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先秦史研究，成就斐然。本文介绍的成果，主要为见诸国内报章书刊者。因篇幅所限，恐多遗佳作，乞请方家指正。

本年度见诸报道的有关先秦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二）》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学术研讨会”（华东师大）、

“三星堆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德阳）、“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第四届国际古文字学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楚国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暨湘、鄂、豫、皖、楚文化研讨会第八次年会（湖北宜昌）、“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座谈会”（北京）等。

本年度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与论文集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刘一曼、曹定云《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宇信、宋镇豪主编《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下文简称“百年文集”），李伯谦主编《商文化论集》上、下册（文物出版社），宋镇豪、肖先进主编《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文中简称“三星堆七十年”），《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文中简称“商文集”），杜金鹏《偃师商城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王小庆《仰韶文化研究》（），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署书社），孙继民、郝良真等《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学勤主编《新出简帛研究丛书》，欧阳祯人《郭店儒简论略》（台湾古籍出版社），侯志羲《西周甲文注》（学林出版社），辛彦怀、康香阁主编《赵文化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等。

一、先秦史纵向宏观研究

社会形态与理论研究

《河南大学学报》4期“先秦社会形态”笔谈发表了李学勤、陈昌远、晁福林、陈恩林、詹子庆、葛志毅、沈长云、徐仪明、王震中、丁鼎等先生的有关笔谈文章，探讨了先秦社会形态的有关问题。王和《关于理论更新对于先秦史研究意义的思考——从解读〈牧誓〉的启示谈起》（《史学月刊》4期）以解读《牧誓》为例，讨论了理论更新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考古学证据的认定和相关理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期）对早期国家研究中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礼乐风俗、制度研究

宋镇豪《中国上古时代的丧葬礼俗》（《三星堆七十年》）从葬俗与“之幽”观念，墓地配属，殷墟王陵区，丧礼、葬具与坟塚，含贝与握贝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上古时代的丧葬礼俗进行了探讨。杨华《先秦血祭礼仪研究——中国古代用血制度研究之一》（《世界宗教研究》3期）和《先秦衅礼研究——中国古代用血制度研究之一》（《江汉论坛》1期）认为，先秦祭祀活动中血被视为某种具有巫术的功能，衅礼实际上是一种模拟巫术。王贵生《试论干戚之舞》（《西北师大学报》3期）认为干戚之舞初为军事武舞，后演绎成重大祭礼必备的武舞。吕静《春秋以前“盟”与“誓”行为的初步探讨——以出土资料的分析为中心》（《商文集》）认为春秋以前的盟表达对祖先的称扬与敬意，在誓的行为中包含了限制个人行为的要素。张永山《〈诗经〉看古人观念中的玉》（《考古学研究（五）》）对玉礼器的社会功能、玉饰和玉与石的区别、玉与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何平立《先秦巡狩史迹与制度稽论》（《军事历史研究》1期）对先秦巡狩制度进行了研究。此外，王琳《从郑韩故城出土陶文看先秦乡遂制度》（《考古与文物》4期）、陈智勇《先秦朝聘的文化意蕴》（《商文集》）可参看。

方国、地理研究

安介生《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复旦学报》3期）认为，“万邦”它包括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民族国家集团，也涵盖了边疆“四夷”族的众多小邦国及部落联盟。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1期）认为古“长子”在今山西毡子县西郊。此外，林欢《夏商时期晋南地区考古学文化与汾洮间古骀族——兼论“马方”、“”与飞廉及秦赵先祖》（《商文集》）、孟古托力《孤竹国释论——一支华夏化的东北夷》（《学习与探索》3期）可参看。

区域历史研究

陈剑《大渡河中游先秦文化探析》（《中华文化论坛》1期）考察了大渡河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武仙竹《考古学所见长江三峡夏商周时期的渔业生产》（《江汉考古》3期）、房道国《试论先秦时期冀鲁豫地区的蚕丝手工业》（《东岳论丛》2期）可参看。

文献研究

杨善群《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齐鲁学刊》5期）认为，古文《尚书》决非编自旧籍引语，而是别有来源的真正古文献。王和《〈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中国史研究》4期）认为《左传》成书年代上限在郑亡之后，下限不迟于公元前360年。《左传》原本是纪事体，战国末叶以前由经师改编为编年体。有关先秦典籍的其它文章，钱杭《〈尚书〉讫于〈秦誓〉原委考辨》（《史林》5期）、李怡严《〈鶡冠子•世兵〉的错简问题》（《中国史研究》1期）、杜勇《〈鬼谷子〉著作时代刍议》（《天津师范大学学报》6期）、刘宗迪《〈山经〉出自稷下学者考》（《民俗研究》2期）、刘蓉《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文史哲》5期）、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3期）、郭沂《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中国哲学史》4期）、吴九龙《竹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考古学研究（五）》）等文可参看。

二、史前历史文化研究

文明起源研究

《郑州大学学报》3期《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笔谈）发表了李伯谦、李民、王巍、唐际根等先生的文章，各位先生就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安志敏《关于牛梁河遗址的重新认识——非单一的文化遗址及“文明曙光”之商榷》（《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牛梁河遗址具有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非单一遗存；红山文化尚处在氏族阶段，尚无法作为文明曙光的象征。王东《文明起源的三大阶段新论》（《吉林大学学报》2期）提出，文明起源包括农业、新石器、陶器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铜器、城市、文字三大文明要素生成期和原始国家的起源三大阶段。陈星灿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期）对伊洛河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周代的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社会和环境因素进行了探索。关于文明起源研究，江林昌《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学术研究》7期）、张德光《再论陶寺遗址发现的意义》（《文物世界》3期）、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中国文物报》11月21日7版）等文可参看。

蔡运章、张居中《中华文明的绚丽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中原文物》3期）认为舞阳贾湖刻画文字目前已认识的11个字，分别属于反映《离》、《坤》两卦象的卦象文字。刘志一《贾湖龟甲刻符考释及其他》（《中原文物》2期）可参看

史前经济与社会

孔昭宸等《中国考古遗址植物遗物与原始农业》（《中原文物》2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不同文化期所取得的植物遗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中国原始农作物的悠久性、多样性和广布性。赵朝洪等《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考古学研究（五）》）对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及陶器起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彭适凡《中国冶铜术起源的若干问题》（《考古学研究（五）》）对中国冶铜术萌生的年代、地区和冶铜术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李之龙《从良渚文化社会组织形态分析其文化个性与文明进程》（《华夏考古》2期）认为，良渚文化核心家庭已成为真正独立地位的社会组织，它的产生是与其社会分层运动同步进行的。何周德《姜寨遗址“牲畜夜宿场”遗迹考辩》（《考古与文物》2期）认为，姜寨遗址广场上的两处灰土遗迹应与祭祀有关，并非“牲畜夜宿场”遗迹。裘士京等《中国史前城址的分布及功能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辑）对中国史前城址的分布及功能进行了研究。此外，钱耀鹏《中国史前防御设施的社会意义考察》（《华夏考古》3期）、蒋卫东《自然环境变迁与良渚文化兴衰关系的思考》（《华夏考古》2期）可参看。

区域文化研究

邵望平等《贾湖类型是海岱史前文化的一个源头》（《考古学研究（五）》）认为，裴里岗文化贾湖类型是海岱史前文化的一个源头。张学海《论龙山文化景阳岗类型》（《考古学研究（五）》）认为，景阳岗类型可能是以有虞氏与有鬲氏为代表的文化。郑建明《从房县七里河诸遗址看史前东夷族的西迁》（《华夏考古》2期）认为，以房县七里河诸遗址为代表的汉水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文化应是史前东夷族的一支，经过两次西迁到达今汉水上游地区。郑杰祥《关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考古学研究（五）》）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时代为“部族”时代。此外，郭立新《试论江汉东部地区史前时期的手工业专门化生产》（《东南文化》9期）、朱永刚《中国东北先史环壕聚落的演变与传播》（《华夏考古》1期）、巩文《天水至郑州间仰韶文化晚期聚落群与中心聚落的初步考察》（《中原文物》4期）可参看。

史前文化与风俗研究

严文明《邓家湾考古的收获》（《考古学研究（五）》）认为邓家湾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性遗存，可能反映一种庆丰收的祭祀活动。黄卫东《史前碎物葬》（《中原文物》2期）对史前时期碎物葬中碎物的意图、碎物葬是怎样产生和发展和碎物葬的时空分布规律等进行了探讨。王颖娟《半坡史前文化遗存反映的几个问题》（《文博》1期）对小女孩厚葬、男性老人的厚葬、割体葬仪等八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何德亮《大汶口文化的打击乐器——陶鼓浅析》（《东南文化》7期）认为陶鼓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鲁南苏北地区先民首先发明并开始使用的一种乐器。此外，徐艺等《中国礼乐文明之源——以史前乐舞遗存为例》（《东南文化》3期）、卢晓辉《猪在史前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中原文物》1期）等文可参看。

传说历史研究

林祥庚《黄帝传说辨析》（《光明日报》1月28日）认为黄帝传说有不可否认的客观历史根据。王树民（已去世）《五帝时代的历史探秘》（《河北学刊》1期）通过对传说的考订，将五帝与虚构的三皇说严格区分，辨明了旧传的五帝系统之误。常金仓《五帝名号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五帝”是战国诸子对史前传说人物的总称。黄正术《论“五帝时代”》（《安徽大学学报》2期）认为五帝是战国秦汉士人的假设，本与中国历史无关。朱小丰《论禅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3期）认为，“禅”为联邦万国为新人登基举行的大祭大典。廖名春《上博简〈子羔〉篇感生神话试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6期）对上博简《子羔》篇所记载的禹、契、后稷出生神话的内容进行了考释。

关于新石器时代与传说历史，靳新明等《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中原文物》2期）、王仁湘《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考古》6期）和《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文物》4期）、方辉《岳石文化衰落原因蠡测》（《文史哲》3期）等文可参看。

三、夏代历史与考古

夏代考古与二里头文化

李维明《夏文化分析与史实释读》（《考古学研究（五）》）从考古学上论述了夏文化的初始、发展、鼎盛与衰落，并对有关文献进行了释读。陈雪香《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玉器探析》（《中原文物》3期）认为二里头玉器制造业不发达，尚未形成规律性的用玉制度。高蕾《远古磬与夏代磬研究》（《文物》5期）揭示出远古石磬和夏代石磬之间所存在的传承关系。关于夏代考古与二里头文化，赵芝荃《夏代前期文化综论》（《考古学报》4期）、方酉生《略论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兼与〈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商榷》（《东南文化》3期）、陆思贤《二里头遗址出土饰牌纹饰解读》（《中原文物》3期）可参看。

夏代历史文化研究

曹定云《古文“夏”字再考》（《考古学研究—兼论夏夨、宜侯夨、乍册夨为一人（五）》）对甲骨文、金文中的“夏”字进行了进一步考释。彭邦本《禹族西兴东渐及其在黄河中下游的活动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期）对禹族的西兴东渐及其在黄河中下游的历史活动遗迹作了探讨。詹子庆《〈山海经〉和夏史》（《社会科学战线》1期）将《山海经》与《天问》、《穆天子传》等文献进行对比研究，对其中有关夏史资料一一进行辨析。陈立柱《涂山地望再研究》（《史学月刊》7期）认为涂山、羽山、三涂山实为一山，其地为夏人的祖山圣地。宋镇豪《夏商城邑的建制要素》（《商文集》）认为，夏商时期的城邑建制要素主要包括组合有序的宫室建筑和宅落群、“天人合一”的祭政设施、分层集群的聚族而居形式和族氏墓地等。张国硕《论夏商时代的离宫别馆》（《三星堆七十年》）认为离宫别馆滥觞于夏，设立于商前期，兴盛于商后期。徐良高《商周灭亡原因辨析》（《三星堆七十年》）对商周灭亡原因进行了探讨。石晓霆等《夏商时期的戈与野战方式浅说》（《中原文物》5期）认为，夏商时期是戈的发展期，其使用范围随着野战方式的演变而扩展到步兵。

关于夏代历史文化，王子今《“息壤”神话与早期夏史》（《中州学刊》5期）、张华松《关于大禹研究的两个问题》（《管子学刊》3期）、[美]许辉《商周文化与中美洲文明》（《百年文集》）、田广林《论虞夏之际中原文化的北向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2期）可参看。

四、殷商史与甲骨文研究

考古新发现

社科院考古所安阳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5期）对洹北商城的城墙与城墙基槽、宫殿区及宫殿区内的遗迹进行了介绍，并对商代地面、洹北商城的布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社科院考古所安阳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5期）对1号基址的位置与地层关系、基础的平面形制与结构、与基址有关的祭祀遗存、基址的建筑材料与夯土技术等进行了报道与探讨。

商都城研究

张立东《夏都斟寻与商都亳合考》（《考古学研究（五）》）对二里头为斟寻、早商亳都为郑州商城进行了进一步论证，认为桐宫应即偃师商城内的所谓的“宫城”。王晖《汤都偃师新考——兼说“景亳”、“ 薄”（郑亳）及“西亳”之别》（《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辑）认为，郑州商城遗址的郑亳只是商汤建国之前的“ 薄”，至仲丁时代始迁此地为都。

田昌五《重新审视汤居亳的若干问题》（《百年文集》）对汤居亳的若干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罗琨《“汤始居亳”再探讨》（《三星堆七十年》）认为“汤始居亳”之地应是今山东曹县的北亳。王力之《商人屡迁中的汤亳》（《考古与文物》4期）成汤之居只有一处亳，成汤在下洛之阳营建都邑极可能是营建陪都。张国硕《盘庚自何地迁殷探索》（《中原文物》4期）认为，盘庚并非直接从奄或邢迁往殷地，而是从奄迁“河南”之亳，再从河南之亳直接迁殷。袁广阔《郑州商城始建年代研究》（《中原文物》5期）认为，郑州商城的内城应建于洛达庙类型的晚段，郑州商城的郭城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期。

此外，赵芝荃《评述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考古》9期）、方酉生《偃师商城是商汤建国的标帜与夏商断代的界标》（《殷都学刊》1期）、刘绪《夏商文化分界探讨的思考》（《考古学研究（五）》）和《再论偃师商城是不准确的界标——兼答方酉生先生》（《东南文化》1期）、程平山《释三亳》（《考古学研究（五）》）、徐岩《试论郑州商城生态环境与商王朝的关系》（《殷都学刊》1期）等文可参看。

经济研究

杨升南《贝是商代的货币》（《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在商代和西周时期，贝已经具备作为货币的四种职能，是实用的货币。宋镇豪《甲骨文中反映的农业礼俗》（《百年文集》）对《尧典》与甲骨文中有关中国上古农业社会史影五点相合之处、商代的谷物种类、商代社会的农业礼俗等进行了考察论证。王贵民《甲骨文所记商朝贡纳及所显示的相关制度》（《百年文集》）对甲骨文中记载的供纳及其制度进行了研究。此外，段渝《商代中国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三星堆七十年》）、李亚光《从甲骨文看商代的自然灾害及救治》（《锦州师范学院学报》5期）可参看。

政治与社会研究

王晖《殷商十干氏族研究》（《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青铜铭文和甲骨卜辞均可证明商代及先商时期存在着以十干命名的部族；商王以十干命名其庙号，是因为商王自认为是十干的共主。刘一曼，曹定云《论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子”》（《百年文集》）认为H3卜辞是“子卜辞”，卜辞主人可能是沃甲之后。林欢《甲骨文诸“牧”考》（《三星堆七十年》）认为诸“牧”地理分布的意义是通过任命牧官达到控制边境的目的。徐义华《商代的占卜权》（《商文集》）认为商王是商代贞人集团的首领，独占占卜权，只有以王的名义进行占卜，才会被记录下来。刘一曼《略论商代后期军队的武器装备与兵种》（《商文集》）认为商代后期的兵种以步兵为主，车兵等其他兵种居于次要地位。李香平《重释“余一人”》（《考古与文物》1期）、韩江苏《甲骨文中的“多子”、“多子族”、“王族”》（《三星堆七十年》）可参看。

殷商宗教 饶宗颐《卜辞“殸门不往 （阴）”解》（《百年文集》认为殸门即悬编之门，“殸门不往阴”可能为厌阴之卜。郑慧生《商代的御祭》（《百年文集》）认为商代御祭是一种以女尸做模拟（甚或实际）性交以娱神灵的歌舞活动。马如森《酒、 辨》（《百年文集》）认为不是酒， 假为槱，与燎一样均为积木燎以祭之祭名。葛英会等《卜辞祼祭与卜祭用日》（《百年文集》）认为，卜辞中的 即文献记载的祼，其含义为以酒沃地以祭，祼礼用日与周祭用日相一致。李仲淑《卜辞祔祭的新证据》（《殷都学刊》2期）对葛英会释 为“付”进行补充论证。谢济《上帝崇拜在商代宗教信仰中的地位》（《百年文集》）分析了祖先崇拜及其意义、自然崇拜及其意义、商周宗教祭祀的比较及其意义，探讨了上帝崇拜在商代宗教信仰中的地位。连劭名《卜辞所见商代宗教哲学中的“命”》（《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对殷墟卜辞中的“帝于令”、“受命”、“不既嬴”“帝命”的含义进行了探讨。徐义华《商代诸妇的宗教地位》（《百年文集》）认为，商代诸妇在王室中享有平等的宗教权力，但妇死后却被置于男性祖先神的保护之下看，不能独立代表一代神灵，商代女子可能已受到男性的压抑。

商代社会生活

朱彦民《殷卜辞所见先公配偶考》（《历史研究》6期）对殷卜辞中所见先公配偶进行了考证。罗琨《殷墟卜辞中的“火”——兼说“去火”》（《百年文集》）认为商人存在火、祸相依的观念。徐义华《甲骨刻辞诸妇考》（《三星堆七十年》）认为卜辞中的妇是商人对具有一定身份的已婚妇女的称呼，是一种身份标志。它包括王妇和臣妇、子妇。[日]末次信行《殷代统治阶级的主食》（《百年文集》）认为，殷王朝支配阶级的主要谷物是麦。张国硕《论商代甲骨卜用后的处置》（《百年文集》）认为尊神和以地通神是已用甲骨最终被挖坑掩埋的主要原因。

[日] 井上聪《再论腰坑葬俗的文化意义》（《百年文集》）从腰坑葬俗的继承者、干名制度与腰坑、腰坑葬俗的继承与分布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最早属于商人的腰坑葬俗的文化意义。[日]村上幸造《关于甲骨文中若干记时名词的考察》（《百年文集》）对“今来”与“今生”、“生月”与“来”、“兹”与“之”等记时名词进行了考察。何艳杰《商代城邑废物处理方式试析》（《中原文物》4期）对商代城邑废物处理方式进行了探讨。此外，尤仁德《殷人额带玉饰》（《中国历史文物》1期）、王丽霞等《从考古资料看商代城邑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西北大学学报》1期）可参看。

方国、地理研究

郑杰祥《殷墟出土卜辞中若干地名考释》（《中州学刊》5期）对花园庄东地新出甲骨中的若干地名进行了考释。钟柏生《论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地名》（《商文集》）对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地名 、唐、羊、甘京、旅邑等进行了考证。罗琨《卜辞滳水探研》认为滳水即淇水。孙亚冰《浅论殷虚卜辞中所见东方和南方方国》（《商文集》）对卜辞记载的东方和南方方国的地望进行了考证。

陶正刚《马簋与马方的研究》（《三星堆七十年》）认为马簋为马方之物，商代马方在今石楼、吉县一带。彭邦炯《再说甲骨文的“ ”和“ 方”——附说首人及其地望》（《三星堆七十年》）认为 族是《左传》僖公五年记载的道国，其地望在今河南省确山县。齐文心《探寻商代古麇国》（《三星堆七十年》）认为甲骨文中的麇国是商王朝南部的方国。郑杰祥《 族考》（《百年文集》）认为甲骨文中所载的 族可能活动在今河南省卫辉市、长垣县或辉县固卫村。李瑾《殷代“厥方”地理考》（《百年文集》）认为殷代“厥方”在今山东汶上县附近。

此外，王蕴智《商代葉族考》（《华夏考古》1期）、孙敬明《甲骨金文所见山东古国与商王朝关系》（《百年文集》）、王寿芝《从汉中出土文物看商与巴蜀氐羌的关系》（《文博》4期）、唐云明（已去世）等《砥石与有易氏地望及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期）等文可参阅。

商代考古

宋定国《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5期）对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进行了介绍与探索。谢肃、张翔宇《试论南关外型商文化的年代分组》（《中原文物》2期）认为，郑州二里岗C1H9为代表的南关外型商文化可分为早晚不同的三组，C1H9只属于最晚的第三组，其第一组早于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二组相当于偃师商城商文化一期早段。

石璋如《殷墟妇好墓的五点疑问》（《百年文集》）对五号墓是妇好墓提出五点疑问。梁文伟《〈殷墟五号墓墓主骸骨存没质疑〉及补证》（《百年文集》）认为殷墟五号墓可能是武丁配偶的衣冠冢。

杨宝成《商代马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研究（五）》）、冯好《关于商代车制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5期）对、冯好《商周驭马器衔与镳刍议》（《中国历史文物》3期）、陈志达《殷虚玉器的玉料及其相关问题》（《商文集》）可参看。

商代青铜器研究 常玉芝《“寢孳方鼎”铭文及相关问题》（《三星堆七十年》）对方鼎铭文进行了解释，认为时间署辞与前半部分所述在具体内容上没有直接关系，根据商代周祭规律推定此鼎属于帝辛时器。黄锡全《商父庚罍铭文试解》（《百年文集》）认为该器铭文“廿朋五夅”，很可能是一组标明铜器价值的数字。

王宇信《殷墟出土不知名器用途考》（《三星堆七十年》）认为，安阳花园庄出土的一件不知名器物的用途当是“建旗”（甲骨文中的“立中”）时供固定旗杆用的“旗鐏”。王震中《试论商代“虎食人卣”类铜器题材的含义》（《商文集》）认为，虎食人卣类铜器题材起源于商代虎方方国的部族诞生神话，虎口中的人表示的是该族的人来源于虎。王宁《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燕尾”纹探讨》（《中原文物》2期）认为，新干大洋洲39件青铜器上装饰的“燕尾”纹样为鱼形几何纹。此外，《百年文集》所载[日] 难波纯子《商代铜盘内底上的世界》、[日]末房由美子《关于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卧虎大方鼎》、杨善清《殷代“烛龙”铜灯考》可参看。

甲骨缀合

有关甲骨缀合成果有：蔡哲茂《史语所藏甲缀合十六则》（《商文集》）和《殷墟甲骨文字新缀五十一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4期）、周忠兵《〈小屯南地甲骨〉缀合拾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3期）、林宏明《甲骨文字缀合二十六则》（《商文集》）、常耀华《屯南H24卜骨补缀暨释读》（《百年文集》）、蒋玉斌《甲骨文献整理（两种）》（《古籍整理学刊》3期）。

甲骨著录考释与甲骨文献研究

钟柏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购藏甲骨选释（三）》（《百年文集》）对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购藏17版甲骨作了释文，并加按语给予说明。宫长为《东北师大所藏甲骨选释》（《百年文集》）选释了东北师大所藏带字甲骨69片中的61片。焦智勤《殷墟甲骨拾遗》（续）（《百年文集》）整理刊布殷墟博物院北墙外滨河的一小块农田中所出有字甲骨碎片111版。[日] 松丸道雄《介绍一片四方风名刻辞骨》介绍了日本著名书法家宇野武夫所藏的一片涉及四方风名的骨片，作者提出此骨正面与反面可能为一人的习刻。罗新慧《北师大文博馆藏甲骨选释》（《中国历史文物》5期）选释了文博馆所藏5片甲骨。

关于甲骨文献的编纂，王宇信《商承祚教授对〈甲骨文合集〉编纂工作的巨大贡献》（《商文集》），从商承祚对《甲骨文合集》编纂工作的建议与指导和搜集海外最新资料所做的无私奉献两方面，对商承祚教授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彭邦炯、马季凡《〈甲骨文合集〉的反顾与〈甲骨文合集补编〉的编纂》（《百年文集》）对《甲骨文合集》的编纂进行了反顾，对《甲骨文合集补编》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李立新《河南运台甲骨——兼评〈河南运台古物•甲骨文专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期）对河南运台甲骨进行了研究。王世民《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稿本校勘记》（《商文集》）对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稿本进行了校勘。孙亚冰《试论甲骨学论著目的编排方法》（《三星堆七十年》）对百年来甲骨学论著目录编排方法进行了概括和分析。王蕴智等《〈甲骨文合集补编〉校重（上）》（《殷都学刊》1期）对《甲骨文合集补编》进行了校重。

卜辞释读

裘锡圭《释“厄”》（《百年文集》）认为兹之 当释为“厄”，读为“果”，训为“成”，其意为应验。党相魁《释“ ”》《三星堆七十年》认为“  ”就是“不縣鼄”，其含义是“无咎”。王人聪《甲骨文 、 释读辨析》（《百年文集》）认为 、  为一字，商代卜辞人、人、众、众，是商代“兵农合一”军事制度的反映。刘桓《说卜辞 字的几个词语及失、宾两字》（《百年文集》）对卜辞与  字有关的几个词语及失、宾二字进行了考释。李香平《“”字补释》（《华夏考古》2期）认为 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的异体形式，吴振武《“”字的形音义》（《百年文集》）认为 字可能是“殺”字的初文。齐文心《“妇”字本义试探》（《百年文集》）认为“妇”字本来源于标志王妃贵妇身份的一种发式。曹定云《殷墟卜辞“ ”乃“敦”之初文考》（《百年文集》）认为“ ”乃“敦”之初文，是原始圈足敦之相形。吴国升《甲骨文“易日”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5期）认为卜辞中的“易日”应释为“日出”，即出太阳。曹锦炎《说“大甲 珏”》（《百年文集》）“大甲”当读为“大甲师”，乃被祭祀之对象。“大甲 珏”之“珏”乃大甲师之私名。范毓周《甲骨文“戎”字通释》（《百年文集》）对甲骨文中的“戎”字进行了通释。王恩田《释冉、再、冓、 、 》（《百年文集》）认为冉是帐篷的相形，为构的本字，冓为遘的本字，像双手举木构建房屋之形， 为构的异体字，孳乳为屋、楃、幄。冯时《读契劄记》（《百年文集》）认为花园庄东地H3：333卜辞所载“亡司”读为“亡时”，《殷虚文字乙编》6385所载“乞列”当读“迄烈”，意为至烈。孙亚冰《卜辞中所见“亚”字释义》（《百年文集》）提出“亚”在卜辞中有祖先之庙、军队（保卫祖先之庙）、亚官、亚祭、亚国、亚国首领、次等七种意思。朱歧祥《论甲骨文造字的方法》（《百年文集》）提出“分析甲骨造字的条例”，并归纳出形意字、纯粹约定字、形声字三种甲骨文造字基本方法。《百年文集》载王蕴智《商代文字可释字形的初步整理》、高智《释甲骨文字中的“乍”及相关文字》、沈建华《〈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字形总表的校订与整理》可参看。

大辛庄甲骨卜辞

《考古》第6期《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方辉《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中国历史文物》3期）对山东济南大辛庄所出甲骨进行了报道。《文史哲》4期发表《“大辛庄甲骨文与商代考古”笔谈》，发表了方辉、李学勤、徐鸿修、王巍、李伯谦、王恩田、徐基、于海广、栾丰实的文章，对大辛庄新出甲骨进行了研究。徐基等《大辛庄遗址甲骨特征及其与台西、殷墟甲骨的比较研究》（《三星堆七十年》）可参看。

甲骨断代分类

王晖《帝乙帝辛卜辞断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第五期黄组卜辞中伐盂方卜辞属于帝乙时代，伐人方卜辞属于帝辛时代，周祭祀典组的“王廿祀”属帝乙卜辞，“在上 ”组的“王廿司”属帝辛卜辞。决辞中“兹用”使用在帝乙时期（包括文丁期），“兹御”用在帝辛期。连劭名《历组一类卜辞研究》（《中原文物》4期）对历组一类卜辞的特点、历组卜辞中的祭祀、诸妇、军事活动等内容作了论述。林沄《关于前辞有“贞”的无名组卜辞》（《百年文集》）从字体分析入手，讨论了“前辞有‘贞’的无名组田猎卜辞”和“前辞有‘贞’的无名组卜旬辞”两类无名组卜辞的归类。葛英会《祊、祔祭礼的称谓系统——兼论黄组卜辞的时代》（《考古学研究（五）》）、李先登《考古地层学与历组卜辞断代》（《百年文集》）、赵诚《断代和历组卜辞讨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6期）可参看。

历法研究

郑光《也谈武丁月食》（《百年文集》）根据张培瑜《殷商武丁世的月食和历法》的意见，将武丁时五次月食的年代进行了排序，同时对张培瑜的近作《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考古与文物》1999年4期）进行了讨论与批评。李学勤《谈寝孪方鼎的所谓“惟王廿祀”》（《中国历史文物》6期）指出，此鼎铭文“惟王廿祀”之“廿”实为“曰”字。徐凤先《以寝孪鼎、肄簋为元祀的帝辛祀谱》（《中国历史文物》6期）根据“廿祀”为“曰祀”和“曰祀”为元祀之说，排出了帝辛祀谱。常玉芝《商代日始论辩——兼及“己未夕 庚申月有食”之年代》（《考古学研究（五）》）对日始天明说再次作了简要论证，并对夜半说、夙说的论据进行了论辩，认为“己未夕 庚申月有食”之年代为公元前1166年。王晖《商周日界考辨——兼论牧野之战的时间》（《三星堆七十年》）认为商周时期的日界应是以鸡鸣和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晨刻夙时为一日之始。常玉芝《再谈周祭周期例外旬》（《商文集》）认为，周祭周期所增加的例外旬，可以放在任何两旬之间，设置例外旬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三十六旬型周期（360日）与太阳年日数（365日——约数）之间的差距。葛英会《殷历日始浅议》（《商文集》）对天明为日始说进行了补充论证。

五、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

本年度，学者们关于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探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考古研究

李复华《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看蜀文化大转移的政治意义》（《中国历史文物》5期）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入手研究了蜀文化大转移的政治意义。宋治民《略论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及相关问题》（《三星堆七十年》，下文未注出处者皆出自此论文集）认为三星堆一期不能与二期以后的蜀文化相混淆。四川盆地北沿和成都平原诸遗址是一期文化的源头所在。张天恩《塘坊坪文化初论》（《考古学研究（五）》）推测塘坪坊文化可能是早期巴文化的部分来源，或是早期巴文化的一支。季元龙等《三星堆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期）可参看。

宗教与巫

苏宁《试论三星堆宗教的内含》（《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期）认为三星堆宗教的主要体现形式为祖先崇拜。刘尚勇《三星堆：华夏先祖祭祀中心（上、下）》（《成都大学学报》、2期、3期）认为，三星堆遗址曾是中国上古历史时期华夏先祖祭祀活动的中心。张肖马《古蜀王国的巫——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与跪坐人像研究》认为，两个器物坑所出的跪坐人像与立人像代表着古蜀王国众多的巫祝的形象。赵明《三星堆神树及其演变与发展》认为，三星堆神树是一种具有灵气和涵义的宗教祭祀用品，从中可以透视出三星堆古人对“神树”的崇拜。此外，高大伦《早蜀文化遗物中的眼形及眼形器初探》（《考古与文物》4期）、刘章泽《眼形器、纵目面具与太阳神崇拜》等文可参看。

三星堆与其它文化的关系

郑光《从三星堆文化看古蜀地与中原的关系》认为，三星堆性质应是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地区性文化。张永山《蜀与夏商的交往》认为，古蜀国与中原夏商王朝之间的交通路线一是沿江而下与江汉地区往来，一是北上与汉中及淮上交往。朱彦民《殷墟玉石人佣与三星堆青铜人像服饰的比较》认为三星堆先民服饰大致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冕服=礼服的特点。此外，曹玮等《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赵殿增《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方燕明《关于二里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几个问题》等文可参看。

六、西周史研究

政治、制度及人物研究

王保国《从〈吕刑〉看“明德慎罚”思想在西周的演变》（《郑州大学学报》1期）认为，“明德慎罚”思想在周初以敬民保民为中心，西周后期演变成治民的工具。王平《周初德治思想的产生》（《晋阳学刊》4期）可参看。

王晖《西周蛮夷“要服”新证——兼论“要服”与“荒服”、“侯服”之别》（《民族研究》1期）认为，文献记载的东南方一带的蛮夷向周王朝负责贡纳贡品的要服义务是可信的。连劭名《金文所见西周时代的刑典》（《华夏考古》1期）对《周礼》中记载的周代“六典”之一的“刑典”进行了研究，对古代刑法制度进行了重构。

胡新生《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文史哲》1期）认为，西周金文所反映的射礼包括三类不同性质的活动：即军事性的射术训练、宗教性的射牲仪式和娱乐性的集体游艺活动。曹玮《西周时期的赗赙制度》（《商文集》）对西周的赗赙制度进行了研究。

刘信芳《孔子所述吕望氏名身世辨析》（《孔子研究》5期）根据郭店简对吕望的叙述，考证了吕望的姓氏、名字、早期赘婚东夷以及在莱地任监门的经历。王晖《论文王平虞芮之讼与商周战略形式之遽变》（《社会科学战线》1期）、郭旭东《召公与周初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期）可参看。

封国研究

任伟《西周早期金文中的召公家族与燕君世系》（《中国历史文物》1期）初步拟出了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组织形态及燕君世系。曹定云《河北邢台市出土西周卜辞与邢国受封选址——召公奭参政占卜考》（《考古》1期）对河北邢台出土的西周甲骨与邢台受封选址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王岳群《太伯、仲雍奔荆蛮地望考》（《东南文化》3期）认为，太伯、仲雍奔荆蛮的地望为今江苏江阴，具体地点为花山和佘城。胡进驻《夨国、虞国与吴国史迹考略》（《华夏考古》3期）对夨国、虞国与吴国史迹进行了考订。吴恩培《“吴为周后”及其对吴国王室的影响》（《史林》3）可参看。

李民《蔡国始封与蔡姓始祖溯源》（《史学月刊》9期）对蔡国始封与蔡姓始祖问题进行了研究。王健《论周初管叔的方伯地位》（《中州学刊》1期）、牛普济《格国、倗国考》（《考古与文物》4期）可参看。

先周世系

张春生《周先公世袭补遗》（《文博》2期）认为，周先世中的后稷应包括弃、台、玺、叔均，并据此对周先世所缺世系进行了补遗。

西周考古

王恩田《沣西发掘与武王克商》（《考古学研究（五）》）认为，沣西H18遗物年代跨度很大，其年代无法证明是属于先周晚期的，因而沣西H18与T1第四层所提供的地层关系不具有商周分界的意义。王占奎《成周、成

、王城杂谈——兼论西周之得名》（《考古学研究（五）》）认为，成周即汉魏故城的西周城；北窑遗址当即成市 ，西周时代并不存在一座叫王城的城。曹玮《也谈金文中的“周”》（《考古学研究（五）》）认为，金文中作为具体地名的“周”是西周王朝的宗庙所在地，具体指文王在殷商之丰地建立的都城。[日]饭岛武次《洛阳西周时代的遗址与成周、王城》（《考古学研究（五）》）重申了自己关于成周和王城的位置均在洛阳的涧河和瀍河之间的论点。王立新《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期）提出天马——曲村遗址有可能是燮父所徙之处。李学勤《晋侯铜人考证》（《商文集》）对晋侯铜人跪坐之形的文化含义、铭文内容、及铜人所属时代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与考证。刘彬徽《长江中游地区西周时期考古研究》（《考古学研究（五）》）将长江中游地区西周考古文化类型分为楚文化、周文化、越濮文化三个类型，并分别予以论述。

《周易》研究

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周易研究》5期）认为长安西仁村陶拍上的数字卦是西周存在《周易》经文的证明。廖名春《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周易研究》5期）认为陶拍上的数字卦来源于《周易》类筮书，其筮数脱胎于阴阳爻画。

刘大钧《今本、帛本、汉唐本〈系辞〉异同考——兼论帛本〈系辞〉胜于今本系辞》（《孔子研究》5期）对今本、帛本、汉唐本〈系辞〉异同进行了考订，认为帛本胜于今本。刘大钧《帛、今本〈易经〉今、古文字考（乾至蹇）——兼及帛、今本卦辞异文辨析》（《周易研究》6期）、陈蔚松《周原卜甲与〈周易•蛊卦〉》（《周易研究》1期）可参看。

青铜铭文研究

《文物》6期《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3期《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对杨家村出土西周铜器进行了报道。《文物》6期发表的《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发表了马承源等15位学者对这些窖藏青铜器初步研究的意见。

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6期）对徕盘徕鼎铭文进行了考释，并推断窖藏青铜器应属于宣王后段，李零《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中国历史文物》3期）认为，作器者以“逑”为氏，行辈为“叔”，字“五父”，是单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刘源《逨盘铭文考释》（《中国史研究》4期）对逨盘铭文作了考释，并初步讨论了该铭文涉及的西周历史问题，孙亚冰《眉县杨家村四十二、三年逨鼎考释》对四十二、三年逨鼎铭文进行了考释，并讨论了此二鼎铭文对研究西周晚期册命制度、列鼎制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张天恩《从逨盘铭文谈西周单氏家族的谱系及相关铜器》（《文物》7期）研究确定了盘铭的单氏世系。董珊《略论西周单氏家族窖藏青铜器铭文》（《中国历史文物》4期）讨论了逑器器主的名字、族氏和器主两次册命的职官，以及四十二年逑鼎铭关于杨侯的记载及其地理问题等。

李学勤《眉县杨家村器铭历日的难题》（《宝鸡文理学院学报》5期）认为，据杨家村所出宣王四十二、四十三年鼎的历日和同时期的鄀公缄鼎可知，当时颁行的历日曾出现过混乱。张培瑜《逨鼎的月相纪日和西周年代》（《文物》6期）、《逨鼎的王世与西周晚期历法月相纪日》（《中国历史文物》3期）对逨盘中记载与西周历法年代和月相纪日有关的内容进行了研究。

关于眉县新出青铜器，裘锡圭《读逨器铭文札记三则》（《文物》6期）、李学勤《四十三年佐鼎与牧簋》（《中国史研究》2期）、周晓陆《〈徕盘〉读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5期）和《西周“徕器”及相关问题探讨》（《南京大学学报》4期）、何琳仪《逨盘古辞探微》（《安徽大学学报》4期）、刘怀君等《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鼎铭文试释》（《文物》6期）和《逨盘铭文试释》（《文物》6期）等文可参看。

蔡运章、张应桥《季姬方尊铭文及其重要价值》（《文物》9期）对新发现的西周季姬方尊的铭文进行了解读。李学勤《季姬方尊研究》（《中国史研究》4期）定此铜器年代为西周穆王后期，并对铭文内容进行了研究。王长丰《〈周公方鼎〉铭文的时代及其铭文书写者》（《中原文物》5期）认为，周公方鼎是周公后人托周公之名而设文王庙时所作的祭器，铭文书写者应为微氏家族的乙祖商。贾洪波《论令彝铭文的年代与人物纠葛——兼略申唐兰先生西周金文“康宫说”》（《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令彝的年代在昭王时期是可以成立的，并肯定了“康宫说”的正确性。王冠英《再说金文套语“嚴在上，異在下”》（《中国历史文物》2期）认为，此习语是作器者祈求或颂扬先人的在天之灵在天地面前多给自己说好话，并施法给自己降下福祐之意。

刘宗汉《〈叔夨方鼎〉“王乎殷厥士 叔夨”解》（《历史研究》3期）认为，“厥士”是低级臣工，叔夨并非厥士之一，而应如李伯谦所说，为唐叔虞。杜迺松《金文“句 ”、“左守”讨论》（《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对金文中“句”、“左守”进行了讨论。

冯时《遂公盨铭文考释》（《考古》5期）、潘玉坤《金文“严在上，异在下”与“敬乃夙夕”试解》（《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连劭名《遂公盨〉铭文考述》（《中国历史文物》4期）、黄锡全《士山盘铭文别议》（《中国历史文物》2期）、刘桓《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铭文补释》（《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可参看。

经济研究

彭裕商《西周金文中的“贾”》（《考古》2期）认为，西周早期应已有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贾人。辛怡华《“ ”——周王朝的良马繁殖基地——眉县东李村蠡尊（驹尊）组器再研究》（《文博》2）认为，蠡尊铭文反映了西周的“执驹”之礼，蠡执掌王朝军队良马的培育，“ ”是周王朝的良马繁殖基地。丁岩《岐丰“周道”及相关问题》（《文博》4期）认为马车与“周道”相配合，解决了岐丰之间的交通问题，保证了故岐邑与丰镐之间的密切联系。

历法与年代学

夏含夷《上博新获大祝追鼎对西周断代研究的意义》（《文物》5期）认为，铭文“ 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子（巳）”此与西周历王年历不合，也与公认的宣王元年即公元前827年的宣王年历不合，这应该是宣王还曾使用过一个以公元前825年为元年的年历造成的。李仲操《再论周厉王在位之年》（《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周厉王元年当为公元前878年，其在位的三十七年当为公元前842年，而非周召共和元年的前841年。王占奎《西周列王纪年拟测》（《考古与文物》3期）、刘军社《穆王在位年数》（《考古与文物》3期）、蒋祖棣《〈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难辩》（《考古与文物》2期）可参看。

西周甲骨研究

曹玮《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考古与文物》4期）认为，齐家村H90新发现的甲骨是西周贵族之物，卜骨上卜筮相间的文字记录为研究先秦时期的卜筮活动增添了新资料。张永山《周原卜辞中殷王庙号与“民不祀非族”辨析》（《商文集》）认为，周原甲骨中有殷王庙号的甲骨属于伐商前后的周人甲骨，最高统治者并不受“民不祀非族”约束，周原庙号甲骨中的王，确指商王无疑。

七、春秋史研究

政治与制度

杨文胜《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了吗？》（《史学月刊》9期）认为，礼在春秋时期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春秋“礼崩乐坏”的观点应该得到修正。张卫中《春秋时期的祭祀与政治传播》（《浙江大学学报》5）认为，春秋时期祭祀一方面为政治所需要，另一方面又与政治矛盾，其政治传播功能逐渐丧失，由政治的中心走向政治的边缘。胡克森《春秋争霸与中原“礼”文化传播之特征》（《贵州社会科学》1期）认为，春秋争霸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原“礼”文化向四夷传播的过程。周书灿《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江海学刊》3期）对春秋时期秦、齐、晋、楚等国的“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进行了论述。

徐杰令《春秋赴告制度考述》（《文史哲》2期）对春秋时期的赴告制度进行了研究，该作者的《春秋聘问考》（《北方论丛》1期）、陈彦辉《试论春秋行人的知识结构》（《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期）可参看。

列国研究

陈德正《试论管仲与梭伦法治观的差异》（《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对管仲与梭伦的法制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宋玲平《再议辉县琉璃阁春秋大墓的国别》（《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认为，琉璃阁春秋大墓的墓主应为春秋中晚期晋国的范氏族卿。李久昌《虢国墓地墓葬制度述论》（《考古与文物》6期）对虢国墓地制度进行了探讨。梁宁森《关于虢国历史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1期）、郧县文化馆《湖北郧县肖家河出土春秋唐国铜器》（《江汉考古》1期）、许齐平《许子妆簠考释》《中原文物》4期可参看。

李光宇、张云《山东枣庄春秋时期小邾国墓地的发掘》（《中国历史文物》5期）介绍了山东枣庄春秋时期小邾国墓地的发掘和出土文物概况，并对部分青铜铭文进行了研究。黄旭初等《湖北郧县新出唐国铜器铭文考释》（《江汉考古》1期）对这些铜器铭文进行了考释。涂白奎《〈 公典盘〉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5期）认为此盘为公嫁女的媵器，春秋国应为姜姓。任相宏《 中簠及国姓氏略考》（《文物》4期）认为春秋国为妫姓说。

邹芙都《楚器“镇墓兽”形制内涵探源》（《湖南大学学报》1期）对“镇墓兽”的形制内涵进行了研究。陈跃钧《楚章华台考》（《考古学研究（五）》）、李玉洁《论任人惟亲制度对楚国的负面影响》（《河南大学学报》5期）、周生春等《先秦吴、越国王墓址试探》（《浙江学刊》1期）可参看。关于秦楚文化的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4期发表了张正明、蔡靖泉、顾久幸、黄尚明等先生的文章，可资参看。

经济研究

颜玉怀《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经营思想及其对现代农业的启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经营思想不仅在当时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农业经营管理乃至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李修松《论淮河流域春秋时期之交通》（《安徽史学》1期）对春秋时期淮河流域水道运输的发展、陆路运输的发展和邮驿的通达状况、交通工具的进步及道路制度的实行等进行了研究。

史学研究

郑振江《春秋战国时期的“托古之风”》（《史学月刊》3期）认为，托古之风本身是一场研究古史的史学实践活动，为后世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林晓平《春秋战国时期史官职责与史学传统》（《史学理论研究》1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承担的职责与巫、祝、卜职责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根本性的区别。许多史学传统的开创，与此时期史官们所任职责及其履行职责所做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吴哲《论〈春秋〉由天书向人书的低落》（《山西大学学报》2期）可参看。

青铜器与铭文研究

王泽文《从献捷礼判定子犯编钟历日的年代》（《商文集》）对子犯编钟“惟王五月初吉丁未”应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向周襄王献俘日子说进行了补充论证。陈双新《子犯编钟铭文补议》（《考古与文物》1期）对子犯编钟的铭文进行了补释。[法]麦里筱《彝鼎套语程式与春秋铜器铭文释读举隅》（《商文集》）认为，河南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中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则永宝宝”，应释为“则永祜福”。王辉等《新见铜器铭文考跋二则》（《考古与文物》2期）、徐宝贵《金文考释两篇》、刘桓《金文偶札（四则）》（均载《考古与文物》5期）可参看。

礼乐制度

王宇信《春秋时期的玉、用玉及玉观念》（《商文集》）对春秋时期所见的玉和玉器、春秋时人的用玉和春秋时人们的玉观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程永建《东周王畿铜器墓用鼎状况考察》（《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东周王畿内的墓葬没有一座严格意义上的列鼎墓。时中《春秋时期对西周传统礼乐的重视与运用》（《社会科学战线》4期）、杨华《襚、赗、遣—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制研究》（《学术月刊》9期）可参看。

思想研究

冯浩菲《关于孔子忠恕思想的界说问题》（《孔子研究》4期）认为，孔子的忠恕思想中“忠恕”一词应表述为“忠而恕”，而不是忠、恕并列。裴传永《“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辨》（《孔子研究》6期）、程梅花《试论孟子与孔子德政之异同》（《孔子研究》6期）可参看。

刘泽华《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下）》（《南开学报》4、5期）认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黄德昌《儒家与夷夏之辨》（《四川大学学报》4期）认为儒家夷夏之别的基本内容和实质，不是以分布地域和种族划分的，而是以周礼和文化高下来划分的。陈筱芳《从〈左传〉看春秋时期的神正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期）、李云泉《夏夷之辨观念的嬗变及其时代特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可参看。

八、战国史研究

政治、社会研究

魏道明《商鞅强制分户说献疑》（《青海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商鞅变法中并未推行过强制分户的措施。牛建强《战国时期魏都迁梁年代考辨》（《史学月刊》11期）认为，在魏都迁梁诸说中，《史记•魏世家》魏襄王三十一年说相对有据。齐发《战国时期的家庭结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期）、刘秀容《试论战国时期“士”的觉醒》（《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期）可参看。

经济研究

侯强《春秋战国市作用考论》（《安徽史学》2期）对春秋战国时期市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论证。

战国考古

袁永明《战国时期玉器制作工艺的若干探讨》总结了玉器制作工艺特点，探讨了铁质工具应用于玉器制造的可能性。陈振裕《战国时期楚漆器群研究》（《考古学研究（五）》）探讨了楚国漆器工艺水平。黄锡全《平首尖足布新品数种考述》（《考古学研究（五）》）对出自山西的未见著录的几枚平首尖足布进行了讨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工作站《郑韩故城发现战国时期大型制陶作坊遗址》（《中原文物》1期）、孙华《中山王 墓铜器四题》（《文物春秋》1期）、郝良真《赵国王陵及其出土青铜马的若干问题探微》（《文物春秋》3期）等文可参看。

思想史与诸子研究

胡新生《淳于髡、黄老学派与稷下学风》（《山东大学学报》6期）对稷下学风与黄老学派和淳于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白奚《先秦黄老之学源流述要》（《中州学刊》1期）认为盛行于战国中后期的黄老之学同范蠡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陈声柏《先秦名学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兰州大学学报》2期）、武占江《四时与阴阳五行——先秦思想史的另一条线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期）可参看。

牟宗艳《老子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文史哲》6期）认为老子的治国理念以“无为而治”为核心，以自然主义为外在特征，人文主义为内在本质。孙以楷《太史儋与〈老子〉无关》（《安徽大学学报》4期）认为今本《老子》并非太史儋所作。

牛建科等《论墨子非宗教家》（《山东大学学报》6期）认为，墨子“天鬼观”不是宗教，墨子也不是宗教家。

路德斌《荀子人性论之形上学义蕴——荀、孟人性论关系之我见》（《中国哲学史》4期）认为，荀子“人之性恶”是一个经验论的命题，在形上学的层面上荀子并不是一个性恶论者。陆建华《荀子礼法关系论》（《安徽大学学报》2期）对荀子的礼法关系进行了研究。张斌峰《荀子的“类推思维”论》（《中国哲学史》2期）、常云平等《论荀子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6期）可参看。

曾祥云《论公孙龙哲学的特征》（《湖南大学学报》1期）认为，公孙龙哲学上的特征有：研究内容上的“专决于名”、立论方式上的超越常识和论说方法上的“假物取譬”。曾勇《〈文子〉易学思想简论》（《湖北大学学报》5期）、沈双一等《浅析孙子军事思想的人本观》（《西南师范大学学报》6期）可参看。

九、简帛研究

上博简文字考释

臧克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所引〈尚书〉文字考——兼释〈战国楚竹书•缁衣〉有关的几个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期）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篇所引《尚书》文字与《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缁衣》篇中所引《尚书》文字进行了比勘。《学术界》1期所载黄德宽《战国竹书（二）释文补正》、刘信芳《上博藏竹书试读》、徐在国《上博竹书（二）文字杂考》、何琳仪《第二批沪简选释》和《东南文化》9期所载陈秉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一）补释》可参见。

上博简研究

晁福林《上博简〈诗论〉与〈诗•杜〉探析——兼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松动及其影响》（《学术月刊》）认为《诗论》两简关于《杕杜》篇论析，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逐渐松动而造成社会巨变的景象。该作者的《上博简〈诗论〉“汉广之智”与〈诗•汉广〉篇探论——兼论儒家情爱观的若干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期）、《上博简孔子〈诗论〉“仲氏”与〈诗•仲氏〉篇探论——兼论“共和行政”的若干问题》（《孔子研究》3期）等，可参看。

蔡先金等《楚竹书〈孔子诗论〉中“邦风”及“夏”之名称意义》（《孔子研究》3期）认为，《邦风》分类主要是以《风》产生区域的历史上著名地望为其命名原则。刘冬颖《上博简竹书〈孔子诗论〉与风雅正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期）认为，在《孔子诗论》中，孔子基本从诗的本义出发评价诗篇的风格，与后儒“风雅正变”有很大的差距。姚小鸥《上海楚简〈诗经〉篇名的正字问题》（《河南大学学报》1期）认为，上海楚简《孔子诗论》中的《诗经》篇名用字与《诗经》通行本不同，通行本《诗经》的有关篇名用字为正字。

李存山《〈孔丛子〉中的诗论》（《孔子研究》3期）认为，《孔丛子•记义》篇记载的孔子对《诗》的评论与上博简《孔子诗论》，反映了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黄怀信《“〈关雎〉之改”等七句非孔子〈诗论〉说》（《齐鲁学刊》1期）认为，上博简《诗论》第十简开端“《关雎》之改”等七句非孔子语，亦非作者引文，而是作者自设之题。

关于《孔子诗论》，秦桦林《上博简〈孔子诗论〉辨正》（《古汉语研究》2期）、董莲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试论〉解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期）、曹建国《孔子论〈诗〉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之比较》（《孔子研究》3期）、黄怀信《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齐鲁学刊》6期）、刘信芳《〈诗论〉所评“童而偕”之诗研究》（《齐鲁学刊》6期）可参看。

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竹书反映的九州属于自成一格的九州系统。陈伟《竹书〈容成氏〉共、滕二地小考》（《文物》12期）、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文物》5期）、于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补释》（《北方论丛》1期）可以参看。

刘乐贤《上博简〈鲁邦大旱〉简论》（《文物》5）认为〈鲁邦大旱〉时代应是不晚于战国中期后段的作品，对研究孔子思想和早期儒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罗新慧《〈容成氏〉、〈唐虞之道〉与战国时期禅让学说》（《齐鲁学刊》6期）、虞万里《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与传本合校补正（中）》（《史林》3）可参看。

郭店简研究

权光镐《从郭店简本〈老子〉甲本看“绝仁弃义”问题》（《安徽大学学报》4期）认为，郭店简“绝为弃作”的说法是对原本《老子》“绝仁弃义”的重大改动。在郭店简研究方面，聂中庆等《郭店楚简〈老子〉校读札记之一》（《古籍整理学刊》3期）、聂中庆《郭店楚简〈老子〉缺文考补》（《洛阳大学学报》1期）、连劭名《郭店简〈语丛〉丛释》（《孔子研究》2期）、吕浩《〈郭店楚简〉札记》（《古汉语研究》1期）、徐宝贵《郭店简研究三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期）等可参看。

其它简帛研究

高华平《楚简本、帛书本、河上公注本三种〈老子〉仁义观念之比较》（《中国历史文物》1期）认为帛书本《老子》是战国两个不同版本系统《老子》的拼合；河上公注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为道家经典的善本老子。

晏昌贵《简帛〈日书〉岁篇合证》（《湖北大学学报》1期）认为，简帛《日书》“岁篇”中的“岁”即《淮南子•天文训》中的“太岁”或“大时”。梁韦弦《释帛书易传〈委〉篇所谓“六府”、“五官”》（《古籍整理学刊》3期）认为，“六府”当为“主藏六物之税”之“六府”，“五正”当为“五官之长”。

李家浩《包山遗册考释（四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5期）、陈东《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孔子研究》2期）、王三峡《竹简〈文子〉新探》（《孔子研究》2期）等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