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德坤教授于4月6日离开人间了。这不仅是我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师，同时这也是中国考古界的一大损失。从1986年先生因病退休，初期在家休养练字，闲耍麻雀以锻练脑筋。九十年代以后先生显得沉默寡言。我们会晤间虽相对无言，然而先生慈祥和蔼的目光依旧。十多年来先生以其坚强的意志力与病魔作战，最后还是撒手离我们而去，能不令人怆恻?

4月1日我远赴四川成都考古考察，离港前探候先生。先生尚张眼回应我的呼唤。我抚摸先生的手足话别，内心只想着但愿人长久。不意这一别竟成永别。4月9日传来先生逝世的消息，其时我已转到杭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一时想到今后人天永隔，连先生慈祥和蔼的目光亦无缘再会，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郑德坤教授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有少数几位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中国学者，拿起锄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李济、梁思永、裴文中、夏鼐、吴金鼎、冯汉骥等先生，还有郑德坤教授，都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主宰着二十世纪中国考古的命运。

郑先生一生考古的行迹，按生活工作空间的变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7-1950年

先生在燕京大学（1926-1931年）以至哈佛大学（1938-1941年）受教育，取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先后任教厦门大学（1934-1936年）及华西协合大学（1936-1946年）。先生在四川考古时日较长，所获丰富。近年我有数次机会前往厦大与川大讲学交流，得亲自接触郑先生于国内所遗下的雪泥鸿爪，每有体验感触，令人嗟叹。

1947年先生曾被邀赴英国伦敦、牛津，剑桥各大学讲学。1948至1950年在港暂居，与陈公哲和饶宗颐先生等有过从，是先生措意香港考古之始。

第二阶段：1951-1974年

1951年郑先生应聘前往剑桥大学任教，举家迁居英伦。先生在剑桥执教达23年之久，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桃李满门。现今西方学术机构与博物馆执东亚考古美术牛耳的学者，不少都是当年先生的学生。

我对先生在剑桥的生活所知最贫乏。2001年2月间，我曾接待澳洲国立大学考古学家彼得活（PeterBellwood）教授。彼得活教授是现今东南亚考古学的翘楚。我意外知悉，彼得活氏亦出身于剑桥大学，曾受德坤师所启迪。先生早年学生MagdalenevonDewall、RoderickWhitefield、ChouJu-hsi，现均已届退休之年。然而先生于欧美所散播研究中国考古艺术的种籽，萌发繁衍，绿荫成林。

此外，先生在剑桥大学值年休的机会，曾于美国普林斯顿、马来亚大学等地讲学。1966年先生更涉足沙捞越，发掘Santobong等六处遗址，贡献东南亚考古工作。

第三阶段：1974-1986年

1974年李卓敏校长邀请刚从剑桥大学荣休的郑先生来中文大学讲学，原意是为了借重郑先生的力量去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而郑教授来港主要希望编著中国考古学大系的第四卷《汉代中国》。来中大后1974至1979年的六年间，先生先任教于艺术系，后兼任文学院院长，最后出任副校长，且赶上中大进行改制，行政事务的繁重，可以想像。郑先生原来著书的心愿遂成泡影。然而在有意无意之间，郑先生却为香港地区考古学的发展，种下了树苗。

香港地区本地考古学的开拓，就是得力于郑先生在中大的劈划。本地众多高等学府中，迄今中文大学为惟一发展考古学学科的大学。这不能不说是郑教授来港后重要的业绩之一。

郑教授的著作等身，中英论著有一百五十册，数百篇学术研究论文，不胜枚举。纵观先生一生于中国考古学的功业，可以分三项说明。

开拓南中国考古研究

早年郑先生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与华西协合大学。在厦大期间，他的学生梁钊韬教授日后成为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开创者。1933至1946年郑教授在华西协合大学兼任博物馆馆长，以27000件的藏品作乡土教材。1947年郑教授离川赴英。他遗留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文物和书籍，后来归并人四川大学博物馆。

郑教授在燕大学习期间，在顾颉刚、洪煨莲指导下完成《水经注》研究的论文，是我国近代史学的重要著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郑教授在哈佛大学提交博士论文《四川史前考古》，其后该论文被补充修订，在剑桥大学出版。日本京都大学水野清一教授谓郑先生是“四川考古学之父”，并无过誉。先生对1930年广汉出土的玉器研究精细人微。在四十年代，他认为，在广汉太平场出土的大量玉石礼器，是祭山埋玉的遗址。

1986年轰动世界的四川三星堆祭祀坑遗址的发现，郑教授有关祭山埋玉的假设得到初步的证实。令人伤感的是郑教授当时患病入院，未及去现场观察三星堆的发掘。今年4月4日我有幸参观四川又一重大考古的发现，在成都金沙遗址发掘现场，出土了上千件金器、玉器及青铜器等，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相似。蜀国古老的文明，自广汉延绵至成都，其规模几可与中原殷商文明相匹敌。古蜀国考古的第一页，理应毋忘郑德坤教授开创之功。

发扬中国考古学于世界

从五十年代，郑先生着手把庞杂的中国考古学资料系统整理，让中国古文化能融合到世界史的范围。1959至1963年郑教授在剑桥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大系三卷：（一）《史前中国》；（二）《商代中国》；（三）《周代中国》。出版后即成为世界上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名著。该书系列被翻译成日语，在日本的大学作为中国考古的必读书。1977年英国剑桥大学GrahameClark出版第三版《世界史前史》（WorldPrehistory）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论述，仍然主要引述郑教授的观点。郑教授在这三册巨著的编著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中国考古学出土的新资料，并藉此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夏鼐所长在学术上有了较多交往。

如众所周知，七十年代以后耶鲁大学（后转任教于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所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上引起了重大的影响。地球两边西半剑桥郑德坤与东半耶鲁张光直平分秋色，一时为学林佳话。今年一月初，张光直先生已不幸在美辞世。海外中国考古学两大巨擘相继作古，这意味着二十世纪国外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划上了一个阶段性句号。

奠基香港考古新天地

1976年郑德坤教授任文学院院长期间，仍在艺术系开讲中国考古学课程。并亲自聘请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林寿晋先生，来中大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前史及上古史。在郑、林合璧下，考古学在中大突然间生气勃勃。香港地区田野考古学的发展，必须从郑、林两位正统考古学者的贡献开始，当年笔者同学之一李润权学兄，现今于哈佛大学执教中国考古学。1979年我有幸获郑、林两位老师的推荐，得到日本文部省国宝留学奖学金，最后完成了学业。1987年开始，中大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在香港、澳门、中国大陆多个省份和越南等地，都开展了相互合作的考古研究。最近几年中文大学考古的方向。是以南中国为大本营，发展东南亚的考古。过去传统史观的中国，就只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考古学让中国历史上延到一百万年以前。香港地区人类科学的历史，近年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地区田野考古学的成立，郑德坤教授无疑是最重要的奠基者。

黄文采女士是郑先生的贤内助。悼念郑先生一生的事业，自然就想到郑太太。黄女士与郑先生同样是出生于厦门，青梅竹马，双方住家遥遥相对，真是门当户对。黄文采女士在燕大修读的心理学课程成绩优异，郑先生自然难有招架之力。时常以自行车接送侍奉，因而被同学谑笑为“情奴”（即香港所谓的“观音兵”）。郑太太又酷爱金石考古之学。郑先生自娱这是“近墨者黑”的结果。先生曾承认在英伦发表的学术论著，得自太太之力颇多。郑太太是一个多才多艺典型中国传统的女性。郑先生与夫人八十多年间种种经历，在黄女士《流浪》等著作中每有实录，故事情义感人。郑先生的三个儿子忠训、正训、川训，均为当今国际社会之栋梁。郑氏家族今日儿孙满堂。

走笔至此，一面以追悼郑德坤教授吾师，一面也借此慰唁师母黄文采女士。郑德坤教授于中国考古学之功绩将永为后人所敬仰。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