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部份歷史所藏甲骨的流傳問題

【首發】葛 亮（上海博物館）

宋鎮豪、趙鵬、馬季凡三位先生編著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以下簡稱《歷》），前不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1]。正如學者們在書評中所說，此書“編纂體例精當，分期分類合理，照片拓本清晰，資料豐富新穎，隸釋補苴得當，資料整理與學術研究共進，是一部甲骨資料整理和研究的優秀著作”[2]，“為新型甲骨著錄書的編著樹立了典範”[3]。

近日，筆者有幸見到了這部新著，捧讀再三，不忍釋卷。欣喜之餘，發現本書《前言》對第一、二盒甲骨（“藏號”1–55）流傳情況的介紹似有可商，遂草成此文，以求正於整理者及各位網友。

關於第一、二盒甲骨的來源，宋鎮豪先生在《前言》中有如下介紹：

五、來自1937年至1945年抗戰期間殷墟出土甲骨。……建國初歷史所還購得三整批甲骨，……如購自慶雲堂的兩批甲骨，第一批55片（第一、二盒1-55號），原為郭若愚所藏，其中有29片為戩壽堂得自王懿榮舊藏，已見前述；8片為周伯鼎所藏，抗戰期間出土；2片為方曾壽舊藏。……周伯鼎，原山東工業大學教授，收藏家，精於歷代書畫鑒定；1955年春，郭若愚在濟南與他相識，知“他喜藏硯藏墨，還收藏甲骨若干片”，得以氈拓百餘片收入《殷契拾掇三編》。方曾壽為江蘇省江都（今揚州市）方地山後嗣。……胡厚宣在《甲骨續存》序中記述說：“一九五四年……過鎮江，順便去揚州參觀揚州文管會展覽……得參觀方曾壽先生所藏甲骨。原物三百片，為其先人方地山氏舊藏。”方氏甲骨為劉鶚舊藏。（第6-7頁）

其中“29片為戩壽堂得自王懿榮舊藏，已見前述”，是指：

一、來自王懿榮原藏甲骨的有四批。……4．王懿榮—王崇烈—劉鶚—英籍猶太人哈同夫人羅迦陵—郭若愚—慶雲堂—歷史所（第一、二盒29片）。……據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的記述，“對日抗戰期間，（戩壽堂）這批材料先賣給上海武進同鄉會（即武進文獻徵集社），後歸誠明文學院所藏”，建國後歸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現藏上海博物館。還有小部分甲骨散落在外，分別為上海郭若愚和北京慶雲堂所得，後由文化部購54片撥藏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歸歷史所資料室29片。（第1-3頁）

其中“（戩壽堂這批材料）分別為上海郭若愚和北京慶雲堂所得”一語，意為郭若愚與慶雲堂曾“分別”收藏戩壽堂舊物；而從“英籍猶太人哈同夫人羅迦陵—郭若愚—慶雲堂—歷史所”，以及前一段引文中“購自慶雲堂的兩批甲骨，第一批55片（第一、二盒1-55號），原為郭若愚所藏”等語看，作者又認為郭若愚與慶雲堂曾“先後”收藏戩壽堂舊物。兩者存在矛盾。

綜合上引兩段《前言》，除去矛盾之處（以前一段引文文意以及“郭若愚—慶雲堂—歷史所”的線索爲準），可將作者所述第一、二盒55片甲骨的流傳情況示意如下：

戩壽堂29片

周伯鼎8片        —郭若愚55片—慶雲堂—歷史所

方曾壽2片

未說明16片

我們知道，戩壽堂舊藏甲骨目前多由上海博物館收藏，此外尚有一部份歸國家博物館，另一部份歸社科院歷史所。這一情況經由沈之瑜、郭若愚《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補正》[4]、胡厚宣《大陸現藏之甲骨文字》[5]、濮茅左《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6]、宋鎮豪、朱德天《雲間朱孔陽藏戩壽堂殷虛文字舊拓》[7]等介紹，已為學者所熟悉。而如本書《前言》所說，其中現藏社科院歷史所的一部份，曾與周伯鼎、方曾壽等所藏甲骨一起經由郭若愚收藏之事，則是前所未聞。那麼這一條線索從何而來呢？宋先生在《前言》開頭部份寫道：

歷史所甲骨的來源、流傳與入藏，據先秦史研究室藏原始資料、胡厚宣《大陸現藏之甲骨文字》一文的有關記述及餘之考訂，原為……戩壽堂、郭若愚、周伯鼎、方曾壽……諸家的藏品。（第1頁）

由此可見，《前言》對這批甲骨來源及流傳的介紹，有三方面的依據：①先秦史研究室藏原始資料、②《大陸現藏之甲骨文字》的記述、③作者的考訂。

①關於先秦史研究室藏第一、二盒甲骨的原始資料，筆者通過趙鵬先生的幫助，諮詢了馬季凡先生。蒙馬先生告知，第一、二盒甲骨早在1955年歷史所資料室成立時便已入藏，盒上書有“哈同”字樣，此外沒有其他原始記錄。

②在《大陸現藏之甲骨文字》一文中，關於第一、二盒甲骨的記載有以下幾處：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有戩壽堂物。（第828頁）

慶雲堂所購戩壽堂舊藏甲骨拓本……55片。（第836頁）

哈同舊藏甲骨文字拓本，55片

此項甲骨，從慶雲堂所購，乃上海哈同氏舊藏，曾著錄在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書。（第855頁）

如果僅從以上兩方面看，第一、二盒55片甲骨當屬一整批，且全數來自哈同（戩壽堂）舊藏。而據本書《前言》，其中來自戩壽堂舊藏的數目從55片變成了29片，在戩壽堂與慶雲堂之間，又多了三個藏家：周伯鼎（8片）、方曾壽（2片）、郭若愚（55片）。這應該就是宋鎮豪先生的考訂成果了。

對照相關舊著錄，我們可以發現，宋先生將第一、二盒甲骨中來自戩壽堂舊藏的數目由55片改為29片，是根據《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8]（以下簡稱“《戩》”）的著錄情況得出的；而“第一批55片……原為郭若愚所藏”，其中“8片為周伯鼎所藏”、“2片為方曾壽舊藏”云云，則源自《殷契拾掇三編》[9]（以下簡稱“《掇三》”）的收錄。不過，《掇三》並沒有提及周伯鼎、方曾壽藏品後歸郭若愚所有，本書《前言》的相關敘述或出自作者的推測。

下面我們先把這55片甲骨的著錄情況列一個表，以便說明問題：

由上表可見：

① 55片甲骨中，見於《戩》者確為29片。不過，我們知道，《戩》只是一個選本，戩壽堂舊藏甲骨並非盡在其中。沈之瑜、郭若愚先生曾指出：“上海博物館收藏戩壽堂舊藏甲骨七百八十片，其中見於《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著錄者五百五十七片半”[10]；宋鎮豪先生也曾指出：《雲間朱孔陽藏戩壽堂殷虛文字舊拓》之《殷虛文字拾補》、《殷虛文字之餘》（簡稱“《殷餘》”）所收拓本293片“雖不見於王氏《戩》，因有一部份顯然是《戩》甲骨的反版、正版或骨臼的拓本，衹是其間失聯而已，可知屬於原戩壽堂同批之物”。[11]

我們發現，這55片甲骨中恰有2片見於《殷餘》而不見於《戩》（即《歷》322、1475）。由此可見，第一、二盒中屬於戩壽堂舊藏者顯然不止《戩》中的29片，恐怕也不止加上《殷餘》2片後的31片。根據前述先秦史研究室藏原始資料及《大陸》的記載，這批甲骨完全可能全部來自戩壽堂舊藏。

② 55片中，見於《掇三》者有43片，其中8片見於“周伯鼎藏”、2片見於“方增壽藏”（“增”是“曾”的訛字[12]）、33片見於“智龕（郭若愚）自藏”，本書《前言》的相關論述即應據此而來。不過，由於《掇三》一書在編排上存在著較大的錯亂，宋先生的考訂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受到了《掇三》的誤導。

首先，前面說過，第一、二盒甲骨早在1955年便已入藏歷史所資料室。而此時方曾壽、周伯鼎所藏甲骨皆未曾出讓，若以兩盒甲骨中存在周方二氏藏品，則難以解釋時間上的矛盾。《掇三·圖版說明》：

方增壽先生，我（郭若愚）於一九五三年在揚州相識。他藏有甲骨一批，我參觀後，他贈我拓本若干，均系“曾三手拓”。

《續存•序》：

一九五四年我（胡厚宣）去南京參觀，過鎮江，順便去楊州參觀文管會展覽。由耿鑒廷先生協助，得參觀方曾壽先生所藏甲骨。原物三百片，為其先人方地山
氏舊藏。

由此可見，至少在1954年，方曾壽藏品仍在揚州其本人手中，郭若愚先生得到的僅為拓本。

同樣，關於周伯鼎所藏甲骨，《掇三·圖版說明》曰：

周伯鼎教授任教于山東大學。一九五五年春，我在濟南和他相識。他喜歡藏硯藏墨，還收藏甲骨若干片。我氈拓後收入本編。

可見周伯鼎藏品直至1955年仍在山東其本人手中，郭若愚先生只是參觀、氈拓，並未購入。若按本書《前言》所說，這兩宗甲骨先由郭若愚先生分別從方、周二處購入，再售予慶雲堂，又於1955年為歷史所購得，時間上、事體上顯然都無法說通。

其次，由於受到文革的影響，《掇三》的成稿與刊行相隔了四十餘年，書中所收甲骨的編排與實際歸屬間往往名實不副，“方增壽藏”、“周伯鼎藏”、“智龕自藏”三部份都存在這種情況，其中“方增壽藏”部份尤為混亂。[13]

《掇三》歸入“方增壽藏”者共計151片（《掇三》431-581），可分為以下幾個部份：

1）《掇三》431-436計6片，現藏不明，但從其著錄情況看，多與《掇三》所謂“上海市文物倉庫藏”有關。

2）《掇三》437-481計45片，現藏浙江省博物館，原屬吳振平舊藏，其中大部份曾收入《鐵雲藏龜零拾》及《續存》之“浙江博物館藏”或“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藏”，當改入《掇三》之“浙江省博物館藏”。

3）《掇三》482-581計100片，除《掇三》518、536、545外，皆收藏於復旦大學博物館，係1955年之前復旦大學歷史系購自金祖同者，當改入《掇三》之“金祖同藏”。

4）《掇三》518、536、545三片，其中《掇三》545待考，餘下的《掇三》518、536現藏社科院歷史所，即《歷》296、1117。《前言》所說的“2片為方曾壽舊藏”便出自此處。

至於《掇三》中真正的方曾壽舊藏，實際應當包括誤排入“浙江省博物館藏”的《掇三》50-112以及誤排入“智龕自藏”的《掇三》701-704，共計67片，其中絕大部分都曾著錄於《續存》之“方曾壽先生藏”部份。

由此可見，《掇三》歸入“方增壽藏”的151片基本都與方曾壽無關，而屬於誤排。那麼，其中混入2片本應歸入“智龕自藏”的戩壽堂舊物也就不足為奇了。由於沒有其他證據，要說151片中唯有這2片確屬方曾壽舊藏，反倒令人難以相信。《掇三》518、536兩版在舊著錄及《掇三》編次兩方面與見於《續存》“方曾壽先生藏”者都沒有共同之處，加之入藏時間上的矛盾，我們可以確定其與方曾壽無關。

據本書《前言》，周伯鼎藏品為“抗戰期間出土”，共有“百餘片收入《殷契拾掇三編》”。然而《掇三·圖版說明》並未提及周伯鼎藏甲骨的出土時間，這批甲骨在收入《甲骨文合集》之前未經著錄，似乎也不見其他記載，“抗戰期間出土”云云不知有何出處。此外，《掇三》實際歸入“周伯鼎藏”者只有8片，《掇三·圖版說明》也只說“（周伯鼎）收藏甲骨若干片”，《前言》所謂“百餘片”恐怕也屬於誤記。前面說過，從入藏時間看，這8片甲骨不可能屬於周伯鼎舊藏，那麼是否應當將其歸入“1937年至1945年抗戰期間殷墟出土甲骨”，就更值得懷疑了。

雖然歷史所藏第一、二盒甲骨在《掇三》中分散在“智龕自藏”，“周伯鼎藏”、“方增壽藏”三處，但是這並不能說明其具有不同來源。同批藏品被分散的情況在《掇三》中其實並不少見，除前述方曾壽藏品與浙江省博物館藏品外，又如金祖同藏品被分散在“方增壽藏”、“孫叔仁藏”中；羅伯昭藏品被分散在“羅伯昭藏”、“智龕自藏”中；上海博物館藏品被分散在“上海博物館藏”、“金祖同藏”、“智龕自藏”中等等。但是，從《掇三》編排的混亂程度看，我們也不能確定這一批甲骨是否確屬智龕自藏，但從時間、地域上看，戩壽堂散出的部份甲骨曾由郭若愚收藏之事又確實存在可能。由於沒有什麽直接的反證，我們也無法否定這部份流傳經過。

綜上所述，本書《前言》中所說的“歷史所甲骨”原為“周伯鼎、方曾壽……諸家的藏品”；第一、二盒甲骨“分別為上海郭若愚和北京慶雲堂所得”；“其中有29片為戩壽堂得自王懿榮舊藏”、“8片為周伯鼎所藏”、“抗戰期間出土”、“2片為方曾壽舊藏”；周伯鼎藏品有“百餘片收入《殷契拾掇三編》”、屬於“1937年至1945年抗戰期間殷墟出土甲骨”；周方二氏藏品後歸郭若愚等等，都不准確。

我們認為，根據先秦史研究室藏原始資料、《大陸現藏之甲骨文字》的記載及相關著錄情況，歷史所藏第一、二盒55片甲骨應當來自戩壽堂舊藏，而與周伯鼎、方曾壽無關，但在慶雲堂購入之前，確有可能曾經郭若愚收藏。

另，本書下冊表一《歷史所藏甲骨檢索總表》在《歷》1517下誤衍“掇三589”，且失收部份《掇三》號。茲列表如下，以供參考：

表二《〈合集〉收錄檢索表》相關條目亦當據改。

2012年4月25日

小文寫作中曾多次得到趙鵬先生的熱心幫助，此致謝忱！

【文章下載】

葛亮2012年5月2日《關於部份歷史所藏甲骨的流傳問題》.doc

[1] 宋鎮豪、趙鵬、馬季凡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 徐義華《體例精當、資料翔實的一部大書——評〈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中國文物報》，2012年2月8日第3版。

[3] 劉義峰《華章溢彩翰墨飄香——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藏甲骨集〉》，《文匯讀書周報》，2011年12月16日第9版。

[4] 沈之瑜、郭若愚《上海博物館館刊》第一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5] 胡厚宣《大陸現藏之甲骨文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

[6] 上海博物館編，濮茅左編著《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

[7] 宋鎮豪、朱德天《雲間朱孔陽藏戩壽堂殷虛文字舊拓》，綫裝書局，2009年。

[8] 王國維《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藝術叢編》三集本，又單行本，與《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合二冊，1917年。

[9] 郭若愚《殷契拾掇》（含初編、二編、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0] 同注4。

[11] 同注7，第2-3頁。

[12] 《掇三》所謂“方增壽”即《甲骨續存》（以下簡稱“《續存》”）中的“方曾壽”。《掇三•圖版說明》“方增壽藏”下記有“（拓本）均系‘曾三手拓’”，而“曾三手拓”印恰見於《續存》第390頁，確用“曾”而不用“增”。范毓周《甲骨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頁）記有“（羅振玉舊藏甲骨）方地山也買到300片左右，後歸其子方曾壽”，亦用“曾”而不用“增”。

[13] 參看拙作《〈殷契拾掇三編〉校理》，《古籍研究》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