土的这只粗履，形同今之草鞋，穿着法当亦同，则其命名既可称屝，又可称为屩。
在周代金文中恒见一种贵族穿的“赤舄”（《师虎簋铭》），是双重底鞋。《释名》谓：“复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礼久立地或泥湿，故复其末下使干腊也。”《古今注·舆服》云：“舄以木置履下，干腊不畏泥湿也。”《九年卫鼎铭》有云:“舄踊皮二。"可知舄是干腊皮底再下安木底的长统履，能用于湿地行走，以其涂染红色，故称“赤舄”。殷墟甲骨文中有一地名字作 （《甲》3867），从止从隹，严一萍先生谓金文舄字与之形似，可释舄若鹊，後借为履舄义。[84] 不过，商代是否有履下安木底注腊的双底履，因无明证，不敢遽信。
商代的履制大致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高级权贵、各地贵显或高级武士，所穿为皮革制高帮平底翘头鞮，或高统平底翘头鞮，也可称作角履。
第二层次为上层贵族集团成员或贵妇，所穿有高帮平底丝履。
第三层次为中下层贵族、一般臣属或亲信近侍，所穿有麻屦、葛屦，款式亦为高帮平底。也有穿革制低帮平底翘头鞮者，或布帛制品的“软履”式花鞋。
第四层次属中下层社会，所穿粗屦是用草、麻、树皮制之，类似今日民间之草鞋，式样简单，仅做一鞋底，其上用绳纽系于脚上，可称为屝，也可称为屩。
总之，商代在沿习跣足的同时，作为一种时代进步形态的鞋履之用，也已得到相应推广，特别是在中上层社会更为明显，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与等级制服饰紧相联系的履制。
[1][返回] 此文为2001年9月18－21日出席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举办“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宣讲论文。
[2][返回]《汉书·食货志》。
[3][返回]《礼记·缁衣》。
[4][返回]《後汉书·舆服志》。
[5][返回]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第一ΟΟ四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41页，又图19，图版叁柒、叁玖：1。
[6][返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下引不再另注）。
[7][返回] Alfred Salmony：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 Berke1ey，1938，p1．IX:6。又陈志达：《殷代王室玉器与玉石人物雕像》，《文物》1982年第12期，85页，图二。
[8][返回]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5页，又插图四：8。
[9][返回] 《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203
[10][返回] 傅忠谟：《古玉精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插图11左上。
[11][返回] Elizsbeth Chilas-Johnson：Enduring Art of Jade Age China: Chinese Jades of Late Neolithic Through Han Periods, Throckmorton Fine Art, New York, 2001,p.65.
[12][返回] 石志廉：《商石雕羌人像》，《中国文物报》1989年8月11日。
[13][返回] 朱章义、张擎、王芳：《金沙：闪耀古蜀国珍宝的辉煌》，《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19日。
[14][返回] 李济：《跪坐蹲居与箕踞》，收入《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五。又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8本下，1957年，图版叁：3。又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2页，图一：中右。
[15][返回]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玉器全集》卷2，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图192。
[16][返回] 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图版拾肆：1。又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5页，插图二：1。
[17][返回] 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香港亚洲石印局，1952年，图初一：07、08。又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2页：中左。
[18][返回] 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第635页，又图版拾伍。
[19][返回] 又著录于傅忠谟：《古玉精英》，图9。
[20][返回] 林巳奈夫：：《中国古玉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91年，第375页。
[21][返回] Alfred Salmony：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PI.XXXII：3.
[22][返回] 引自林巳奈夫：《殷周の“天”神》，《古史春秋》第6号，1989年，图13。
[23][返回] Alfred Salmony：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PI.XX：3.
[24][返回]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玉器全集》卷2，图版177。又石志廉：《商代人形玉佩饰》，《文物》1960年第2期。
[25][返回] Doris J.Dohrenwend：chinese Jades in the RoyaI Ontario Museum，1971，P.53.
[26][返回]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5页，又插图四：7。
[27][返回] 前引林巳奈夫：《殷周の“天”神》。
[28][返回] 夏路、刘永生主编：《山西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华》，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图496、497。
[29][返回] 《中国文物精华（1992）》，图版57，又图版说明236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30][返回] 《国之瑰宝——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朝花出版社，1999年，图版56。又邓聪主编：《东亚玉器》III，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图104
[31][返回] 《中国文物精华（1993）》，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42。宿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92页。
[32][返回] 杨美莉：《黄河中、上游的多孔石、玉刀》，《故宫文物月刊》第14卷4期，1996年，22－31页。
[33][返回] 参见商志香覃：《论虢国墓中之商代玉器及其他》、姜涛、李秀萍：《虢国墓地出土玉器的认识与研究》，均载邓聪主编：《东亚玉器》II，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34][返回]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6的清理》，《文物》1995年第1期，第26页图六十。又贾连敏、姜涛：《虢国墓地出土商代王伯玉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99年第7期，彩版肆：1。
[35][返回] 李济：《跪坐蹲居与箕踞》，第945～947页，又图六：2。又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2页，图一：中下。
[36][返回] 《金匮论古初集》，图初一：O一～O四。又李济：《跪坐蹲居与箕踞》，第953页，图六：3。又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2页，图一：下。
[37][返回]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淦县博物馆：《新淦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59页，又彩版46。
[38][返回] 李济：《跪坐蹲居与箕踞》，第951页。
[39][返回]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3页。
[40][返回] 周庆喜：《商代裸体玉人》，《中国文物报》2002年4月3日。
[41][返回] Elizsbeth Chilas-Johnson：Enduring Art of Jade Age China: Chinese Jades of Late Neolithic Through Han Periods, Throckmorton Fine Art, New York, 2001,p.69.
[42][返回] 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物の研究》，京都，1944年，图版24。又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第635页，又图版肆：3。
[43][返回] 傅忠谟：《古玉精英》，第37页，插图22。
[44][返回] 杨伯达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玉器》，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版七六，又图版说明第28页。
[45][返回] 周庆喜：《商代裸体玉人》，《中国文物报》2002年4月3日。
[46][返回] 照片林巳奈夫：《殷周の“天”神》，图3。
[47][返回] 林巳奈夫：《殷周の“天”神》，图2。
[48][返回] 引自石志廉：《商石雕羌人像》，《中国文物报》1989年8月11日。
[49][返回]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6页。
[50][返回] 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第616～617页，又图版叁：1、2；插图一：IB、Ib。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1947～1951年，第2辑，图版三、八～十一。
[51][返回] 孙机：《深衣与楚服》，《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52][返回] 《周礼·司服》。
[53][返回]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玉器全集》卷2，图192。
[54][返回] 韩建武、乾旭：《商代玉人像》，《文博》增刊第二号《玉器研究专刊》，1993年。此件疑伪品，故存俟考。
[55][返回] 胡厚宣：《殷非奴隶社会论》，《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一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4年。
[56][返回] 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第624页，插图四；又图版拾柒：7、8。
[57][返回] 《仪礼·士冠礼》，胡培翬正义引。
[58][返回] 参见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又王青：《浅议新砦残器盖纹饰的复原》，《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59][返回]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175。又《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金银玉石卷》第25页。
[60][返回]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玉》，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图18。
[61][返回] Doris J.Dohrenwend：chinese Jades in the RoyaI Ontario Museum，P.53.
[62][返回]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玉器全集》卷2，图118。
[63][返回] 参见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中国古代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9页。
[64][返回] 《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第3期。
[65][返回] 《江西新淦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66][返回]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1号大墓》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5页。
[67][返回] 石璋如：《小屯C区的墓葬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本下，1952年。
[68][返回] 《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69][返回]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1、156、166页。 [70][返回] 又见Doris J.Dohrenwend: Jade Demonic Images from Early China, Ars Orientalis,1975, Vol.X-35. [71][返回] Chen Shen:Anyang and Sanxingdui—Unveiling the 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s,Royal Ontario Museum,2002,p.72. [72][返回] 参见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は何を表はしたものか》，《东方学报》（京都）第56册，1984年，第59页，图80。 [73][返回]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淦县博物馆：《新淦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彩版45。 [74][返回] 参见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又王青：《浅议新砦残器盖纹饰的复原》，《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75][返回] Elizsbeth Chilas-Johnson：Enduring Art of Jade Age China: Chinese Jades of Late Neolithic Through Han Periods, Throckmorton Fine Art, New York, 2001,p.55. [76][返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77][返回] 汪青青：《溧阳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珍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9月，第67页。 [78][返回] 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は何を表はしたものか》，《东方学报》（京都）第56册，1984年。 [79][返回] 张长寿：《记沣西新发现的兽面玉饰》，《考古》1987年第5期。 [80][返回] 《山东临胊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 [81][返回] 《中国文物精华（1990）》，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12。 [82][返回] 《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第3期，第212页，又图版肆：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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