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76年至今的先秦史研究

毫无疑义，本时期是先秦史研究开展得最好、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历史研究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从而使先秦史研究无论在理论的创新上，还是在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水平的提高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此期发表的先秦史论著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为了推动先秦史研究的开展，成立了中国先秦史学会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由它们及其它一些相近学科的学术团体组织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定期或不定期地经常举行，促进了对于一些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先秦史学界与海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亦开展起来。这些都是以往的先秦史研究从未有过的。

与先秦史有关的理论问题所取得的突破最为显著。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过去长时间开展的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已不再成为先秦史研究的热点。除了“文革”刚结束时各家有一些重申自己过去主张的文章和著述，如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田昌五的《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何兹全的《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1期）外，以后，这样的讨论便基本沉寂下去了。一些人显然是厌倦于这场讨论的旷日持久而得不出最终结论，因而称再进行这样的讨论为“大而无当”；也有一些人对这场讨论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他们根据古史分期讨论中多数人们对于三代社会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有关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理论，提出中国古代未曾经历过奴隶社会的论点，由是引起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一轮的讨论。与此同时进行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也与此项研究相互关联。这个讨论中引人注目的著作，可以举出张广志的《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发展必经阶段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以及吴大琨、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论文，近年，则有晁福林的《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目前，公开的和实际上赞同中国古代无奴隶社会的学者越来越多。当然，也有一些人仍然维持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社会的看法，如胡庆钧等人编写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但其论证的方法则与过去有所不同。无论是肯定或否定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的学者，其对有关理论的探讨都比过去有所深化，这显然也应当归结为先秦史学界思想解放的结果。

其次，由于破除了在历史研究中单纯注重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弊端，人们在开展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对于社会史、文化史、地方史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社会生活史和家族史等过去少有人问津的领域，现在成了不少学者首选的课题。一些与国际史学界接轨的课题，如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形式等，更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历史人物，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界的人物，则与这个时期的思想史、学术史一起成为学者重点研究的对象。

在研究方法上，除继续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外，也开始借鉴西方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某些成果。这在诸如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家庭与社会结构等方面运用得更多一些。一些西方学者如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格林·丹尼尔（G.Daniel），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Cluckon）、塞维斯（E.Service）和华裔学者张光直及他们的著作和论点常为人们所提及，这在“文革”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由于本期先秦史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著述非常之多，以下区分各专题和各时代，对有关成果具体进行分析。

（一）专题研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此课题既涉及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时间，也涉及中国政治组织产生的具体途径。鉴于过去不少西方学者和部分国内学者倾向于把商朝看做是我国文明史的开端，为了扭转这种认识，一些学者依据考古资料提出将中国文明起源时间提前的主张。早在“文革”刚结束时，唐兰就根据山东大汶口发现的陶文等资料，提出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时期的主张（《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载《大汶口文化讨论集》，齐鲁书社，1979年）。稍后，李学勤在中国先秦史学术讨论会上亦根据中国早期出现的青铜器、城市、文字等几项因素，提出：／“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早商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看来是很可能实现的。”他并且号召人们“走出疑古时代”，实事求是地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载《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在他们的倡导下，先秦史学界（包括考古界）兴起了一个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中国国家产生的热潮。有关著作可以举出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高光晶的《中国国家起源》（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震中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态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以上著作多是从考古学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由于在一些学者看来，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产生二者在时间上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并且中国早期国家组织并不都是与地域组织的出现相一致的，因此有学者开始借用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早期国家”这个概念，以便将文明初期尚带着浓厚血缘组织的国家形态与以后较为成熟的国家社会区别开来。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即是在这方面努力探讨的结果。不过对于“早期国家”的具体含义，学者间似存在着不同认识。至于对中国早期政治组织即国家产生的具体途径，人们的看法更显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谢维扬等人提出在中国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期间有一个酋邦阶段，国家是经由酋邦组织发展而来的论点。然而对于“酋邦”这一来自西方人类学的概念，学者间的认识仍不统一。另外，关于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看法亦很不一致。

与此问题相关的是有关三代国家形态或国家政体的争论。此亦是本期先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自1980年林志纯接连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3期）和《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3期）二文中提出中国古代为城市国家结构，各国实行的是民主政治的主张后，争论达于高潮。中国先秦史学会的几次讨论都以之作为讨论题目。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国家政体的不同提法有城邦（或城市国家）、部族国家、方国联盟、贵族专制政体、君主专制国家、等级君主专制国家，等等。较为引人注目的著述除上述林文之外，还可以举出徐鸿修的论文《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2期）、林沄的论文《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6期）及张秉楠的《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赵伯雄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赵世超的《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张荣明的《殷周政治与宗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等专著。此外，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的前半部分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有关先秦时期具体政治、军事制度的论著亦不在少数，但多属于断代研究性质，此将在下文补充叙述之。通论先秦军事制度的有陈恩林的《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及《中国春秋战国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经济史继续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然有关课题多集中在断代研究领域，此亦将在下文述及之。属于通论先秦经济史有关专题的，80年代前期有金景芳的《论井田制度》（齐鲁书社，1982年）和徐喜辰的《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讨论井田制的专著。除此之外，争论主要集中在商周时期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上，两种对立意见主要发表于《农业考古》杂志。近年来兴起的与经济史有关的课题是对早期城市的研究，杨宽、曲英杰、张鸿雁等人从事这项工作。较有影响的著作可举张鸿雁的《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和曲英杰的《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社会史的研究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具体研究范围包括家族、宗族、阶级、阶层等有关社会结构的内容，以及人口、居邑、婚姻、继承、丧葬、祭祀、饮食、服饰等有关社会生活的内容。所谓礼制方面的研究，亦可归入其中。这方面的著作数量颇多，举其要者，一是朱凤瀚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是书对商至春秋社会内各种类型的家族组织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对其演化规律与趋势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注意了古文献与古文字资料、田野考古资料的充分结合，同时注意了利用现代人类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来有关该项课题最有价值的著作。另一部是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是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首卷，涉及了夏商时代人们的生活环境、居宅、聚邑、人口、婚姻、交通、饮食、服饰、医疗、保健、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其中有的内容是过去从未涉及的，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属于本专题范围的还有杨希枚的《先秦文化史论集》（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李衡眉的《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及赵雁侠的《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尚有更多的属于断代研究性质的这方面的专门著作，将在下文述及之。

作为传统课题的先秦民族史研究继续受到人们的青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应提到作为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该书由王锺翰主编，其中先秦民族史部分由陈连开执笔。作者在这部分内容中以较大篇幅论证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特点以及华夷对立格局的形成。此外，综论先秦民族与民族关系的著作还有田继周的《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该书在使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释先秦时期某些重大民族问题上做出了努力，但在对具体史料的诠释上，似与某些以考证见长的传统民族史著作存有一定差距。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民族学者的类似论著中亦有体现。

在先秦民族史这个课题下，实际上人们经常讨论的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分布、迁徙或与其他部族分合的情况，有关著作可举唐嘉弘的《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另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是夏、商、周三族的起源。目前学者对夏、商、周族的发祥地的认识分歧甚大。不少考古学者也参与了此问题的讨论，在其论著中大量引用考古资料，以图对此问题有所突破。代表性的著作如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不过，对于考古文化的分布是否可以完全与古代部族的分布“对上号”，学者间尚有不同认识。最近出版的李民、张国硕的《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则试图从总体上对三族起源进行综合考察，但其认豫陕晋相邻地区为探索三族起源重点区域的观点，仍有待进一步证明。

近年来，有关华夏民族即汉族前身的形成问题亦日渐受到重视，已有多篇论文及民族史著作论及此题，遗憾的是尚无一部专门论述华夏民族形成的专著问世。相比之下，对于“华夏”以外诸少数部族分别进行考察的著作却不少见，如李白凤的《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3年）、逄振镐的《东夷古国史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9年）、段连勤的《北狄族与中山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陈国强等人的《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等。此问题又与近年兴起的古国史和地方文化史研究有关，详情将在下文继续论及。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学者的兴趣仍主要集中在先秦诸子的研究上面。由于近年提倡传统文化，这方面的研究热潮持续不断。就孔子研究来说，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孔子研究会、孔子基金会，定期发行全国性刊物《孔子研究》，各地方成立的孔子研究会（所）或儒学研究中心亦不在少数。各种层次的孔子或儒学讨论会经常举行，有关著作层出不穷。仅出版的孔子传记就有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张秉楠的《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等多部。有关孔学或孔子思想体系的专门著作及论文集更不胜枚举，甚至孔子弟子亦成为研究的对象，出版有《孔门弟子研究》（李启谦著，齐鲁书社，1987年）。这些著作多数给予孔子或孔学以较高评价，此现象似可看做是对“文革”期间“四人帮”大搞“批孔”的一种反动。其他诸子的研究虽不及孔子，但亦颇为可观，如孟子、荀子、老子、庄子、惠施、公孙龙子、孙子等，皆有对之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或论文集问世。如张恒寿的《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为作者数十年研究之心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独树一帜的是刘泽华的先秦政治思想研究。他在1984年发表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中，虽亦以诸子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却致力于发掘诸子思想与君主专制制度的联系，表现出作者对于君主专制主义所持的批判立场。

由于“文革”前后的考古工作中发掘出大批战国、秦汉的简帛文字材料，促使先秦学术史的研究亦开展起来，这批简帛中多有人们熟习的古代典籍，如帛书《周易》、《老子》、竹书《晏子》、《孙子》、《尉缭子》、《文子》之类，亦有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竹书《孙膑兵法》之类，它们都给人们了解古代学术思想以新的启迪。除有许多专家致力于这类著作的整理之外，亦有以之为资料从事古代学术史的研究者，其著作可以李学勤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为代表。

近年来，在先秦史研究中逐渐趋热的专题，还有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年代学的研究。由于我国自西周共和以前无确切的历史纪年，造成我国文明初期的历史若明若暗。长期以来，学者孜孜以求弄清楚共和以前的准确年代，其中西周各王的历年及周武王克商之年的判定又为众人注视的焦点。然而研究的结果却是学者间的各种认识更显分歧，仅武王克商之年就有数十种不同说法。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此问题的研究，近两次西周史学术讨论会皆将此列为重点讨论题目。有关西周年代学的论著不断问世，其中较有影响者有赵光贤的《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年10期）、《西周诸王年代考》（《先秦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等系列论文，何幼琦的《西周年代学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仲操的《西周年代》（文物出版社，1991年）。在推进西周及其以前的年代学的研究上，自然科学工作者张培瑜所作的《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受到国家科研领导机构的关注，为此专门将“夏商周断代工程”列入国家重大科研课题，组织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及自然科学界的专家联合攻关。这项课题围绕西周历法、西周铜器断代、商周之际年代的判定，夏商之际年代的判定对若干文献及甲骨材料记载的日食、月食发生日期的测定等具体问题全面展开，已取得若干突破，其成果即将公布。

（二）在对先秦各时期的断代研究上，亦取得很大进展，并有不少成果问世。引人注目的夏史研究，实际是从“文革”后才真正展开的。它的发动主要来自考古界对夏文化的探索。虽然这种探索在“文革”前即已在豫西一带开始，但在学术界普遍引起重视并开展讨论却是在“文革”以后。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认定：分布在豫西晋南一带的、介于龙山文化与商代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二里头文化即包含了夏代的文化。但对于夏文化开始的时间及与二里头文化所包含的几个文化层的对应关系，以及夏代早期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域等问题，尚有不同意见。随着讨论的深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夏人早期活动的地域应分布在豫西晋南以外的地区。迄今为止，有关夏文化的讨论会已进行过多次，汇集人们对夏文化或夏史研究成果的论文集也有多部出版，如1985年由先秦史学会编辑的《夏史论丛》（齐鲁书社）、田昌五主编的《华夏文明》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先秦史学会与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共同编辑的《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等。个人撰写的夏史著作则有孙淼的《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郑杰祥的《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目前，夏史研究似因考古资料的不足受到限制，人们期待着新的考古资料、尤其是夏代文字的出土而将夏史研究引向深入。

商史研究因有较充足的田野考古资料和甲骨文资料显得更生动扎实一些。研究力量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为骨干，他们根据自己编辑《甲骨文合集》所掌握的资料，自80年代初以来即出版了《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及《甲骨文与殷商史》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86、1991年）共4部论文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如常玉芝的《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彭邦炯的《商史探微》（重庆人民出版社，1988年）、《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和杨升南的《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在他们之外，其他学者撰写的商史著作还有宋新潮利用田野考古资料撰写的《殷商区域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以及黄天树、方述鑫、彭裕商等人各自分别撰写的有关卜辞分期断代的著作。另有许多商史论文，则多散见于国内有关史学与文物考古的期刊以及有关的论文集中。特别是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古文字研究》和由安阳师专编辑出版的《殷都学刊》，更多地收辑了商史研究的文章。至于商史研究的具体内容，除了传统的商代王位继承制、商代都邑及其迁徙、商代社会生产者（即甲骨文中的“众人”）的身份等课题外，近来更集中在商代国家的政体或国家结构、商代的家族及宗族组织、商代的宗庙、祭祀制度等方面。这也是与上面提到的“文革”以后学者研究的新思路相一致的。由于70年代发现了殷墟小屯南地甲骨及殷墟妇好墓，极大地推动了甲骨分期断代的研究，有关著述亦大量涌现。此属于甲骨学的专门范畴，已有学者详论及此（见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1期），这里不再赘述。

“文革”以后西周史的研究亦颇活跃。由于跳出了古史分期讨论的狭隘圈子，人们的眼界和思路更加开阔了；同时，近年来提倡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与周史研究的关系又更密切一些，这些都促进了周史研究的开展。到目前为止，仅全国性的西周史学术研讨会就已进行过三次，每次参加的人数都在百人以上，并且都编辑出版了西周史的论文集。从各地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情况看，有关西周史的研究文章也多于夏、商二代。西周时期专题研究的个人著作，除上面已经提到的朱凤瀚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赵伯雄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赵世超的《周代国野制度研究》外，还可以举出谢维扬的《周代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钱宗范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钱杭的《周代宗法研究》（学林出版社，1990年）常金仓的《周代礼俗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吕文郁的《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葛志毅的《西周分封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汉平的《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张亚初、刘雨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李朝远的《西周土地关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衡眉的《西周昭穆制度研究》（齐鲁书社，1996年）、巴新生的《西周伦理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其覆盖面几达于所有专题研究的范围，其研究的深度和系统程度亦超过了前代学者。这些著作大多属于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显示了在周史研究领域中新一代研究者的成长。老一辈学者的著作，则有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该书分“宗周社会”与“宗周的礼乐文明”上下两卷，对西周社会的发展及其灿烂的礼乐文明进行了系统阐述，显示了作者长期研究的功底。

本期西周史研究同样体现了与考古发掘的密切关系。“文革”后出版的专门针对出土文物、特别是出土金文资料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在少数。有的是作者长期研究的积累，如唐兰的《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载《古文字研究》二辑，中华书局，1981年）及《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有的则是专就某项新出考古资料进行研究的成果，如徐锡台编著的《周原甲骨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年）、尹盛平的《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周原甲骨及微氏家族青铜器群都是“文革”后出土的与周史研究有重大关系的考古资料，它们极大地开拓了人们认识西周历史文化的视野。其它一些近年发现的西周文物考古资料，包括在陕西各地及在北京琉璃河，山西曲沃，河北元氏，河南平顶山、南阳、三门峡，山东曲阜、济阳、长清等地不断发掘出土的西周铜器墓葬及文化遗址，也都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西周历史的认识，有关研究文章不断涌现。尤其是最近，旅居海外的著名古史专家杨宽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写成了长达60余万字的《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弥补了国内学者长期没有一部系统的西周史的空白。这部书包含了作者过去发表的《古史新探》及其它一些论著的内容，也包含了作者新近对于西周历史发展进程的系统考察，作为断代史，直可与其过去发表的《战国史》相媲美。

相比之下，东周时期，即春秋、战国的历史研究要显得薄弱一些（战国诸子研究除外），其中春秋史的研究又不如战国。可以举出的少数几部春秋战国史的专著，一是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8年）。该书基本可以算作是一部考古学论著，主要内容是利用作者积累的考古材料对这一时期列国的文明发展逐一进行勾勒，但对历史研究仍具有重要价值。再则是缪文远的《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及《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1984年）。前者在明人董说《七国考》的基础上，爬梳钩稽，广搜资料，对原书作了精心考订和补充；后者则专门致力于《战国策》各篇年代及其中人物、史实的考订。如兰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黄中业《战国变法运动》（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则可归入春秋战国专题研究的范畴。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童书业的遗著《春秋左传研究》，虽题名为对《左传》一书的研究，实际考察的却主要是西周春秋时的史事，全书采取札记形式，当是作者长期对这一时期历史钻研的心得体会。

应当说，本期春秋战国史的研究还是有所深化的，那就是这种研究主要采取了国别史和地方文化史研究的形式。实际上，先秦国别史或地区文化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如果把这部分研究算进去，春秋战国史的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当然，国别史或地方文化史的研究也包括对更早时期的古国与各地远古文化的追溯。

（三）先秦古国史与地方文化史的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方兴未艾。促使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升温的，首先要归因于各地方文物考古工作的新发现。许多属于古代非中原范畴的省区近年都有重大的考古发现。稍早一些时期的文化遗存如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周青铜器遗存；稍晚一些的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和秦公大墓等，它们都曾引起人们对研究地方文化或有关古国历史的极大兴趣。此外，这种研究似乎也与各地方对于自己经济文化发展的关注有关，因此，一些地方古国文化的研究开展得较早一些，取得的成绩也较大一些。如楚文化的研究，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开展得有声有色了。首先是湖北，其以《江汉论坛》杂志为阵地，系统刊发了多组楚史研究的文章，同时组织了多次包括历史、考古、文学等各学科在内的楚文化研讨会。接着湖南、河南、安徽的学者也加入楚史研究的行列，使楚文化的研究更显热烈。目前这几个地方已分别出版了多部楚史研究的论文集，同时还涌现了像张正明的《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何浩的《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90年），刘彬徽的《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这类对楚史和楚文化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

随之开展起来的，还有齐鲁文化、秦文化、晋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许多地方成立了相应的地方文化研究会，发行专刊，或在刊物上开辟专栏，同时出版了大量地方文化及古国史的著作，如齐鲁文化方面的《东夷文化史》（逄振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齐国史》（周阁森等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鲁国史》（郭克煜等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秦文化及秦史研究方面的《秦史稿》（林剑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秦集史》（马非百著，中华书局，1982年），晋文化方面的《晋国史稿》（李孟存、常金仓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燕赵文化方面的《燕史纪事编年会按》（陈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赵国历史文化论丛》（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吴越文化方面的《勾吴史集》（张永初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百越民族史》（陈国强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百越民族文化》（蒋炳剑等著，学林出版社，1988年），巴蜀文化方面的《古代的巴蜀》（童恩正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巴蜀史迹探索》（邓少琴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三星堆与巴蜀文化》（论文集，巴蜀书社，1993年），等等。一些著名学者早年所作的地方史论著，如王献唐的《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蒙文通的《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也得以印行。总之，这些年地方古国史与古文化的研究已蔚然成风，其成绩大大超过了以往各时期的总和，此实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先秦史研究的深化。

四、问题与展望

20世纪的先秦史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进入21世纪时，我们却面临着更大的任务。仅就上面列举的一系列先秦史专题及断代研究的课题而言，就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在断代史方面，对于夏朝和夏文化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夏代的文字至今尚未找到；连夏族的起源地和夏朝的起始年代，也还众说纷纭。当年王国维说：“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它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观堂集林》卷10：《殷周制度论》），可是今天许多人们却认为夏的活动中心自始至终都在豫西、晋南，此实可谓东西异辙。商史研究，虽然几十年来学者在甲骨学的许多具体领域内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成绩，可是正如学者早就指出的那样，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从历史学角度撰写的大型商史著作。西周史研究幸好有了最近出版的杨宽的《西周史》，但春秋史研究却还没有一部可以代替1949年前童书业《春秋史》的著述。最后，就整个先秦史而言，实在也应该有一部大型的通论先秦各个朝代历史的著作。闻学者中有人正在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期待着它的早日问世。专题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于某些重大理论问题存在意见分歧，但却找不到取得共识的方法。如有关中国文明产生的途径，许多论者总是首先把眼光放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或某些工艺技术的改进上，然而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却认为，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产生，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历史变化，通过技术进步而实现文明的突破只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模式，在中国，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上（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11—12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关于三代国家形态或国家政体，如前所述，也有多种不同看法，而最主要的两种认识，即所谓城邦制度论与所谓专制君主制两种说法，在目前看来似亦找不到协调的办法。再如商周社会性质问题，目前似乎少有人再坚持把商周社会说成是奴隶制社会了，然而这样的社会到底应称作什么社会？是否可以将其归为封建社会？前封建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或别的什么社会（如以前雷海宗所称的“部民社会”）？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思想文化史方面，有关孔孟和儒家思想的评价，更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并且看来在短时期内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还有夏商周的年历，虽说国家已将其作为重点课题研究并已取得一些突破，可涉足研究此项课题的人都很清楚，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其最重要的商周时代实际的历法、岁首问题，目前在学者中尚看不到取得一致意见的迹象。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对于商代前期和夏纪年的更进一步的仔细推算。此皆先秦史研究存在问题之荦荦大端者。若论具体历史问题，则每一专题下又都可以列举出若干项来。鉴于先秦史研究对于考古资料的依赖，而新的考古资料还会不断出土，它们都可能给今后的先秦史研究提出新的问题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是，先秦史有待解决的问题正无有穷尽。

毫无疑问，进入21世纪的先秦史研究同样面临着思想理论与学风建设这个根本问题，只有在端正理论与搞好学风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新时期的研究任务以至迎接新情况的挑战。在这方面，以下几点值得特别重视：

（一）要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许多问题上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学习，从而取得了先秦史研究在许多方面的新成绩。但这种理论上的突破应当说还只是刚刚起步，目前先秦史研究在思想理论上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克服“左”的僵化思想的束缚。前几年在一些人中间出现了所谓“史学危机”、“信仰危机”，这固然是由当时的社会大气候造成的，但也与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不深入、不生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教条主义的束缚有关，因为那些僵化的东西说服不了年轻人。实践证明，只有清除了教条主义与公式主义的灰尘，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实践也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分析历史、认识古代社会的有力的思想武器。近年来一些学者往往借鉴西方史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某些历史问题，这当然是有益的。但作为一种科学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也不可能被代替。事实上，某些西方史学（或人类学）的观点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正是因为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存有相通之处。例如国家形成的标志，许多西方学者实际也是从公共权力及地域组织的出现这两个基本点进行考虑的。关于家庭（或家族）的各种类型，现代人类学对之的区分颇细，但两种最基本的家族类型，即核心家族和伸展家族，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提到的现代个体家庭和家长制大家庭。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谈到母权制向现代个体家庭过渡的中间阶段产生的家长制大家庭时，特别强调了其中包含的家庭奴隶制内容，这一点对我们研究商周社会结构来说，无疑是应加以重视的。

（二）正确处理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中国历史发展的个性之间的关系。从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日起，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主要强调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中一些人确实有忽略中国历史发展个性的倾向。过去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及古史分期讨论都有这种现象。今天进行这方面的反省也是必要的，因为它与我们今天强调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及强调认识中国的国情，包括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色显然是不协调的。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个性两者间的关系。当前，在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中国国家结构、政治体制及整个先秦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等问题上，都体现出处理好这两者间关系的重要性。我们既不否认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也反对抹煞中国历史发展的鲜明个性。

（三）加强先秦史研究与社会的联系，加强对现实生活的投入。在这方面，先秦史研究过去的经历给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认为，历史研究对现实的干预，主要就是提供给人们认识社会深层次结构以理性的武器。当今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改革大潮，其中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很多都涉及传统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这些传统，自然有许多是要上溯到先秦时期的。通过对先秦政治经济结构的解剖，可以看到它们在以后的历史积淀。另一方面，先秦又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发轫的时期，对于先秦思想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当今社会的各种思潮，理解我们民族的心理和意识，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注意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扬弃某些民族文化中的糟粕。作为以先秦史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站在时代的前列，有意识地选择与现实关系密切的课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先秦史研究的繁荣，更好地实现史学工作者的价值。

（四）辨证地认识史学研究与运用考古资料之间的关系。增强与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联系，多途径地搜集历史研究的素材和多角度地开展历史研究，这对于先秦史学界来说，应是早就形成的共识。特别是对考古资料的重视，在学者中更是蔚然成风。但现在仍有一些妨碍史学工作者对于考古资料进一步有效利用的因素。其主要问题似乎并不在于对考古资料的轻视，而在于对文献史料的轻视或缺乏钻研。一些人对于他们所碰到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看似相矛盾的地方，往往采取简单地否定文献记载的做法；或者为了“印证”某项考古资料，任凭主观意志，随意使用一些有问题的文献，而不愿对文献的真伪、时代进行认真考察，也不对记载有歧异的文献进行相互比较、对勘和慎重决定取舍。这种态度看似对考古资料重视，实则是对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都不负责任。过去，在一些从事先秦史研究的学者中存有研究古史到底应该以文献为主还是以出土实物资料为主的争论，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有片面之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的有机结合，要紧的是在“结合”二字上下功夫。这实际也牵涉先秦史学工作者的学风建设问题。

此外，还有加强与海外先秦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利用自然科学成果和现代科技手段等问题，不拟细述了。目前的局面无疑有利于这些活动的开展。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又具有前所未有的外部研究环境，只要认真努力，勤于思考，把握方向，明确任务，是一定能够在新的世纪开创出先秦史研究的新局面的。

因为材料不齐的缘故，本回顾未包括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的先秦史研究的成果，这方面的情况可参阅朱凤瀚、徐勇编著的《先秦史研究概要》一书有关章节（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

（原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沈长云，1944年生，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邮编0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