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2016年下半年，為應黃進興所長2015年之邀。參加2016年的傅斯年講座，我總結自己在商史方面的研究，寫了這三篇講稿。傅先生是我非常敬仰的學者，1928年他應蔡元培先生之邀請，入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頭一件大事就是開始了舉世聞名的殷墟發掘，甲骨文和商代宮殿、王陵的科學發掘，使商代成為真實的歷史，也使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為世界聞名的研究機構。因此，我認為選擇「商史三題」作為紀念傅孟真先生的演講題目，是很適當的。

機遇巧合，2016年12月20日我在臺北開始傅斯年講座第一講，正值傅先生1950年在省議會為臺灣大學辦學事宜慷慨陳詞，情緒激昂而倒在講臺上的日子。這位為中國的學術事業和教育事業獻出了畢生心血、以身殉職的偉大學者，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研究三代歷史，傳世文獻、考古出土文獻和其他實物資料三者都不可偏廢。考古遺存固然有其客觀性，但只是「殘跡」，還因為發掘規模和水準的局限，並不能發現全部「殘跡」，甚至在發掘過程中還會造成人為的破壞。而且已經發現的遺存也只是「啞」的歷史見證，他們究竟反映什麼歷史真相，是由今天整理、檢測和研究它們的人代它們來說的，不同人說的還往往不一致。傳世或出土的文獻，是古代的寫者在「說」，而這種「說」有很多是遺存根本不能反映的。所以我們只要弄清楚了文獻寫成的實際年代，即使是後代追述前代的文獻，也不失其史料價值。當然，由於寫者本身的局限性，在是否反映歷史真實性上是可以作種種分析的。何況同一文本，不同的讀者可以在認字和釋義方面有不同的理解，這種「說」又會有很多的歧義。因此，同樣主張研究時三種史料不可偏廢的研究者，都會覺得還會需要像傅孟真先生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不過，研究上古史畢竟和研究近現代史不同，無論考古發達到什麼地步，史料比起近現代史來總是很貧乏的。因此，要構成古代社會的較完整的圖景時，不能不借助一定的「模式」，或者即稱之為理論。比如我在商史三題中便是用現在流行的國家形成理論作為一種「模式」。當然，「方國聯盟」和「都鄙群」這樣的理論也可以說是我的有一定特色的「理論」。要不然，也不可能勾畫出較完整的商代社會圖景。現在我把它寫出來，目的是希望引起討論，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臺灣，凡是關心中華文化傳統，關心中國歷史的人，望能暢所欲言，從各個層面，各個角度，提出不同的見解。讓我們共同來完善我們對中國最早期歷史的認識吧。

本文還希望國際友人也能參加討論，因此寫了比較詳細的提要。由吳昀融先生、駱珍伊女士譯為英文，特此致謝。

本文定稿和校對過程中，蔡淑貞、廖彩惠、駱珍伊、蔡佩玲女士都出了力，廖彩惠女士出力尤多，一併致謝。

2017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