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墓葬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墓葬形制、规模及墓内随葬品、墓主葬式等等，无一不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墓葬中的墓道，就目前所见考古资料而言，最早出现于商代后期。关于墓道的文化象征意义和墓道的功能等诸多问题，现代学者尚未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不揣浅陋，对以上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索，以就正于方家前贤。

一、商代墓道的发掘与墓道内遗物

带有墓道的商代大墓的发现，最早是在1934年至1935年的安阳西北冈王陵区的发掘中。当时共发掘带墓道的大墓10座。此后，带有墓道的商代大墓除在西北冈又有发现外，在殷墟其他地方和殷墟以外的商墓中，也时有发现。

带墓道的商代大墓，有四条墓道者（又称亚字形墓），有两条墓道者（又称中字形墓），有一条墓道者（又称甲字形墓）。亚字形墓墓道分布在墓室四方，中字形墓墓道方向基本上都为南北方向，甲字形墓墓道多向南。为数极少的例外，是1950年在武官北地小墓与祭祀坑区发现的一座墓道向东规模很小的甲字形墓[1]。

在带墓道的商代大墓中，亚字形墓发现10座，其中侯家庄西北冈王陵东区1座，西区7座，山东益都苏埠屯发现2座。墓道多为斜坡式，少数作台阶式。墓道长的达60米，短的不足10米。

亚字形墓在商代各类墓葬中规模最大，全都经过多次盗掘，所余随葬品大多无几。由于墓道不是盗掘者关注的重点，墓道中的随葬品与相关文化现象还可窥见一般。在殷墟王陵区的M1001墓道内，北、西两墓道各有一坑，一坑内有一殉人，坑内有已被打碎的铜觚、爵、鼎等。南墓道内有无头躯体骨架59具，东墓道及东耳室内无头躯体骨架各1具。南墓道59具骨架可分为8组，分别埋在不同深度，大多俯身，颈向北。四条墓道内都有人头骨，埋在地下3米左右的填土中，都是颅顶向上，面向墓室。东墓道3组6个，西墓道4组11个，南墓道14组42个，北墓道6组14个[2]。王陵区M1500的南墓道夯土中，出土有大理石石俎和三对大理石雕兽——夔龙、水牛和石虎。三双石兽平行排列，头北尾南，首尾相接。在西墓道中有大理石门臼一双，另外还有一些仪仗类的木器[3]。M1004墓南墓道北段近墓口处留有许多重要的随葬品，分四层安置，最底层为车饰、皮甲及盾等物，第三层放置一百多个铜盔，370把铜戈，二层为36捆铜矛头，每捆10个，共360个，最上层有1石磬、1碧玉棒和两个大方鼎，即著名的牛鼎和鹿鼎。北墓道填土中头颅7个，部分头颅带颈椎骨。M1217，墓道呈凸字形，近墓室一段较宽，西墓道有石磬一个，双面皮鼓一个，悬鼓架一座。M1004南墓道有铜斝、觚、爵、觯及尊等，东墓道有壶、盂、盘、斗及铜面具等，盂上有“寝小室盂”四铭文[4]。山东益都苏埠屯有四条墓道的1号大墓南墓道长26米，其中殉人分放在南墓道靠近墓室的地方，分为三层，下层是排列比较整齐的全躯殉人，中层是被砍下的人头。上层有一具人骨架，1个人头骨和1架狗骨架，骨架身下有席纹痕迹，有和还留有朱红痕迹[5]。殷墟侯家庄西区M1550北墓道口有头颅数行，一行10个[6]。

中字形大墓目前发现的共有14座，其中侯家庄西北冈王陵东区3座，后冈5座，5座墓中，1933年发掘1座，1971年发掘2座，1991年发掘2座。大司空村东南地墓葬区发现1座。殷墟之外，滕州前掌大发现3座[7]，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发掘带中字形殷墓1座[8]，洛阳东郊大墓1座[9]。

中字形大墓也都经过多次盗掘。殉葬品残留不多。墓道保存相对较完好的武官村1号大墓，其南北墓道内埋有人、马、狗，北墓道中有三个马坑，作“品”字形排列，坑中杀埋了16匹全躯的马架，还有当卢、铜泡、铜铃等饰件。在东西两个马坑的南边，各埋犬骨两架。马坑之间另有一长方形土坑，坑内埋2人，1人执铜戈，1人带铜铃，用意当是司警卫。南墓道也有三马坑，排列方向与北墓道中的三个马坑相反，三坑马12，狗1，南墓道中间有跪葬人一个。人作蹲式葬。此人当是备驾乘的御奴。滕州前掌大中字形墓M4地面建筑遗存丰富，南北墓道内外有柱洞，表明地面上有相应建筑，根据柱洞的位置和对应的距离，应为廊式建筑。殷墟后冈西区1号墓南墓道扰土中出残破躯骨148块，当是墓道祭祀中被肢解的牲人。1933年后冈发掘的大墓墓道内的遗物，只有南墓道中残留几件车饰。1971年发掘的后冈M48，墓室两侧二层台及南墓道上留三个人头，M32北墓道口有殉狗一[10]。1991年发掘的两座墓，南墓道为斜坡状，北墓道有台阶。其中一座南墓道中残存铜方爵、圆爵、扁足圆鼎、方彝、觥盖、矛及车马器等[11]。大司空村墓80ASM576南墓道接近墓室处有一宽0.66米的平底，其上有一个人头，平底南有三个平列的小坑，每坑内有一人一戈，西坑上另有一具俯身直肢人骨架[12]。殷墟后冈M48北墓道口扰土层发现头颅1个。

甲字形墓发现29座，其中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东区1座，王陵西区1座[13]，殷墟西区墓地10座，后冈发掘1座，郭家庄发现1座[14]，大司空村东南地墓葬区发现3座。洛阳东大寺2座，洛阳摆架路口3座[15]，罗山后礼发掘1座[16]，滕州前掌大发掘6座[17]。其中王陵西区的一座HBM1为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带墓道商墓。

带有一条墓道的商墓规模大多较小，墓道内的随葬物也相对较少。殷墟西区701号墓墓道口埋有9人，俯身，向墓室，皆未成年，其中2人仅见脚骨，7人上半躯被盗坑破坏。附近有排列整齐的残破龟甲（夯打压碎）。殷墟西区M698墓道内有一车马坑，埋车1，马2，人1。墓道尽端马1。M700一条墓道（南墓道）的北端全躯1，骨架已凌乱，另有马腿骨[18]。王陵西区HBM1墓道中随葬的动物有马、鹿等，由于骨骼已被扰乱，有多少个体已无法区分。在王陵东区甲字形墓WBM260（传出司母戊大鼎墓）墓道填土中，有集中在一起的22个人头骨[19]。

二、商代墓道的文化象征意义

墓道，礼书中称羡道、隧道。羡道与隧道的区别，《仪礼》载：主人袒，众主人西面北上，妇人东面，皆不哭。郑注：侠羨道为位。贾公彦疏：释曰：云侠羨道为位者，羡道谓入圹道，上无负土为羨道，天子曰隧，塗上有负土为隧。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请隧弗许是也。也就是说，羡、隧区别，一是上面有无负土，二是羡为诸侯墓道之称，隧为天子墓道之称。从古代文献记载看，秦始皇之墓道称为羡道（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礼书记载的羡与隧的区别并不严格。商代墓道是否也称羡或隧，文献失载，无从考证。商代的诸侯墓道与商王墓道有无不同称呼，文献也没有失载。有几条墓道的大墓为商王墓，学者间也存在着不同认识。

探讨商代墓道有关问题，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其文化象征意义。商代墓道文化象征意义的探讨，主要依靠上文所述商代墓道中的出土物及墓道内相关文化现象。

商代墓道出土物中，马、车及其饰物、车夫殉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王陵区亚字形大墓M1004的南墓道中随葬有车饰、中字形武官村大墓南北墓道中的呈“品”字形排列的6个马坑和28匹殉马以及车马饰件、1933年发掘的后冈中字形墓南墓道中出土的几件车饰、1991年发掘的后冈中字形大墓其中一座的南墓道中残存的车马器、殷墟西区甲字形大墓M698墓道内的车马坑和坑内的1车、2马、1人以及墓道尽端的1马，M700南墓道中的马腿骨和王陵区甲字形墓HBM1墓道中的马骨等，都表现出墓道当与出行有关。因此有学者指出，墓道当是墓主灵魂出入之路[20]，可谓中的。王陵区M1500的南墓道夯土中出土的三对平行并列的大理石雕兽——夔龙、水牛和石虎，应当是后世神道旁边所摆放的辟邪兽的先声。此墓西墓道中所出大理石门臼一双，和一些仪仗类的木器，使墓道为墓主灵魂出行之门路的文化含义更加彰显。

冥世是现世的曲折反映，墓道为现实世界何种道路的模拟与重构，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曾有学者认为，“殷王陵俨然是一座‘地下宫殿’……如果说商王陵四面坡道象征着城址或宫殿还显得原始、模糊的话,到秦汉之际的王陵布局，已显得非常明朗。”若仅说商代四面坡形墓道象征城址四门，结论是不可辩驳的[21]。若说商代四面坡道象征宫殿，则未必然。现在考古发现的商代宫殿遗址中，尚无有四门的宫殿布局。春秋或战国以后，随着宫城的扩大，宫城才出现四门。在商代，只有像王都那样大的城池才在四个方向设有城门。四墓道是城池四门的象征。两条墓道的墓，则可能是规模较小的只有两个城门的城邑的象征。商代考古发掘中或许还没有发现两个城门的城邑。在龙山文化遗址中，新密市的城址古城寨现存城墙只有南北两个城门[22]，保存比较完整的淮阳平梁台古城，也是带南北两个城门的古城。墓道中的南北墓道，或许就是城邑南北门的象征。至于甲字形墓，应是规模较小、只有一个出口的居邑门道的象征。

涉及商代墓道文化含义的，还有墓道的形式。在商代墓道中，有坡形墓道，还有台阶式墓道。南墓道均为坡形墓道，台阶式墓道中，北墓道为多。为何墓道会分为坡形墓道和台阶式墓道两种，也当与墓道的文化象征有关。墓道为死者灵魂出入之路，阳世之路，有平坦大路，有台阶式的山路或城门路，商人为其祖先出行方便，便在墓道中设计了这两种形式的墓道。当然，这种观念也只是存在于部分商人中间，而并不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因此有的大墓便没有台阶式墓道。只有坡形墓道。

商代墓道的分布方向、墓道的形制，这些与冥世世界有关的现象，无一不是商人根据现世世界虚构而出的，它们都是现世世界生活的曲折反映。

三、商代墓道功能初探

商代墓道的功能，是商代墓道研究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后世文献关于墓道功能的记载，多是反映春秋战国及其以后的墓道功能观念。至于商代的墓道功能，我们只能利用考古资料，结合后世文献的有关记载，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当今学者对商代墓道功能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出土功能、表现礼制与等级制度、为王权的象征（仅限于四条墓道者）等方面。

关于商代的墓道数量与商代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存在不同认识。张光直先生在论述商代墓葬制度曾提出：西北冈大墓“准左昭右穆的制度，则东区为昭，西区为穆。属于昭区的大墓有四，属于穆区的大墓有七”，属于昭组的大墓包含盘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武乙、帝乙，属于穆组的则有武丁、禀辛、文丁[23]。张先生的论述，显然认为墓道的多少与商代等级之间没有太大关系。从王陵区墓葬分布看，西区大墓均为亚字形大墓（“假墓”和很小规模的HBM1除外），而东区只有一座亚字形大墓，三座中字形墓，一座甲字形墓，从墓葬规模看，大体上是墓道越多，墓葬规模越大，用昭穆制解释商王墓葬分区现象，似乎还没有对东区墓葬形制（最主要的是墓葬规模与墓道多少的不同）的多样性作出合理的解释。杨锡璋先生提出王陵区只有亚字形大墓为殷王之墓，盘庚、小辛、小乙墓不在殷墟，甲字形与中字形大墓是属于低级商贵族等级的，传出司母戊大方鼎的单墓道大墓是属于商王武丁或祖甲的配偶[24]，许多学者们比较为认同这个结论。

前文已述，就目前的考古材料所知，墓道最早出现于商代，墓道在商代是否作为一种丧葬礼制，似乎还有研究的必要。如果把商代墓道作为一种礼制，我们以为还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杨先生提出商王王陵区发现的有四条墓道的大墓是属于商王的，确不可移。山东益都苏埠屯带四条墓道的两座大墓，说明商王对四条墓道大墓的使用，还没有绝对的垄断权。王陵区发现的中字形和甲字形大墓是否有属于商王者，在学者间也还存在一些分歧。将有墓道的大墓作为礼制体现的另一个更难以解决的问题，便是商王王妃墓的归属问题。５号墓（妇好墓）的发现，可以证明商王王妃有些并不埋在王陵区之内，有的王妃使用的是没有墓道的竖穴墓。从甲骨文记载和５号墓的随葬品看，妇好在商王武丁时期地位妃非同一般，墓道表示等级礼制，５号墓便无法归入等级礼制之中。传出司母戊大方鼎的８４Ｍ２６０墓，多数学者认为属于商王王妃墓，此墓为甲字形大墓。杨锡璋先生曾提出，安阳西北冈东区墓葬中带有两条墓道的大墓，有的也有可能属于商王妃者[25]。据宋镇豪先生研究，中字形武官村大墓属于祖庚配偶母己[26]。这样，商代王妃墓中便出现了没有墓道、有一条墓道和有两条墓道三种情况。由此可见，用有无墓道说明商代丧葬礼制，是有些问题的。在商代，用墓道数量多少表示丧葬等级的制度还并没有形成[27]。

商代墓道的使用，最早应该是从商王开始的，王妃与各级贵族效仿商王，因此它们的使用虽有反映商代社会等级的意义，但并没有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第一等级是商王，第二等级是商王嫔妃和高级贵族，第三等级为一般贵族，这种后人描述的等级制度，在商代社会具体划分是有困难的。商代的社会等级是非常复杂的，除商王集团为特殊情况外，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当然更不可能用墓道的多少来表示其在等级中所处的位置。

商代墓道是否具有出土功能，文献没有记载，考古发掘也没有为此种说法提供比较可信的证据。殷墟王陵西区的假大墓M1567，有学者推测其为一座没有修建完的大墓。若此推测不误，则可以看出，商代大墓的修建是先从墓室开始，墓道是在墓室修建完成后再修建的。这样，商代的墓道便不会具有出土的功能。对于商代墓道的修建过程，文献中缺乏记载。《周礼·冢人》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墓道修建：“大丧既有日，请度甫竁，遂为之尸”孙诒让按：“又据既夕礼，先筮宅，后卜日，次序甚明。又筮宅，先掘四隅及中，即此所谓甫竁。”孙诒让按语，是认为墓道是没有出土功能的[28]。

此外，出土问题对大墓的修建并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障碍，出土方便就不会成为墓道的功能。墓道最初的出现若是为了出土之方便，则墓道出现之初应是一条墓道，随着墓葬规模的逐渐扩大墓道逐渐增多。而目前的考古学发掘，尚没有发现早于武丁时期的带一条墓道的商王大墓[29]。

有学者认为，墓道为王权的象征（仅限于四条墓道者）。研究墓道的功能和含义，不能将四条墓道与两条墓道、一条墓道割裂开来，应从总体上进行研究。四条墓道者象征王权，两条墓道者象征诸侯权，一条墓道象征更低一级的权力，这样的说法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根据后世的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墓道具有一定的祭祀功能。《周礼·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绝祭，八曰缭祭，九曰共祭。注：郑司农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无所主命。《群经音义》卷四：衍祭，羡道中祭也。商代墓道，应当也有祭祀功能。墓道既为墓主灵魂出行之神道，在神道内举行祭祀则是完全可能的。前文所述M1001墓道内的殉人坑和坑内已被打碎的铜器，显然是祭祀后的遗物。M1004南墓道北段墓口处出土的两个牛鼎和鹿鼎，也应是在墓道口祭祀时所使用的祭器，而并非一般的随葬品。益都苏埠屯殉葬骨架上有席纹痕迹，表明殉葬者是被杀害后放于席上献祭的[30]。侯家庄西北M1550北墓道口的数行排列整齐的头颅、武官村墓道中南北排列的“品”字形马坑内的马骨架、后冈西区1号墓墓道内的残破躯骨，也都应与祭祀有关。殷墟西区701号墓墓道口埋的9人，在其附近有排列整齐的残破龟甲（夯打压碎），从残存迹象看，9人可能是在占卜仪式之后被杀祭的[31]。墓道中的殉人、人牲和其他一些殉葬品，多埋在墓道到墓室的入口处，当时的祭祀应该就是在这里进行的。从墓道内的出土物和诸多文化现象分析，祭祀应是商代墓道的重要功能之一。

文献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墓道的最为重要的功能，便是放置墓室内的棺椁和随葬品。宋李如圭撰《仪礼集释》卷二十四引郑玄注“侠羨道为位”，释曰:“羨道者，入圹之道，明器之属皆自羨道入圹口，容下棺而已。”南宋魏了翁撰《仪礼要义》卷三十八载：“其横与缩各足掩者，以其圹口大小虽无文，但明器之等皆由羨道入，诸侯已上又有輴车，亦由羡道入圹口。唯以下棺则圹口大小容棺而已，今抗木亦足掩圹口也。”宋卫湜撰《礼记集说》卷二十二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为方圹。《汉书》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内，先累槨于其方中，南畔为羨道，以蜃车载柩，至圹，说而载以龙輴，从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属绋于棺之缄，從上而下棺入于槨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

商代墓道是否像后代墓道一样，具有运送墓室内的棺椁和大量随葬品的功能，传世文献没有记载。商代带墓道的大墓，其墓的规模比一般墓葬大出很多，尤其是带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由于经过多次盗掘，亚字形大墓墓内葬具遭到严重破坏。从规模远小于亚字形大墓的中字形武官村大墓M1，可以想见当时亚字形大墓的规模。M1墓室作长方形，面积168平方米。椁室也作长方形。椁室四壁各用大梁粗细的树干9根，上下各横置30根，总共近100根。椁外夯土二层台上布满人殉坑，随葬的礼乐诸器也放在台上。如此规模的葬具和随葬品，应当是从墓道运入墓室的。从被盗后残余的随葬品看，有墓道的大墓墓室内的随葬品当时应是非常丰富的。这些随葬品中，有许多是体积极大、重量很重的青铜重器，它们也应是从墓道运入墓室之内的。文献记载的后世墓道运送棺椁葬具和随葬品的功能，商代墓道也应有。

目前发掘的属于殷墟一期的墓葬，其规模都远远小于殷虚二期以后的墓葬，商代前期和中期的墓葬、时代更早的二里头遗址时期的墓葬，规模都远远小于商王陵区带有亚字形和中字形墓葬。商代有墓道大墓的出现，应该是随着商代厚葬风俗的出现而出现的。殷人尚鬼，对祖先极为崇拜，他们相信祖先过世是到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同现世的人一样，他们要吃、要穿、要用、要出行，要有各种亲近的手下人服侍。这是商人厚葬之风盛行和商代墓葬规模急剧扩大的内在原因，也应是商代墓道出现的重要原因。商代墓道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运送葬具和殉葬品应该就是其最主要的实用性功能之一。

后世文献记载的墓道，还有生者为死者送葬的功能。《读礼通考·卷八》引《风俗通义》“太尉山阳王龚与诸子并杖，太傅汝南陈蕃、袁隗皆制衰絰，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商代墓道是否具有生者为死者送葬的功能，现有的材料还无法探明。从商代墓道所具有的祭祀功能看，生者为死者送葬的功能，商代墓道也应该是具有的。上古时期墓道的这一功能，发展成为后代王陵墓葬外的神道，即王陵区内生者为死者送葬的专用道路。

四、余论

    商代墓道，是商王和商代贵族们为其祖先魂灵建造的出入于冥世与阳世的通道。后世王陵墓道、王陵区内的神道，与商代墓道有着直截的承袭关系。后世墓道与神道的许多功能，商代墓道已具雏形。商代墓道作为丧葬风俗中出现不久的现象，其功能与后世墓道还有一些不同之处。商代墓道中所填埋的大量的殉人与人牲，说明了商人宗教崇拜的原始性。商代有墓道的墓葬在各个墓区的分布，也是研究商代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重要的材料。由于考古材料的局限性和文献材料的缺乏，有关商代墓道的许多问题还无法解决。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有关商代墓道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