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殷都学刊》1999年第2期

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被王懿荣鉴定并作为珍贵文物而有意识收藏以来（注：关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时间和它的第一个发现者，学术界一度有争议。我们对此曾进行了认真考证，还以1899年王懿荣为发现甲骨文第一人为确，详见王宇信：《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殷都学刊》1984年第4期及崔志远《关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通信》，《殷都学刊》1985年第2期.），迄今已经经历了100个年头。作为中国和世界文化艺术珍品的甲骨文，自它被发现之日起，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蕴藏在这些“断烂朝报”中的古代社会奥秘被逐一“发掘”出来，从而使“文献不足”的商代历史研究柳暗花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今天的甲骨学，已是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形成了严密的规律并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课题的一门成熟学科，并和语言学和汉语史、历史学、考古学、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科（注：参见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4、5、6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百年来的甲骨学研究，已经历了它发展道路上的“草创时期”（1899—1928）、“发展时期”（1928—1937）和研究的“深入时期”（1949—今）。前辈学者开拓榛莽，钩深索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回顾百年来前辈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发扬和光大他们勇于探索、不断进取的优良传统，展望未来的研究前景，对促进我们“后来者”的深入研究和把甲骨学推进到新的一百年的繁荣是很有意义的。

一、甲骨学研究的“草创时期”（1899—1928年）

甲骨学研究的“草创时期”，指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购藏起，至1928年史语所科学发掘安阳殷墟这一段时间，因王懿荣鉴定甲骨文为古代文化珍品，昔日“每斤才值数钱”的“龙骨”身价倍增，一下子变成了每字值银“二两五钱”的古董。小屯村民为谋厚利，争相私挖甲骨出售。为了与1928年史语所科学发掘甲骨文时期相区别，故称这一时期为“私人挖掘”或“盗掘”时期。王懿荣、王襄、刘鹗、罗振玉等一批学者，先后通过古董商之手或派人去安阳坐地收购，获得了大批甲骨文，其情况是：王懿荣所得约1500片；刘鹗所得约5000片；王襄、孟定生所得约4500片；罗振玉所得约30000片；其他各家所得约4000片。与此同时，不少外国人也开始搜购甲骨文，其中很多被转卖到外国，诸如美、英、德各大博物馆都有购入。外国人搜购甲骨文的情况是：库寿龄、方法敛所得约5000片；日本人所得约15000片，明义士所得约35000片。以上“私人挖掘”时期共获殷墟甲骨文10万片（注：胡厚宣：《殷墟发掘》第36页，学习生活出版社，及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由于文献失载，关于殷墟甲骨文及其时代，学者们一开始是茫然无知的。经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等学者的悉心考索，至1910年左右，“甲骨文为商代遗物便为多数学者所承认了”（注：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而甲骨文出土地，罗振玉1908年查明为安阳小屯村。在此基础上，罗振玉在1910年《殷商贞卜文字考》中辨明小屯村为“武乙之墟”，为以后殷商考古学的发端和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学者认为，把“甲骨出土的地点考证出来”，是“罗振玉的主要成就”之一（注：戴家祥：《甲骨文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3期.）。

甲骨文资料的著录出版，是甲骨学研究的基础工作。1903年刘鹗出版了甲骨学史上第一部著录《铁云藏龟》，从而使更多的古文字学家得以进行研究，扩大了甲骨文的流传范围。自此，甲骨文从少数学者书斋里秘不示人的“古董”，变成了可资学术研究的“金石”资料。其后，一些甲骨著录书，诸如罗振玉的《殷虚书契》、《殷虚书契精华》、《铁云藏龟之馀》、《殷虚古器物图录》，姬佛佗《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明义士《殷虚卜辞》、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王襄《簠室殷契征文》、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罗福成《传古别录》二集等陆续出版。以上各书，共收录甲骨9919片。

这一时期学者们筚路蓝缕，在甲骨学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先，就是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等学者在文字的考释和篇章的通读方面做出了不少发凡启例的贡献。

《铁》书出版以后，著名学者孙诒让据以研究考证，在1904年就写出了甲骨学史上第一部研究著作《契文举例》。我们现在考释甲骨文字以《说文》为证，以金文互证的方法，在孙氏《契文举例》中，基本上都应用上了。这就是《契文举例》可贵之所在”（注：肖艾：《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虽然如此，直到1913年《殷虚书契》出版之时，学术界还鲜有人对甲骨文内容进行研究。罗振玉深感“书既出（按：指《前》），群苦其不可读也”（注：罗振玉：《殷虚书契序》.），于是他“发愤为之考释”（注：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序》.），写成了6万多字的《殷虚书契考释》。书中考定帝王22、先妣14、人名78、地名193、文字485个。1919年罗振玉又将此书增订出版。罗振玉的甲骨文字考释，是“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但他“既参证《说文》以释甲骨文，又不为《说文》所束缚，而能认出一批与《说文》字形不同的甲骨文，反过来纠正《说文》的谬误，这就比前人大大高出了一筹”（注：陈炜湛、曾宪通：《论罗振玉和王国维在古文字领域内的地位和影响》，《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80年.）。

经过学者们的努力探索，可识之字日益增多。特别是《殷虚书契考释》和《增订考释》出版以后，基本上可以通读卜辞文句了。一些字典性工具书，诸如叶玉森《殷虚书契前编集释》、王襄《簠室殷契类纂》、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等也相继问世，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字考释成果。

其次，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商史。王国维不仅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对商周礼制、都邑、地理等方面研究都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特别是他1917年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商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篇甲骨学史上的著名论文，把甲骨学研究由“文字时期”推向了“史料时期”。王国维考证了甲骨文中出现的商先公先王和父、兄之名，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因而司马迁《史记》所载商史是可信的。他根据《后上》8·14与《戬》1·10的缀合，也纠正了《殷本纪》中个别商王世次的错误，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价值。与此也开后来甲骨缀合之先河。

应该指出的是，王国维在研究时不仅十分注重古代文献，而且对地下出土文物更为重视。他1925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对我国的古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甲骨文研究的发展时期（1928—1937年）

这一时期，指自1928年10月开始至1937年6月暂告一段落的史语所主持科学发掘殷墟甲骨文时期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史语所在安阳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历时10年之久，获得了大批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和大量遗迹、遗物等珍贵考古资料。而近代田野考古方法的引入，使甲骨学研究突破了传统金石学和史料的局限，取得了全面的发展。

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以后，出土日益增多。但与此同时，小屯村民私挖甲骨文与盗墓挖宝无异，使与甲骨文共存的遗迹、遗物等重要现象受到了严重破坏。而大量甲骨文的流往国外，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焦虑。中研院史语所立所伊始，鉴于“甲骨既尚有遗留，而近年出土者又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钜之瑰宝，将为无知土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注：董作宾：《民国十七年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因此自1928年10月开始由史语所在安阳殷墟科学发掘甲骨文，出土了大批有科学记录的甲骨文资料。其中第一次至第九次科学发掘工作共得甲骨文6513版，而第十三次至第十五次科学发掘工作共得甲骨文18405版。河南省图书馆也在其间进行过两次发掘，共得甲骨3656版。

应该大书特书的是，第十三次发掘期间（1936年6月12日）YH127坑17096片甲骨的发现。这批甲骨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注：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序》。又胡厚宣《殷墟发掘》第99—101页.），对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是甲骨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在甲骨文的著录方面，这一时期开创了甲骨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著录新体例。这样的甲骨著录书，不仅“单就文字学方面看，自然和以前著录的许多甲骨文字书籍，有同样的价值，只是读者可以绝对地信任它没有一片伪刻罢了。”更重要的是，“如果从考古学的眼光看，就和以前的甲骨文字书籍大大的不同了。它们每一片都有它们的出土小史，它们的环境和一切情形都是很清楚的”（注：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自序》.）。第一次至第九次发掘所得甲骨，由董作宾编为《殷墟文字甲编》出版，其中所收甲骨，是“按照着他们出土的先后次序排列的”。“若研究出土情形，或者遗址遗物关系，则需查登记号”就可一目了然。第十一次至十五次发掘所得甲骨，董作宾辑为《殷墟文字乙编》出版，其编纂体例与《甲编》同。《甲》、《乙》二书的出版，为甲骨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甲骨学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这就是1933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篇名文的发表。自1928年第一次科学发掘以后，学者从3处不同地方出土的甲骨发现有“字形之演变，契刻方法与材料之更异”的变化，便开始了“把每时代的卜辞，还它个原有时代”的探索。董作宾从1929年第3次发掘的“大连坑”受到启示，第一个提出“贞人”说，为分期断代研究打下了基础。董作宾在《断代例》中，按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10项标准，把殷墟甲骨文划分为5个不同时期。从此，罗、王以来把甲骨文做为晚商273年史料的一团“浑沌”，被犁然划分为早晚不同的五期，从而有可能探索甲骨文所记史实、礼制、祭祀、文例学方面的发展变化，把商代各王历史的研究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因此，《断代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大事”（注：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20页.）。

YH127坑成批甲骨的出土和其它大量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大大开阔了学者们研究甲骨文的视野。过去，传世甲骨大多支离破碎，学者们据此难以窥知甲骨的“全豹”。而现在，仅YH127坑就出土完整龟甲300多版，再加上缀合的材料就更多了。因此学者们思路大开，与分期断代研究一起，甲骨学其它方面的研究，诸如卜法文例（注：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又《骨文例》，《集刊》七本一分。胡厚宣：《甲骨学绪论》，《论丛》二集二册.）、记事刻辞（注：胡厚宣：《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论丛》初集三册.）、卜辞同文（注：胡厚宣：《卜辞同文例》，《集刊》五本.）、卜辞杂例（注：胡厚宣：《卜辞杂例》，《集刊》八本三分.）等等有关甲骨学自身规律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与此同时，胡厚宣先生“综合所有甲骨，作一全面的彻底整理”。他以整理殷墟发掘所得甲骨为契机，研究商代方国、农业、气候、婚姻家族、封建制度、天神崇拜等方面，出版了《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不少根据大量甲骨文新资料所得出的结论，直到现在仍很有参考价值。

唐兰使用偏旁分析法考释甲骨文字，发现颇多。于省吾、杨树达、张政烺等学者也屡有新说。而陈梦家对商代祭祀、王名、神话与巫术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成绩。特别是郭沫若异军突起，天才加勤奋，奠定了我国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科学的基础。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二书，不仅为甲骨文的搜集和流传作出了贡献，而且二书的文字考释和他的《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中有不少震聋发聩、石破天惊之笔，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承认（包括反对过他的人），为文字的考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郭沫若的甲骨学论著，不仅是学者们研究时案头必备的参考，而且使不少初学者由此度得金针，成为入门的工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甲骨学者。此外，郭沫若用甲骨文研究商史，他的“划时代”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后的《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和他主编的《中国史稿》等商史著作，勾划出中国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科学从不成熟阶段逐渐趋于成熟的发展轨迹，成为中国新史学的一代宗师（注：王宇信：《甲骨文研究》（收入林甘泉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通过郭沫若、董作宾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大力开拓，这一时期的甲骨学研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三、甲骨学研究的深入时期（1949—今）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甲骨学研究在前两个时期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深入。其主要表现在科学发掘甲骨文的不断出土和在集中、整理、公布材料方面取得了成功。而甲骨学研究方面，诸如分期断代、文字考释等方面也较前有了深入。特别是周原甲骨的发现和展开的讨论，在甲骨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与此同时，对甲骨学史和甲骨学研究的不断总结等等，也提出和解决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

（一）科学发掘甲骨文的不断出土和包容时、空的扩大

自1950年春天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恢复了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工作，多年来基本没有中断过有计划的研究工作（注：杨锡璋：《殷墟发掘大事年表》，《考古》1988年第10期.），出土了大批遗物和遗迹，包括不少科学发掘的甲骨文。在安阳殷墟以外的商代遗址和一些周代遗址，历年也陆续有科学发掘甲骨文出土。

在安阳殷墟，不仅继续在中心区小屯村附近出土甲骨，而且在其以外地区，继解放前在后冈、侯家庄南地等处之后，又在后冈、四盘磨西地、大司空村等处发现了商代甲骨文（注：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26—29页.）。而以小屯南地和另一新地点花园庄东地为最多。

1973年小屯南地一批甲骨的出土，是继YH127坑甲骨大发现之后的又一大批出土，共计卜骨、卜甲7150片。其中卜甲110片（有刻辞者60片），卜骨7040片（有刻辞的4761片），未加工的牛胛骨106片（有刻辞的4片），刻字牛肋条骨4片（注：《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1期.）。这批甲骨不仅出土数量较多，而且有科学地层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在少数灰坑中，甲骨集中地大量出土，似是有意识的贮存”。还有专门存放骨料的窖穴发现（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245页。及《小屯南地甲骨序言》，中华书局，1980年.）。这批甲骨的时代，以三、四期为多，也有少量一期和五期之物。刻辞的内容也很丰富，包括祭祀、天象、田猎、旬夕、农业、征伐、王事等方面。其中有不少新的内容，诸如贞人名、方国名、有关军旅编制、天文、百工等方面的材料和一些过去没有见过的字、辞等等（注：陈邦怀：《〈小屯南地甲骨〉中所发现的若干重要史实》，《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另一次重大发现是1991年在花园庄东地、南地。花园庄东地窖穴（H3）内共出土卜甲1558片，上有刻辞者574片（腹甲557片，背甲17片），卜骨25片，上有刻辞者5片。共计得刻辞甲骨579片。值得注意的是，此坑以大版龟甲为多，完整者达755版，而有刻辞的整龟甲近300版，占有字甲骨总数的50％。而半版以上的大块甲骨，几占总数的80％。每版字数不一，少者一、二字，多者达200字，一般为数十字。内容涉及面较狭，主要为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尤以祭祖先为多。常用字的写法及风格与“宾组”有别，但与午组、子组、自组卜辞有相近之处，应为武丁时王室贵族的有意储存。花园庄南地墓（M99）填土中出卜骨35片、卜甲22片，其中有字者仅卜骨5片，属午组卜辞（注：《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这批甲骨的出土，引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

在殷墟以外的商代遗址，如郑州也发现了商代有字甲骨。有学者认为是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物（注：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也有学者认为应是二里冈中商时期之物（注：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更为重要的是，近年在河南郑州电校又发现2块有字骨（注：《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第17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此外，在河南洛阳泰山庙、山西洪赵坊堆村、陕西长安沣西、北京昌平白浮、陕西岐山凤雏和齐家等地，陆续有西周甲骨文出土。以上5处遗址共出土有字甲骨302片，总字数达1040个（注：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第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其中最重要的是1977年陕西周原凤雏建筑基址发现的甲骨文。在凤雏建筑基址西厢二号房窖穴H11和H31内共出土卜甲、卜骨17275片，其中有字甲骨289片。甲骨都经过整治，“卜甲几乎全系方孔，有圆孔者极少，方孔一般呈长方形，平底浅孔，在孔的底部一侧凿一细槽”。而“卜骨皆钻圆孔，其孔壁有垂直与错叠两种”。孔内底部约三分之一处有槽”（注：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古文字研究论集》1982年.又《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此外，在90年代初，河北邢台南小汪遗址发现有西周甲骨，共11字（注：《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1995年10月，北京琉璃河燕都遗址又有西周甲骨的重要发现，3片甲骨中以刻有“成周”者为最重要（注：《北京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2日.）。据悉，北京房山镇江营也出土西周“筮数”胛骨。西周甲骨在各地出土，不仅为史料较少的西周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而且为甲骨学领域里新分支学科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早于殷墟甲骨文的原始社会时期的甲骨契刻符号（或曰文字）也有出土。1987年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冈文化遗址，出土了刻符龟甲，有的刻划则与甲骨文中的“目”、“曰”等字形相近（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陕西长安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中，出土骨刻符号19件，有的甲骨刻符也与殷墟甲骨文相近（注：郑洪春、穆海亭：《陕西长安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发掘》，《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及《镐京西周宫室》（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9—40页，及有关彩版、图版、图、拓本可供研究参考.）。这些甲骨刻符的发现，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线索，而1996年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岳石文化木构器物祭祀坑发现的有字卜骨，则为研究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字和占卜契刻源流提供了新线索（注：参据石璋如：《殷墟文字甲编的五种分析》，1982年.）。

如此等等。甲骨不仅在殷墟以外各地不断出土，而且还发现了更早的甲骨刻符，使我们长期形成的“殷墟甲骨”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了范围。

（二）甲骨文材料的集中、整理及刊布方面取得了成功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小屯南地甲骨》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下册一、二、三分册于1983年出版。此书将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甲骨收入，共编为4612号。所收甲骨按出土单位著录，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可与地层及有关遗物互相联系的科学资料。虽然《甲》、《乙》二编按出土顺序号著录甲骨，但解放前15次发掘殷墟报告尚未出版，即使能据出土号将甲骨按单位集中（注：《桓台史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79年5月18日.），但此坑的层位关系及相伴出遗物也很难据现已刊出的零碎材料查考清楚。又何况当时的所谓“层位”多为深度层，而不是考古层位学的地层。《屯南》一书还把能看出钻凿形态的甲骨作了统计，并作了划分类型的整理，并对钻凿甲骨进行墨拓或画图，集中发表在下册三分册中，为研究甲骨整治和考察钻凿形态提供了宝贵资料。《屯南》一书所录甲骨，与出土层位、钻凿形态、释文及各项索引浑然一体，给不同需要和从不同角度查找资料提供了极大便利，这就比《甲》、《乙》二编前进了一步。因而“它是科学发掘所得甲骨的一部最科学的著录书”（注：王宇信：《一部科学的甲骨著录》，《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而《殷墟文字乙编补遗》（1995年）的出版，为《乙编》甲骨的继续缀合提供了全面资料。

一些传世甲骨也继续整理公布。李亚农《殷契摭佚续编》（1950）、郭若愚《殷契拾掇》（1951）、《殷契拾掇二编》（1953）、胡厚宣《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954）、《甲骨续存》（1955）、董作宾《殷墟文字外编》（1956）、陈邦怀《甲骨文零拾》（1959）等书相继出版，公布了不少重要甲骨文资料。

应该指出的是，胡厚宣教授在著录和刊布甲骨材料方面做出了贡献。他的《宁》、《南》、《京》、《续存》四书，“共著录甲骨13814片，占殷墟所出全部十多万片甲骨的十分之一强”。而他开创的先行分期再行分类的编纂体例，纲举目张，眉目清晰，为此后科学地编辑甲骨文作出了示范（注：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37页.）。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自1978年开始出版至1982年全部13巨册出齐，是一部集70年来出土甲骨文之大成式的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甲骨学者在这一时期全面集中、整理和公布材料方面取得了成功。此书的出版，被誉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最大收获，多次受到国家的表彰和奖励（注：柯办：《郭沫若〈甲骨文合集〉获奖》，《北京晚报》1983年2月19日。又，周建明：《吴玉章奖金首次评奖》，《人民日报》1987年10月10日.）。

《合集》共收甲骨41956片，先行分期，每期内再按内容作分类处理。特别是将一批学术界争议较大的甲骨集中著录在第七册（第一期附）中，为分期断代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集中的资料。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在10万片甲骨中理出为‘武丁期附’的一部分，是要有‘观其全体’的甲骨研究工夫，决不是随便‘剪剪贴贴’可以做到的”（注：严一萍：《商周甲骨文总集序》，艺文印书馆，1985年.）。《合集》一书，集中了分藏国内23个省市自治区44个私人藏家和95个机关单位的9万多片、台湾和香港的3万多片以及日、美、英、加拿大、韩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多片，总计15万片以上甲骨材料的拓本、照片、摹本或著录片，按一定的标准从中选出41956片著录。在整理材料时，从60多种著录书中，“共校出重片6千多片，重片次达1万4千多。这是一项繁琐而艰巨的工作，它的完成，可以说对旧著录书作了一次清算”（注：王贵民：《一部大型的甲骨文资料汇编——〈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9期.）。与此同时，《合集》还精心缀合碎片。已故桂琼英先生“在前人已经做过的基础上尽量继续加以拼合，所以所得就较前人为多”（注：胡厚宣：《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学上的巨大贡献》，《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总计拼合不下两千余版，单《殷墟文字》甲、乙两编，就拼合了一千版以上”（注：胡厚宣：《甲骨文合集序》.）。在《合集》中，还选换了所能进行墨拓的甲骨新拓本。而没条件新拓的甲骨，则从著录书的拓本中选其较完整和清晰者。此外，还将一骨的正、反、臼以及同文的卜辞（或成套）集中在一起。如此等等，做了大量科学整理工作。因此，《合集》的出版，为甲骨学的继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注：赵诚：《〈甲骨文合集〉评介》，《光明日报》1983年1月31日.），它继往开来，是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严一萍曾用“名归主人之办法”，即按甲骨藏家编纂《甲骨集成》。但此书“只出版一册，就没有继续。然而完成甲骨全集的心志，始终不懈。现在有了《甲骨文合集》作基础，这个愿望很容易达成，只要改正《合集》的缺点，增加其他没有收集的资料，再加上我的缀合，总在一起，就是一本比较完全的甲骨文总集了”（注：严一萍：《商周甲骨文总集序》.）。1985年，他的《商周甲骨文总集》十六巨册出版。此书基本上是将《合集》一书，再加上《屯南》、《怀特》等书合为一编而成的。1996年6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印行了胡厚宣《甲骨续存补编》，全书七卷，列公私藏家126名之下，凡18836片甲骨。1998年齐鲁书社出版了刘敬亭《山东省博物馆精拓甲骨文》，共收甲骨1970片。而1999年，《甲骨文合集补编》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共收甲骨1万3千多片。而《瑞典斯德哥尔摩古物陈列馆藏甲骨》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甲骨几十片。如此等等，可以说《合集》、《合集补》等书，对一百年出土的甲骨作了总清理。

甲骨文材料的集中、整理和公布的成功，为甲骨学和商史研究的深入打好了基础。

（三）甲骨学研究的深入

这一时期的甲骨学研究，不少方面有了深入进展，在分期断代研究方面：

1、关于董作宾提出的“文武丁时代卜辞的谜”的深入讨论。参加这一讨论的有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四章之四节、七节、八节）、李学勤《帝乙时代非王卜辞》（《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小屯丙组基址与扶卜辞》（《甲骨探史录》，1982年）、谢济《武丁时另种类型卜辞分期的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六辑）、肖楠《安阳小屯南地发现的“自组卜甲”》（《考古》1976年第4期）、《小屯南地甲骨前言》等等。这批争议较大的甲骨，随着讨论的深入和新证据的不断增多，目前国内学者认为其时代应提前至第一期武丁时的看法已趋一致（注：严一萍仍坚持其为“文武丁时代”，见《商周甲骨文总集序》.）。

2、对所谓“历组”卜辞时代的争论和武乙、文丁卜辞的细区分。以1977年殷墟妇好墓的发现为契机，李学勤提出要拆穿分期断代的又一个“谜团”，即所谓“历组”卜辞不是董作宾所划分的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物，而应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代的卜辞”（注：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学术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持赞成意见的论著，主要有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6期）、李先登《关于小屯南地甲骨分期的一点意见》（《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彭裕商《也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九辑），等等。与上述意见针锋相对，仍认为“历组卜辞”应属第四期武乙、文丁时代，学者发表的论作主要有肖楠《论武乙文丁卜辞》（《古文字研究》第三辑）、罗琨、张永山《论历组卜辞的年代》（《同上论文集》）、谢济《试论历组卜辞分期》（《甲骨探史录》）、《小屯南地甲骨序言》、曹定云《论武乙、文丁卜辞》（《考古》1983年第3期），肖楠《再论武乙文丁卜辞》（《古文字研究》第九辑）、陈炜湛《“历组卜辞”的讨论与甲骨文断代研究》（《出土文献研究》）、张永山《小屯南地一版卜骨辨析》（《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等等。讨论一度颇为热烈，但“双方尽管争论得很激烈，但很少讨论“历组卜辞”的核心——真正有贞人历的卜辞。有的文章干脆把它们抛在一边，却大谈‘历组卜辞’的各种特点，与宾组、出组的异同等等”。因而陈炜湛建议讨论时“具体地分析一下历贞的卜辞，以期先在‘小范围’内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但在这场不了了之的讨论中，却完成了对第四期武乙、文丁卜辞的细区分。肖楠依据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得的地层关系，使我们第一次有可能将武乙卜辞与文丁卜辞初步区分开来”（注：肖楠：《再论武乙、文丁卜辞》，《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从而给学者们提供了切实的断代线索，而方述鑫《殷墟卜辞断代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则是传统分期的总结。

3、对甲骨断代新方案的有益探索。董作宾的《断代例》提出的十项标准和五期分法，虽然还有一些可修订之处，但几十年的断代实践证明是可行的。但他自己却“郑重的声明：这不是断代研究成功后的一篇结论”。他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又首先提出了“新派”、“旧派”的观点，并主张“此种新观察，须打破旧日余分卜辞为五期之见解，而别自树立一标准也”（注：董作宾：《殷历谱绪言》，史语所专刊，1949年.）。虽然不少学者研究甲骨文中祭祀、方国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但还没有人专门用“旧派”、“新派”的方法去整理甲骨文的。

与所谓“历组”卜辞时间前提一起，李学勤又提出殷墟王室卜辞在演进上的“两系”说。林沄在《小屯南地甲骨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中对李说加以具体化，从而构筑了断代的新方案。但“两系”说依文字的“型式学”分析进行分组（或类），标准往往因人而异。此外，各“组”划分过细而不免繁琐，不仅使人难以得其要领，而且在时间上也上续下延，互相交叉而难以断开。因而在研究的实践中，难以驾驭15万片甲骨的全部。就是“两系”说的倡导者本人，在整理《英藏》时，也仍然采用的是“五期”分法。因此，“两系”说自1978年提出以后，至今还是停留在理论的探索上。前不久，“两系说”构筑成功了断代研究的体系。1991年黄天树出版了《殷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台湾文津出版社），从理论上加以阐述。1994年彭裕商出版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李学勤等出版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等，就是较系统阐述“两系”说的力作。

4、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也有了进一步深入。首先，是有一批严谨精到，立论颇有创见的名篇问世，诸如胡厚宣论商代鸟图腾（注：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遗迹》，《历史论丛》第一辑，又《甲骨文所见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张政烺释卜辞裒田（注：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等等。特别是于省吾1979年出版了他总结性著作《甲骨文字释林》，此书将他解放前“所写的甲骨文字考释，大加删订，和解放以后所写的甲骨文字，汇集在一起，共130篇”由中华书局出版。《释林》一书“对新识的字和已识之字在音读、义训方面纠正旧说之误而提出新解”，共考释文字300多个（注：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序》，中华书局，1979年.），对甲骨学研究做出了贡献。裘锡圭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文字论集》，收入了他自1988年9月以来所撰写的研究先秦秦汉文字和文字资料的绝大部分论文，其中有关甲骨文字的研究论文40余篇。其中的一些篇章，还收入了1994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裘锡圭自选集》中。刘桓也出版了《殷契新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殷契存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应该指出的是，于省吾为我们开辟了考释文字的新途径，其文字考释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超过了前人（注：参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53—57页.）。

其次，一些大型甲骨著录书的释文（或考释）出版，适应了多学科学者利用甲骨材料的需要。过去有的学者著录甲骨，多是先抛材料，而释文“留俟后日”，实为无日完成。现在一些大型甲骨著录出版后，释文也随之作出。《屯南》下册（即释文第一、二、三分册）于1985年印行，姚孝遂、肖丁《屯南考释》也在同年出版。此外，姚、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一书，将《合集》、《屯南》、《英藏》、《东大》、《怀特》等书著录甲骨按片摹出各辞原篆并做出释文，依类部居，集为上、下两册于1988年出版。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释文》，2090多页，也正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程中。该书由原《合集》编辑的学者分册释定，皆依据《合集》原稿进行释文，因而《合集》一些印制模糊的拓片，在释文中得到了补救。与此同时，国内外十分关心的《合集》41956片甲骨的来源（包括重见著录）及现藏，现已编竣《合集来源表》。《合集》一书的“释文”及“来源表”近期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先行向国外发行。

其三，是一些甲骨文工具书和字典也编纂出版。1934年出版的孙海波《甲骨文编》，经增订补充后，195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高明出版了《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也曾在内地翻印。饶宗颐《甲骨文通检》1—4册自1989年至1995年出版发行。于省吾主编，姚孝遂、赵诚、王宇信、王贵民、谢济等8名学者参加编纂的《甲骨文字诂林》一书，收入了90年来各家关于文字的考释500万字，199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是文字考释的集大成之作，其它的文字书籍，如孟世凯1987年出版了《甲骨学小辞典》、赵诚1988年出版了《甲骨文简明辞典》等。此外，沈培1991年出版了《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张玉金1994年出版了《甲骨文虚词词典》、李圃1995年出版了《甲骨文文字学》等。甲骨著录释文的及时完成和有关字典、词典的编纂出版，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字研究的深入。

5、西周甲骨的发现和研究，是新中国甲骨学研究的重大收获之一。学者们对西周甲骨的族属、特征、文字、分期、地理、官制、商末的殷周关系等方面的讨论，得以形成了甲骨学研究领域的新分支学科，打破了凡谈甲骨则必殷商的传统观念。不少甲骨学者和考古学家，诸如徐中舒、张政烺、王玉哲、李学勤、高明、裘锡圭、陈全方、周原考古队、王宇信、杨升南等，都发表过专论，为西周甲骨这一新分支学科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使学术界探索多年的“奇字之谜”取得了突破（注：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三章第一节《甲骨文中一种“异形文字”的发现及研究》.）。1984年，王宇信出版了《西周甲骨探论》。此书“一方面综述各家研究西周甲骨的成果，另一方面，通过深入钻研，在一些问题上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注：刘一曼、郭振禄：《甲骨文书籍提要》，第171—17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此书台湾某出版社曾翻印，在中国和法国都发表过书评（注：《周朝时期的甲骨文》，《亚洲日志》1986年3—4期.）。作者在此基础上，对学术界争议较大的问题，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发表的论述有：《试论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注：《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周原出土庙祭甲骨商王考》（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周原甲骨刻辞行款的初步分析》（注：《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周原庙祭甲骨“盟周方伯”辨析》（注：《文物》1988年第6期.）、《周原出土庙祭甲骨来源刍议》（注：《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等。邢台西周甲骨出土后，在新材料的基础上，又发表了《周原甲骨卜辞行款的再认识和邢台西周卜辞的行款走向》（《华夏考古》1995年第2期）等，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周原出土甲骨中应有一部分为商王朝遗物。饶有兴趣的是，安阳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在整治方法、钻凿形态、字体风格等方面都有别于殷代而近于西周”，但比一般的西周卜甲要早（注：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这为我们主张周人曾有人在商王朝充当贞人、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当为周灭商后移往周原之物提供了新证据（注：王宇信：《周原出土庙祭甲骨来源刍议》，《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此外，陈全方1988年出版的《周原与周文化》、徐锡台1990年出版《周原甲骨文综述》，则公布了周原甲骨的放大摹本及照相；朱岐祥1997年出版了《周原甲骨研究》（学生书局）等。虽然西周甲骨研究取得一批成果，但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继续深入讨论。

（四）甲骨学史和甲骨学研究的总结著作

随着甲骨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总结性著作和有关甲骨学史研究的论著也陆续问世。1956年，陈梦家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是全面而系统地总结自甲骨文发现至1956年以前近50年来甲骨学研究的一部巨著。陈梦家在总结、论述甲骨学成就时，还以自己的精深造诣，对甲骨学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精譬的论述，特别是分期断代方面提出了不少创见。因此，“《综述》这部75万字的巨著，自出版以来直到现在还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注：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65—70页.）；1978年，严一萍出版了《甲骨学》一书，该书宏篇巨制，达1430页之多。此书也“是一部总结近90年来关于甲骨学本身规律的研究——甲骨学的全面综述之作”，对学习和研究甲骨学的人，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注：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103页.）；1988年，台湾编译馆出版了张秉权的《甲骨文与甲骨学》一书，此书不仅论述了甲骨学的自身规律，而且总结了甲骨文中的商代社会历史，包括天文气象与历法、人名地名与方国、先公先王与世系、祭祀巫书与宗教信仰、政治与官制、农业与社会、田猎与征伐、人口疆域与文化的接触面、技术与工业等方面，是一部全面总结甲骨学与甲骨文研究的重要著作；1989年，王宇信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甲骨学通论》，全书50万字，分上、下两篇。上篇专论殷墟甲骨，下篇则论述了甲骨学的新分支学科——西周甲骨。《通论》一书，力图充分反映90年来甲骨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并把甲骨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重要学术问题的提出、解决及尚待解决问题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胡厚宣在《序》中说，此书“从发现到研究，从卜法到文例，从断代到分期，从辨伪到缀合，从文字到历史，无不全面论述。并论及近年周原发现之西周甲骨，亦颇详瞻”。此书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90.4）、《考古》（91.3）、《考古与文物》（91.2）、《中原文物》（89.4）、《殷都学刊》（90.2）等报刊都有学者发表了书评。

这方面的著作，还有孟世凯《殷墟甲骨文简述》（1980年）、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1981）、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1985年）、王明阁《甲骨学初论》（1986年）、陈炜湛《甲骨学简论》（1987年）、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引论》（1993年）等等。并有一批古文字学论著出版，如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1986年）、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987年）、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988年）等等。最近，姚孝遂主编《中国文字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也已面世。

有关甲骨学史方面，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和专著。对甲骨学史上的重要学者，如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于省吾、唐兰等前辈学者所取得的成绩和研究特点，诸如胡厚宣等人论郭沫若（注：前引胡厚宣：《考古学报》文及《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陈炜湛和杨升南等人论罗振玉（注：前引陈炜湛文及杨升南：《罗振玉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三辑.）、王宇信论胡厚宣（注：《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辑.）等等，对有贡献的甲骨学家进行了科学的评价。还有一批专著出版，如肖艾《甲骨文史话》（1980年）、《王国维评传》（1983年）等。此外，最近又出版了吕伟达《甲骨文之父王懿荣》（1995年）、谢宝成《郭沫若评传》（1996年）、刘桓《王国维评传》（1996年）、张永山等《罗振玉评传》（1997年）等等；胡厚宣出版了《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殷墟发掘》、《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及《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注：《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旧藏甲骨现状之说明》（注：《殷都学刊》1985年第1期.）等；《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注：载《史语所集刊》六十七本四分，1996年12月.）等；濮茅佐《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1898—1987年）于1991年出版，宋镇豪《百年甲骨学论著目》也于1999年出版；董作宾出版了总结性著作《甲骨学五十年》、《甲骨学六十年》等等。此外，1988年郭振禄、刘一曼出版了《甲骨文书籍提要》，对近237种著作进行了介绍。

1999－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