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商文化就是商代中期文化，将商代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就已开始，但那个时候的早商文化，指的是洛达庙期（即二里头期）文化，中商文化指的是二里冈期文化，晚商文化指的是殷墟期文化。当时还将成汤居亳到般庚迁殷的五次迁都，也按商代的早、中、晚三期进行了划分：“汤居亳应属于商代早期，般庚迁殷应属商代晚期，而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和祖乙迁耿，都应该是属于商代中期。”[1]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邹衡先生在探讨夏文化时，对商文化也作了新的分期，他把原认为是早商的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把原认为是中商的二里冈商文化作为商代前期文化，并提出了著名的“郑州商城为汤都亳说”，把殷墟商文化作为商代后期文化，从而把以往商代文化三期的三分法变为前后两期的二分法，其具体的划分是：商代前期：南关外期――二里冈下层――二里冈上层――河北藁城的遗存――殷墟一期的遗存；商代后期：殷墟二至四期的遗存[2]。邹衡先生二分法的这种新的编年体系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在总体上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只是在某些细节上与即使采用二分法的学者也有一些差异。例如，在邹衡先生的分期中，他把南关外下层与南关外中层合并，并与以H9为代表的二里冈下层偏早阶段的遗存放在一起，共同作为先商文化南关外型即他的分期中的第Ⅱ组来对待。但后来相当多的学者依然把南关外下层与二里冈下层的H9一类遗存区分开来，将前者作为商代之前（夏商之际或先商阶段）的较特别的一种遗存，将后者称之为二里冈下层第一期，并认为二里冈下层第一期属于商代前期而不是先商时期。至于南关外中层，有学者把它作为介于二里冈下层H9与H17之间即二里冈下层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的遗存[3]，显然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再如，邹衡先生二分法的分期，把殷墟一期的遗存看作是商代前期文化，而许多学者则依然把殷墟一至四期都看作是商代后期文化。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或者把二里头三、四期[4]或者把二里头晚期[5]依然作为早商文化来对待，与此相关，在如何确认夏与商的文化分界问题上，还不能说就已成定论。

在这些一切都处于探讨之中的过程中，新的中商文化的概念也在孕育之中。这一方面表现为学者们渐渐感觉到二里冈商文化遗存与殷墟一期文化之间尚有缺环，还不是十分衔接（或者说藁城台西一类遗存还不能包括在二里冈期商文化之中，或者还可以说在商代文化的编年中用二个阶段的分期法来表述、来囊括藁城台西一类遗存，尚有不方便之处）；另一方面表现为学者们对殷墟一期遗存有更深入的研究。实际上，诚如唐际根先生所指出，邹衡先生在他的编年体系中，已经意识到郑州二里冈阶段与安阳殷墟之间很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缺环。但由于缺乏资料，他对该阶段未作深入讨论，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仍然习惯于将商文化大体视为早商（以二里冈文化为代表）和晚商（以安阳殷墟文化为代表）两大阶段[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的考古学家们对殷墟文化一、二两期的深入研究，可以视为新的中商概念提出的前奏。首先，他们根据70年代以来小屯南地两次甲骨的发掘以及妇好墓、三家庄墓葬等发掘资料，把殷墟文化第一、二期分别细分为偏早、偏晚两个阶段[7]，实为殷墟文化分期研究中一个明显的推进。其次，1993年，唐际根先生通过对殷墟一期早、晚两段的对比，提出殷墟一期晚段与殷墟二、三、四期之间有强烈的共性和自然递嬗关系，殷墟小屯的主体堆积亦即殷墟小屯辟为王都，应始自殷墟文化一期晚段（即所谓“大司空村一期”），也即始于武丁时期，而殷墟一期早段（即洹水北岸的三家庄墓葬等遗存）则与邢台曹演庄、藁城台西、辉县琉璃阁等商代遗存联系更紧密，这类遗存实可构成“偃师商城或郑州商城作为王都被废弃之后，殷墟辟为都城之前”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商文化”，这一时间段可与相、邢、奄等几次王都的迁徙相对应[8]。在这里，按照唐际根后来的商文化分期，一个新的中商文化的概念眼看就要呼之欲出了。1997年，孙华和孙庆伟两位先生明确提出，二里冈晚期与殷墟早期之间有一个文化风格自有特色的时期，因此商史编年可能采用三个阶段的分期法更为合适[9]。1998年，董琦先生撰文，以郑州小双桥遗址为线索，对中商文化的概念、上下年限（始于仲丁迁隞，终于武丁之前的小乙）、分期（分为三期：中商早期以白家庄上层和小双桥为代表；中商中期以藁城台西M14为代表；中商晚期以“殷墟文化第一期”为代表）、中商时期的重大事件和中商文化的时代特征等方面给予了简要论述[10]。1998年，在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杨锡璋、唐际根两位先生撰文对豫北冀南地区早于殷墟、晚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几个典型遗址进行梳理后明确指出，以“中商”指代早、晚商文化间的缺环，可以完善商文化序列[11]。接着唐际根又发表论文，从十几个典型遗址分析入手，对中商文化的分期序列、分布与类型以及中商文化与早、晚商文化的关系及其分布格局的演变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12]。至此可以说，大体上，“具有历史学、考古学双重意义的中商时期、中商文化已经可以站立起来了”[13]。

中商这一时段概念的大体建立，它不仅仅在考古学上解决了早商文化（二里冈期）与晚商文化（殷墟文化）之间的所谓“缺环”问题，也使得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变得更加阶段分明，更加容易表述，此外，它在历史学上也有其重要意义。我们说在商朝的历史中有两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即商汤至仲丁时期和盘庚至商纣时期，而这两个时期正好一个处于早商阶段，另一个处于晚商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是所谓“九世五迁”的时期。《史记·殷本纪》曰：“自仲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所以，若从历史学着眼，商代的历史显然应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仲丁之前时期，仲丁至盘庚时期和盘庚至商纣时期。三个时期有三个时期的历史特点，有三个时期的王都所在地，考古学上的中商文化恰巧大体上可以与历史上的中商历史阶段对应起来，这对于将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来研究商代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是重大的，这也再一次说明，在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体系中，采用早商、中商、晚商这三个阶段的三期分法显然比采用早商与晚商这二个阶段的二期分法更合适。

然而，中商文化大体上与历史上的商代中期相对应，并不表示目前的中商文化的概念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传统的历史学划分完全吻合。实际的情况是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吻合的地方。

从中商文化本身的分期来看，目前有分为两期的[14]，也有分为三期的[15]，现一般以分为三期者居多。无论是分为三期还是两期，把郑州白家庄遗址上层及小双桥遗址作为中商早期，都没有什么异议。可是在中商晚期的问题上，即使同样分为三期者，有的依旧按照邹衡先生当年两期分法中将殷墟一期从晚商文化中划分出去的做法，把殷墟文化第一期作为中商晚期来对待[16]；有的则以安阳洹北花园庄晚期作为中商晚期[17]。按照后者的三期分法，中商第一期以郑州白家庄遗址上层及小双桥遗址为代表，以往也称为白家庄期或二里冈上层第二期；中商第二期以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期及河北藁城台西早期墓葬为代表；中商第三期以安阳洹北花园庄晚期及河北藁城台西晚期居址与晚期墓葬为代表。这是目前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三期分法，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这一分法中，所谓中商第三期，实际上包含有原被称之为“殷墟文化第一期第一组”或被称为“殷墟一期偏早阶段”的一些遗存，为此，主张这一分法的学者强调目前所说的晚商是从大司空村一期开始的，在大司空村一期中不包括郑振香等先生所划分的“殷墟一期早段”，也不包括邹衡先生所划分出的“殷墟文化第一期第1组”，这二者被从大司空村一期中分了出去，这等于说作为晚商的殷墟文化第一期是从原来所说的“殷墟一期晚段”开始，又因为“殷墟第一期早段”早于大司空村一期[18]，所以从逻辑上讲，这等于说现在所谓“中商第三期”实际上就是原来所说的“殷墟第一期早段”或者至少是“殷墟第一期早段”中的许多遗存被包含在“中商第三期”之中了[19]，依据这样的划分，再参照在殷墟从事多年考古工作的学者们曾把殷墟一期早段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相对应，把殷墟一期晚段与武丁早期相对应，把殷墟二期早段与武丁晚期相对应的情况[20]，那么，现在所说的中商第三期的时段，岂不就是盘庚、小辛、小乙时期，也就是说，按照目前提出中商文化概念的学者的意见，晚商文化是从武丁开始而不是从盘庚开始的。

应该说，把白家庄上层和小双桥遗址作为中商的早期并与仲丁迁隞相联系，这与历史上把商王仲丁作为商代中期的开始，是一致的。最早的三期分法中把二里冈期文化作为中商文化，就是与主张郑州商城为隞都说互为表里的。这二者的共同点，显然是都看到仲丁时的商文化与隞都是密不可分的。只是，我们无论从郑州商城内商代文化的丰富堆积所反映出的积年，还是参考碳十四所测的年代，郑州商城的繁荣期都达百年以上，而仲丁（第六代第9位商王）迁隞后，经历了同代的外壬（第10位商王）之后，到了河亶甲时都城已迁往“相”，史书上说仲丁在位11年[21]，外壬在位15年[22]，若这些记载有参考价值的话，隞地作为都城的时间不外乎30年上下，这与郑州商城的繁荣期达百年以上显然是不符合的，即使从这一点看，主张郑州商城为隞都说和主张二里冈期商文化为中商文化都是不妥的。而二里冈期之后的白家庄期只是中商范围内的一段时期即初期，郑州市西北约20公里的石佛乡小双桥遗址，其年代为白家庄期；在规模上，遗址的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在规格上，发现多处大规模的夯土基址、青铜冶铸遗迹、窖穴、灰坑、灶面、壕沟以及众多的祭祀遗迹，特别是发现被判断为与大型建筑有关的青铜构建，都很能说明小双桥遗址的规格和性质[23]。对此，已有学者判断小双桥遗址为王都，而且是仲丁所迁的隞都[24]，我们从遗址的时、空、规格性质这三个方面来衡量，应该讲隞都说是有道理的，从而，中商文化的早期即白家庄期也就主要与仲丁、外壬时期相对应。事实上，有许多学者正是这样比对的，依据目前的发掘和研究，笔者赞成这一观点，只是，郑州商城若以周长近7公里的内城城墙的建成作为形成王都标志的话，郑州商城也不是成汤时期所建，它是商王大庚以来、仲丁之前的早商王都[25]。

至于与盘庚、小辛、小乙相联系的所谓“中商第三期”即原称为“殷墟第一期早段”，究竟应放在中商的范畴内，还是应置于晚商第一期的范围内？换言之，中商与晚商的分界究竟在洹北花园庄晚期与“殷墟一期晚段”之间，还是在洹北花园庄早期与晚期之间？笔者以为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还可以分成两步来进行，即其一是目前称为中商第三期的文化遗存在时代上是否一定是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文化？其二，如果是，那么就有一个历史上的盘庚、小辛、小乙三王是属于晚商时期还是属于中商时期的问题。

首先，判断洹北花园庄晚期遗存是否就是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遗存，实际上也就是要解决洹北商城的年代和性质问题。在这点上，学界的看法主要可概括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洹北花园庄遗址及其洹北商城可能是盘庚所迁之殷[26]；第二种观点认为可能是河亶甲所居之相[27]；第三种观点认为既不排除盘庚迁殷的可能，也不能忽视“河亶甲居相”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是“先后相继”地发生过[28]。对于这些分歧意见，笔者以为安阳考古队的岳洪彬、何毓灵两位最近发表的论文，更应该值得重视[29]。

我们知道，商王河亶甲与盘庚之间相隔四代七个王，河亶甲迁相后，继承其位的祖乙随即迁于邢，然后历经祖辛、沃甲、祖丁、南庚（南庚迁于奄）、阳甲，到了盘庚时才从奄迁至殷，因此要想证明洹北商城既曾经是河亶甲所都之相又曾是盘庚所迁之殷，除了需要在文献上考定《通典》[30]、《类要》[31]的说法为不误外，还需要在考古学上确认：（1）在洹北商城既存在属于中商前期即白家庄期或接近白家庄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遗存，亦存在属于“殷墟一期早段”或接近殷墟大司空村一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遗存；（2）而且要证明这些白家庄期或接近白家庄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在被废弃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后，才有新建的“殷墟一期早段”或接近殷墟大司空村一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遗存，因为从河亶甲到盘庚中间有四代七个王的都城并不在安阳，也就是说，这需要在洹北商城的发掘中看到有“兴建――废弃相当长时期――再兴建”这样的迹象。

欲在洹北商城的考古学发掘中寻找可能属于河亶甲时期的夯土建筑基址，以目前已公布的资料而论[32]，可以对1998～1999年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的F1和F2夯土基址（F1又晚于F2）进行一些分析。因为F1和F2夯土基址已明确地属于洹北花园庄早期，在中商文化被分为三期的三分法中，洹北花园庄早期处于中商二期[33]，比较靠近属于中商一期的白家庄期。但是，F1和F2虽属于洹北花园庄早期，又因在它之下还有被基址打破或叠压的H24、H25、J4、H17等遗迹，所以，F1和F2只能是早期晚段[34]。还有，依据岳洪彬、何毓灵的分析，洹北花园庄早期与郑州二里冈上层第二期即白家庄期之间，差别还是较大，这种差别不完全是地域因素造成的，时间因素也可能起着重要作用，两者之间可能还存在着相当一段时间缺环[35]。这样，虽能确认为洹北花园庄早期的F1、F2夯土基址尚处于早期晚段，它但在时间上与河亶甲所处的中商前期尚不吻合。

在洹北花园庄之外，在安阳市航空运动学校机场围沟剖面清理出的一批夯土基址（主要是北段的基址）直接叠压在所谓“中商三期”即洹北花园庄晚期地层下或被“中商三期”灰坑打破，而沿沟清理出的其他位于夯土基址之间的灰坑（如H7、H8），年代多属于“中商二期”即洹北花园庄早期，位于一号基址以北约160米处的大型灰坑H2所出的一批陶器，也属于典型的“中商二期”[36]，这些资料说明在洹北商城的宫殿区也存在早于洹北花园庄晚期的夯土建筑基址，只是它们究竟属于洹北花园庄早期中的晚段还是早段，尚不明确。若以此来说明洹北商城始建于商王河亶甲，证据显然不足，从而，上述第二、第三种观点要证明起来，目前还相当困难的。

诚然，在洹北商城的花园庄东地F1、F2之下还存在洹北花园庄早期早段的遗迹和遗物，在洹北商城的宫殿区的范围内也发现属于洹北花园庄早期的遗存，而且不排除今后还能发现更早的中商遗存，这些都说明早在洹北花园庄早期早段，这里就有人居住，只是否建为都城，这些洹北花园庄早期早段的遗存是否可以上溯到河亶甲时期，都还很难说。

洹北商城属于花园庄早期的夯土基址难以确定为河亶甲时期，但洹北商城及其一号夯土基址的废弃是在花园庄晚期即“大司空村一期”之前，却是明确的[37]，也就是说，在花园庄晚期，洹北商城及其1号基址是使用着的。据岳洪彬、何毓灵的研究，“洹北商城的城墙应是在洹北花园庄晚期始建的”，“一号宫殿使用时期的下限亦应为洹北花园庄晚期”[38]。鉴于一号基址和洹北商城的城墙在被毁弃之后并无重新再建的痕迹，亦即并不存在“兴建――废弃相当长时期――再兴建”这样的痕迹，所以，一号基址和洹北商城的城墙的使用时期只能在盘庚（包括小辛、小乙）与河亶甲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而不可能是兴建于河亶甲时期并一直使用到盘庚、小辛、小乙时期。既然洹北商城的城墙和一号基址使用的下限均为洹北花园庄晚期，洹北花园庄晚期又不能横跨河亶甲至盘庚四代七王这样的时段，而洹北花园庄晚期又与殷墟大司空村一期即“殷墟一期晚段”前后衔接、紧密相连，而殷墟一期晚段若被认为相当于武丁早期的话，那么，判断洹北花园庄晚期即“殷墟一期早段”大致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洹北商城为盘庚所迁之殷都，都应该说是合理的[39]。

关于殷墟一期晚段即大司空村一期相当于武丁早期的问题，如前所述，是在殷墟从事考古工作的学者们多年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获得一批十分珍贵的甲骨，其中在T53（4A），发现“组卜辞”；在H102，发现“午组卜辞”；在H107，“组”与“午组卜辞”共出；H102还打破T53﹙4A﹚层。T53（4A）、H102、H107，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同出的陶器形式都是比较早的，属于小屯南地早期，相当于大司空村一期，亦即殷墟一期晚段。小屯南地的发掘可证实组、午组卜辞都是武丁时代的卜辞，解决了对组、午组卜辞年代的争议[40]。由于武丁享国59年，时间较长，再联系妇好墓、小屯十八号墓等情况，殷墟一期晚段的年代约相当于武丁早期[41]。1991年，在小屯南边的花园庄东地H3出土的甲骨和共存陶器的年代，再一次证明大司空村一期即殷墟一期晚段相当于武丁早期[42]。

妇好墓和小屯十七号、十八号墓都出土有殷墟文化第二期的陶器，而墓主“妇好”及十八号墓所出的铜器铭文上的“子渔”都是“宾组卜辞”中常见的人物，宾组卜辞为武丁时代，这已得到甲骨学界的公认，又据考证，妇好死于武丁晚期，这些都说明殷墟文化第二期的上限可到武丁晚期，即武丁一代跨殷墟文化第一、二两期，从而也就得出：殷墟一期晚段相当于武丁早期，殷墟二期早段相当于武丁晚期，殷墟二期晚段相当于祖庚、祖甲时期[43]。

既然殷墟一期晚段相当于武丁早期，那么，早于它，且与它紧密衔接的殷墟一期早段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当然是一种合理的推定。而殷墟一期早段就是洹北花园庄晚期，亦即所谓三家庄期。洹北花园庄晚期大致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阶段，洹北商城城墙和一号宫室基址使用年代的下限也恰好是洹北花园庄晚期，因而洹北商城为盘庚所迁之殷的说法，应该可以成立。

明确了洹北花园庄晚期属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以及洹北商城为盘庚所迁之殷之后，那么，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究竟应划归为中商的范畴还是应划归为晚商的范畴呢？在这里，若从历史学的视角看问题，笔者以为考虑到人们在叙述晚商的历史文化时，总是从“自盘庚迁殷……”云云说起，可见盘庚、小辛、小乙原本是划在晚商历史范畴的，当年，安金槐等先生在提出那时的三期分法时，晚商也是从盘庚以来算起的，既然人们习惯上已经把盘庚以来归属为晚商，我们何不把所谓“中商第三期”的遗存，特别是洹北花园庄晚期遗存，直接划归为晚商呢？其实，因为这类遗存与殷墟一期晚段遗存前后是衔接的，所以晚商与中商究竟在何处断开，也主要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作为，遗存本身并没有说自己是中商还是晚商。

若将以洹北花园庄晚期为首的一类遗存（所谓“中商第三期”）划归为晚商，称之为“晚商第一期早段”或“殷墟第一期早段”，有助于解释小屯的主体堆积始自“殷墟一期晚段”[44]以及目前发现的殷墟甲骨文的年代都始自商王武丁这些现象。在这里，我们需要将所谓“殷墟”的概念略加说明，即过去以小屯为中心的通过考古发掘所划定的殷墟范围，应该扩大到新发现的洹北商城一带，只是洹北商城一带的殷墟指的是晚商一期早段时期的殷墟（并非说洹北商城一带只存在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遗存，它也存在盘庚之前的遗存，但这并不影响它也是殷墟）；包括小屯在内的过去所划定的殷墟，主要是晚商一期晚段以来的殷墟（并非说小屯一带不存在洹北花园庄晚期的遗存，只是不以它为主而已）。作了如上的说明后，笔者赞成盘庚迁殷所迁至的是洹北商城，在洹北商城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后，大概由于一场大火灾难的缘故[45]，武丁时将自己的宫殿区由洹北商城移到了小屯一带，这样，在小屯宫殿区的考古学文化的堆积自然主要是晚商一期晚段以来（即武丁以来）的堆积，在小屯宫殿区发现的甲骨卜辞也自然是武丁以来的甲骨卜辞。由于文献所载的“盘庚迁殷”已足以说明盘庚与殷的关系，所以，殷墟理应包括洹北商城一带，晚商文化也应包括洹北花园庄晚期遗存。

总之，新的中商文化的概念是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它在总的时间框架上与商代的中期历史是可以对应起来的，但中商文化与晚商文化的分界，究竟划在洹北花园庄晚期与“殷墟一期晚段”之间较妥？还是划在洹北花园庄早期与晚期之间更合适？笔者认为尚有进一步斟酌和研究的必要，诚然，这也只不过是一个分类和分期的方法和看问题的角度而已，它与新的中商文化概念的提出和总体框架的建立相比，只能是一个枝节或细节的问题，而且，在现有的中商一、二、三期的体系中，把盘庚、小辛、小乙放在中商第三期，将晚商视为始自武丁以来的时期，这种分类和分期方法也有它自己的道理，显然不能用错与对来定位，只是由于笔者从历史学的角度着眼，商王盘庚习惯上是与晚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主张中商与晚商的分界应在洹北花园庄早期与晚期之间，盘庚、小辛、小乙三王时期的遗存应属于晚商文化。

〖说明〗原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第44至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