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所甲骨学六十年（宋镇豪、刘源）

【作者按】本文是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而撰写，已发表于历史所编《求真务实六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并刊登在历史所网站上，http://lishisuo.cass.cn/news/734521.htm。文章由刘源执笔，并经宋镇豪先生审阅。因时间紧张，文章还不尽完善，如有问题，应由刘源负责。承蒙常玉芝先生于7月30日、王泽文博士于12月10提出修改意见，已吸收在这个版本中，在此致以谢意。作者囿于个人学识及经历，导致文章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海内外甲骨学同行的成绩掌握还不全面，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祈各位学者不吝批评指正。亦请大家引用时，采用这个经过修订的版本。

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被学界认识以来，甲骨学研究经过110多年的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极大地推动了古文字、商周史及三代考古等学科的发展和繁荣。在这110余年辉煌的学术史中，历史研究所60年的甲骨学研究占有显著和突出的地位。可以说，1949年以后的甲骨学研究，历史研究所在材料的搜集整理、理论体系的建构、殷商史研究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引领作用。值此历史研究所成立60年之际，回顾本所甲骨学研究由筚路蓝缕到蔚为大观的历程，回味其中的艰辛和荣耀，瞻望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件颇有意义的事。

一、前辈大师引领的学术历程。

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之初，郭沫若先生任科学院院长并兼任第一所所长。第一所内筹建第一研究组（即先秦史组），拟开展古文字与商周史研究工作。随着胡厚宣、张政烺、李学勤等先生前后来所，甲骨学殷商史领域的长期基础整理项目及各项专题研究得以稳步进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甲骨文合集》（学界简称为《合集》）的编纂工作，这项大型集体项目的成功完成，使历史研究所成长为国际甲骨学重镇，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自1954年来，郭沫若、胡厚宣、张政烺、李学勤等先生撰述发表了许多甲骨学重要论著，也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激励和引领着历史所数代年轻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

（一）

郭沫若先生早在1930年代即在金文学、甲骨学研究领域取得令学界叹服的丰硕成果，赢得了董作宾、容庚等同时代学术大家的认可和尊敬，被学界推崇为“甲骨四堂”之一。他在甲骨搜集、著录、缀合、断代，文字考释，商王世系和商史研究等方面均有重大建树，推进了甲骨学科体系的建立，所著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书成为甲骨学经典著作，迄今仍是初学甲骨文的最好书籍之一。历史所成立后，郭沫若先生花费很多精力指导《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工作，他亲自建议改定了书名，并担任编辑工作委员会主任。郭老的热心支持，使《合集》编辑组得到了全国各收藏单位和众多学者的大力配合，顺利完成甲骨材料的搜集工作；呈交给他的编辑计划草案，郭老也总是详加批示，很快返回，保证工作迅速进行。文革爆发后，《合集》编辑工作被迫停顿，1973年经郭老给国务院原教科组写信建议，才得以公开恢复，并列为重点任务，落实了出版问题。可以说，《合集》是在郭老直接领导和关心下才得以最终完成的。

郭沫若先生兼任科学院院长与历史所所长，庶务繁忙，仍笔耕不辍，其中甲骨学文章虽然写得不多，但均很重要，在新材料和理论研究方面引领了学术的发展。1972年，他在《考古》第2期上发表《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一文，考察小屯西地新发现的刻辞卜骨，根据卜骨出土时成组摆放形态进一步论证“卜用三骨”和“习卜”的卜法，对甲骨文例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动。小屯西地这批甲骨，即学界所称属于非王卜辞的“午组”，郭老推定其时代为武丁之世，也是正确的。1972年，他还在《考古学报》上发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这篇重要文字学理论文章，高屋建瓴地总结了甲骨文在汉字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特点，论述了甲骨文的字数、商代文字的书写及契刻特点、卜辞的形式与内容等重要问题，指出商代文字不仅限于甲骨文，甲骨文是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体系，已可找到“六书”的例证，这些论述对此后甲骨学和古文字学理论的发展很有指导意义。郭沫若先生主张商代为奴隶社会，其证据之一即是：甲骨卜辞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众”或“众人”是奴隶，这一观点在学界影响颇大，也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和支持。郭沫若先生在甲骨学领域的不懈探索，及由博返约的宏观思考，鼓舞和带动了当时历史所青年学者积极利用甲骨材料研究殷商史，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的实证学风。

（二）

胡厚宣先生于1956年下半年携夫人桂琼英先生调入历史所，担任第一组组长（即先秦史组，后改为先秦史研究室，胡先生仍做主任），他在历史所期间的主要工作是担任《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的直接主持人，为这套大书的编辑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胡先生成名较早，建国前已是享誉学界的甲骨学专家，他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开创以全面搜集甲骨文材料进行商史专题研究的风气，至今仍被甲骨学殷商史学者奉为圭臬，其中多篇文章成为学术典范，如以二重证据法研究“四方风”的文章即是至今享誉学林的不朽之作；抗战胜利后，胡先生奔走大江南北、往返京、津、宁、沪等地，以个人之力搜集、著录甲骨文材料，也成为学术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美谈。胡先生在甲骨学殷商史领域的创获主要来源于对新材料的详尽搜集和细致梳理，又有战后著录甲骨材料、编辑出版《平津》、《南北》、《宁沪》、《京津》、《续存》等书的经历，他深知要促进甲骨学科实现飞跃性发展，亟需对公私收藏的材料做一全面搜罗、汇集、分期、分类的整理工作，其意义十分重大。故他从上海复旦大学调入历史研究所，就承担了《甲骨文合集》总编辑的职责，将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甲骨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中去，他不辞辛苦四处奔走，向公私收藏单位和个人访求甲骨实物和拓本20余万片，并将自己多年费力收藏到的人头骨刻辞及大中小片甲骨共192片，及甲骨拓本十二册8910片，一并捐赠给编辑组。他及夫人放弃原先拟定的《甲骨续存补编》、《甲骨文缀合汇编》等个人研究计划，带领先秦史室的青年学者用20余年时间，克服政治运动的种种干扰，矢志不移地完成甲骨材料搜集、校重、缀合、择优、分类、分期、贴图、编号、释文等琐碎、繁重的学术工作，终于印制13巨册《甲骨文合集》图版及4大册《甲骨文合集释文》，铸就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胡先生来历史所后，把绝大多数时间倾注在《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上，但仍抽出时间撰写了很多文章，讨论重大疑难问题，历数甲骨材料收藏现状及总的数目，回顾学术史，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奖掖后进，培养晚学，极大地推动了甲骨学、殷商史的研究。这些文章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甲骨材料的搜集和辨伪。其中有应《合集》编辑工作需要而写的，如论临淄孙文澜氏所藏甲骨为真；也有在《合集》出版后依据考察和目验而作的，如多次去天津历史博物馆观察王懿荣所藏半龟实物做出完整清晰的摹本并进行考释，记香港大会堂美术博物馆所藏一片“王勿立中”卜骨，等等；胡先生经过多年不懈的调查，一笔笔梳理清楚国内外公私收藏甲骨的数目，于1984年发表《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一文，得出全世界范围内甲骨材料有154604片的精确数字，是他对甲骨学的一个巨大贡献。

二是殷商史研究。胡先生早年在殷商史专题研究方面已有卓越的成就，进入历史所后，他更重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为撰述《殷代史》作准备，全面搜集卜辞材料，作细致入微的考释和分析，进一步研讨重大课题，写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文。在国家与社会形态领域，他据“余一人”谈暴君专制，提出“史”主要是担任国家边防的武官，并据（）字谈奴隶的逃亡，从追羌、取仆等材料谈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统治。在经济史领域，他重视农业生产的研究，通过释焚（、）、屎（）、圂（）讨论施肥问题，释田、田为贵田训为耨田，还据甲骨材料考证殷代的蚕桑与丝织。在思想文化宗教领域，他用（高祖王亥之亥）等字形探讨殷代的鸟图腾，并系统研究殷代上帝崇拜，认为上帝是殷人的全能至上神，但殷人有所祈求则要祷告于先祖向帝转告。此外，他训“宅丘”为居于高丘，训“来见”为来见于王，也颇有助于殷代社会之研究。上述专题研究的成果，经胡先生公子振宇的整理，已编著为《殷代史》一书。

《甲骨文合集》图版出版后，胡先生保持发表甲骨新材料的热忱，继续整理历年在海内外调查甲骨所获材料，1988年出版《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一书，收录俄国爱米塔什博物馆、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参考馆及美国所藏甲骨的摹本。胡先生去世后，王宏与胡振宇先生将他34册甲骨拓本集，共4500片拓本，编为《甲骨续存补编》一书，重分为七卷，基本保留集子的原貌。这是胡先生奉献给学界的最后两部甲骨著录书，学者至今仍经常翻阅使用。

胡先生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之余，仍很关心甲骨学的发展，他不辞辛苦数次参加国际性甲骨学及殷商史学术研讨会等重要学术活动，促进海内外专家交流，并大力提倡开展殷商史专题研究。他积极提携青年学者，培养后备人才，为多部甲骨学专著作序，通过回顾自己的治学历程，为学术发展提出了期望。胡先生终身致力于甲骨材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大陆研究甲骨的第一人。他的学术旨趣、方法，如细致调查甲骨的收藏状况与数目，重视学术史、论著目录，强调殷商史撰述等等，亦对后辈学者影响至深，奠定了历史所甲骨学研究的风格，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先生也堪称历史所甲骨学的第一人。

（三）

张政烺先生1954年参加历史研究所筹建工作，兼任研究员。调离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张先生于1966年专任历史所研究员，曾先后物质文化研究室、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主任。张先生自幼临摹石鼓文，有扎实深厚的学术根底，他在北大读书时即已发表《猎碣考释初稿》等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名篇。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与丁声树先生被称为“二杰”，发表的甲骨文章虽不多，但其结论让学者信服，其中《字说》一文读为仇（意为匹、配）就是代表作。张先生甲骨学殷商史方面的文章，大部分是任历史所研究员后撰写发表的。张先生的古文字研究，并不局限于甲骨文字的零星考释训读；他的历史研究，也不专作殷商史方面的论文。他常说自己不是甲骨文专家，实际上治学博洽通贯，左右逢源。张先生的甲骨学研究的特点是着眼于历史研究和重大问题，将殷商史放在中国上古史的大框架、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探索；他的文章以微见著，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极为精审，能参照金文、陶文、简帛、玺印、碑刻等各类文字材料，互相印证，讲清楚文字的形义音及其变化情况。张先生甲骨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可概括如下：

一是认为商代还保存着十进制氏族组织，殷墟卜辞中的“众”或“众人”就是氏族成员，是农业生产承担者和主要的兵源。张先生对众身份的这个说法是从第一手材料中得出，为探讨殷商社会形态提供了宝贵思路，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和支持。

二是对殷代农业的研究。张先生研究当时的社会形态与生产模式，自然涉及到殷墟卜辞中众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材料，考释了其中几个有关土田耕作的重要文字。他释读为裒，训为刨土，参照古书记载说田即开荒，造新田；释为肖，读为趙，义为除草，肖田即耕休田；释为尊，尊田即起田垄；读田为土田，指以土圭度田。张先生认为裒田与度田有关，尊田在几年后进行，讲清楚了殷代农业从开荒到治理耕田的过程。这一系列将甲骨文字考释与经济史研究完美结合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张先生对商周社会形态的见解，也成为甲骨学殷商史领域的经典之作。

三是主张甲骨文人名“异代同名”。张先生对古史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族名、地名和人名相同，并由此产生异代同名现象。基于这个意见，他主张异代卜辞中均有妇好，妇是世妇。

四是考释甲骨文难字。张先生释字，欲有助于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如释（裒）、（尊）等有关农业生产的字；或有助于一系列卜辞的通读，故所释的都是常见的关键字。其中最有名的是释、为因、蘊，认为二字是联绵字，有埋葬、死亡之义。联系金文将读为搏，也是一个重要意见。此外，指出不是蚕字，当释为它，卜辞中的它示不是蚕神，目前也成为定论。

五是认出甲骨文中的易卦符号。殷墟甲骨、商周青铜器等有一种由三、四、六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张先生首次指出其性质是筮卦，并解释四个数字组成的是互体卦，破解了学术上的一个难题。

张政烺先生知识渊博，对各类古文字材料和古书都很熟，又有深厚的音韵和训诂功底，故考释甲骨文字、探究商史并不局限于殷墟卜辞，能够广征博引，撷取金文、陶文、简帛、玺印等地下材料及历代典籍中的相关材料来说明问题，又能前后贯通，以宏大的历史眼光做精审的考据，所以他的甲骨学文章质量很高，至今仍得到古文字、先秦史学界的赞誉，成为历史所甲骨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四）

在历史所甲骨学60年历程中，李学勤先生是另一位重要学者。李先生自中学时，即对甲骨文发生深厚的兴趣，与曾毅公先生相识后，从甲骨缀合工作入手进入古文字与古史研究殿堂。从1954年来历史所工作，至2004年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教，50年间，李先生一直从事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在甲骨学、青铜器学、简帛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丰硕成果，蜚声国际汉学界，他在甲骨学方面的主要创见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是首次提出非王卜辞的概念。日本学者贝塚茂树教授、伊藤道治教授认为殷王室存在着王族卜辞与多子族卜辞，是很大的发明。李先生受此观点启发，首次明确提出殷墟甲骨文中有非王卜辞的意见，推动了甲骨分类分期研究，并促进了利用卜辞考察殷代家族和社会结构的工作。目前，非王卜辞已成为甲骨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花园庄东地H3卜辞是继YH127坑、小屯南地甲骨之后，殷墟卜辞的第三次大发现，这批重要材料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就是在非王卜辞的框架内进行的。

二是命名历组卜辞并认为其时代应提前。李先生根据字体，将董作宾先生五期说体系中属于四期卜辞的一部分区分出来，命名为历组。历组卜辞数量较多，内容重要，其时代问题备受学界关注。1976年殷墟五号墓发掘，出土殷墟二期铜器上有妇好、子渔的铭文，李先生受到启发，认为历组、宾组卜辞中的妇好、子渔是相同的人物，历组卜辞的时代应当从四期提前到一期，即武丁时期。这个观点提出后，对经典五期说震动很大，成为甲骨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经过30年的争论，历组卜辞的时代仍未有定论，但甲骨分类、断代研究因此得以深入开展，甲骨学理论体系也进一步完善。

三是建立甲骨两系说。基于对甲骨形态和卜辞字体的重视，李先生提出殷墟卜辞有小屯村北、村中南两个发展系统，其背后有两套王室占卜机构。村北多用龟，村中南多用骨。组卜辞是两系的共同源头，村北一系发展脉络是宾组、出组、何组、黄组，村中南一系是历组、无名组。两系说吸收了陈梦家先生甲骨断代研究的精华，又得林沄先生的补充，成为董先生五期说之后最有影响的甲骨学理论体系。李先生离开历史所后，仍在继续完善两系说体系，他在征人方卜辞的材料中，发现无名组晚期卜辞的时代晚至帝辛时期，排除了村中南一系最后归入黄组的说法，证明自组之后，两系共存，各自发展。两系说在缀合、甲骨文例、文字考释、商史研究等方面积极推动了甲骨学的发展，近年不少博、硕士论文选题、研究即在此框架下进行。

四是提倡西周甲骨的研究。李先生的甲骨学研究一直重视殷墟以外的甲骨卜辞材料，特别是周原等地出土的西周甲骨。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凤雏村甲骨，还是最近周公庙遗址出土的西周甲骨，他均撰文讨论其形制、时代、卜辞内容，并提倡相关研究。目前，西周甲骨已成为甲骨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对商周关系、先周和周初历史的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学术价值。

五是重视甲骨形态。李先生认为研究甲骨光看拓片、摹本是不够的，要尽可能观摩实物。与前人相比，他更重视卜用甲骨的攻治及钻凿形态，注意殷人、周人所用甲骨在这些方面的区别。如甲骨形态和攻治，与甲骨文例关系密切，李先生指出卜骨上的卜辞有“边面对应”的现象，即骨条上卜兆周围空间较小，只能契刻简短的卜辞，同时将完整的卜辞置于空间较大的骨面上。这一发现促进了甲骨缀合和甲骨文例的研究。

李先生在殷代地理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1959年出版《殷代地理简论》，着重考证沁阳田猎区和帝辛征人方路线，虽然他近年修改了对人方地望的看法，但学界仍重视此书的开拓之功，目前仍被研究殷代地理的学者参考使用。

以上略对本所几位甲骨学大家和前辈的成就陈述一二，挂一漏万，还请读者予以补充。这几位先生是历史所甲骨学的开拓者、奠基人，其研究方向、治学方法和学风，为历史所后来的两代学者树立了榜样与鹄的。不少晚辈学者得到这几位先生的亲炙，确立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虽然郭老、胡先生、张先生已经辞世，李先生也离开历史所去母校清华大学任教，但他们对历史所甲骨学发展做出的贡献，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二、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

（一）集大成的著录巨著《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出版及《补编》、《三编》工作的开展。

1、甲骨学史无以比拟的里程碑《甲骨文合集》。

《甲骨文合集》基本将十五万片殷墟甲骨中片大字多的重要材料全部收录，极大地推动甲骨学中文字考释、商史研究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历史研究所编辑《甲骨文合集》的计划源于1956年。新中国建立后，学者盼望能将甲骨文、金文等出土古文字材料汇总整理出版，便于研究利用，如1954年，陈梦家先生就在《文物参考资料》第4期“甲骨专号”上发表《解放后甲骨的新材料和整理研究》一文，公开呼吁把甲骨材料集中起来。1956年，国务院编制“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向各学科专家征求意见。胡厚宣先生参加了上海的专家座谈会，曾提出搜集、整理甲骨文材料的建议。最终，历史研究所制定了整理出版历史学科资料的长期计划，准备同时开展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全集”的编纂工作，预计于1961年分别出版“全集”，1967年付印。1956年下半年，胡厚宣先生和夫人桂琼英女士也一同来所，指导“甲骨文全集”工作（时称“甲骨文资料汇编”），收集相关书籍。

1959年，“甲骨文全集”按照郭沫若先生的建议改名为《甲骨文合集》。历史研究所邀请全国专家，组成以郭沫若先生为主任的编辑工作委员会，于省吾、尹达、王襄、王献唐、李亚农、胡厚宣、容庚、唐兰、夏鼐、徐中舒、商承祚、张政烺、曾昭燏、曾毅公任编辑委员。郭沫若先生提出“一定要集思广益，取得全国古文字学家及有关单位的支持”的重要意见，对促进《合集》的顺利编纂有很大的帮助。《合集》工作后来得到全国很多公私机构、收藏家的协助，与当时全国一盘棋的形势是分不开的。《合集》编辑工作委员会起到听取各方专家意见的作用，具体工作仍由历史研究所承担：郭沫若先生任主编，在所内成立编辑工作组，由胡厚宣先生任组长，筹备并制定编辑计划，组织先秦史组的科研人员参加。筹备阶段，工作组成员发生过一些变化，如裘锡圭、罗世烈等先生因毕业分配、外调等原因离所去了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至1961年3月，重新组建的《合集》编辑组成员是：胡厚宣、桂琼英、肖良琼、孟世凯、齐文心、谢济、应永深和林乃燊等先生。同年秋、冬，王贵民、王占山先生也加入进来。到1965年，林乃燊、王占山先生先后调走，编辑组仍为8名成员。《合集》编辑工作在1961年4月正式开始。

编辑组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项是调查、探访、搜集公私收藏的甲骨实物和拓片材料；一项是校对重片、清理拓本、选定图版；一项是甲骨缀合。到1966年，这三方面的工作都基本完成，积累了大量拓片和工作表格。文革爆发导致编辑工作停顿。1969年，《合集》全部材料封存战备箱，运至河南鸡公山隐藏，只有校重、选片表以“郭老的资料”名义，得以保留在所内。1970年7月，除胡厚宣先生外，编辑组成员均下放至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搬到信阳明港镇搞清查运动，至1972年7月返回北京，《合集》资料也运回所内，编辑工作逐步恢复。1973年5月，胡厚宣先生给郭沫若先生写信，希望再次启动《合集》编辑工作，郭老阅信后非常重视，转给国务院科教组，自己也附信建议继续《合集》工作并落实出版单位，6月经政治局传阅批准，定由中华书局出版，《合集》遂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正式公开工作。编辑组又吸收先秦史研究室的年轻学者加入，扩充队伍，1974年4月至1975年8月，王宇信、牛继斌、杨升南及张永山、罗琨、彭邦炯、常玉芝等先生分两批相继加入，《合集》编辑组成员扩大到15人。工作重点仍为《合集》图版的编辑、出版，分为三个方面：一项是甲骨资料的再搜集，重拓及补选部分照片；一项是甲骨材料的分期分类；一项是甲骨缀合的复核。到1978年，这些工作都已完成，《合集》在上海采用珂罗版分批印刷出版，到1982年底，13册全部出齐。

《合集》编辑组在文革前后两阶段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对国内外甲骨材料的调查和搜集，除汇总旧著录书外，主要精力用于探访和墨拓大陆公私机构及个人收藏的甲骨。甲骨墨拓工作，最开始由编辑组聘请的老技工商复九先生、承担，后来由于工作量大、时间紧，除胡、桂两位先生外，编辑组其他成员都从商复九先生那里学会了墨拓技术。1961至1963年、1965年，编辑组在胡先生的带领下，克服了住宿、交通方面的种种不便和困难，分批次前往大江南北许多城市调查甲骨收藏状况，拜访相关单位和个人，即使得到一两片甲骨的消息，也不辞辛苦前往查看，足迹遍布北京、东北三省、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市，获得大量拓片，编成两册《南北两路拓本》。1974年，编辑组又分南北两路前往东北三省，及江南南京、上海等地重拓、补拓甲骨。文革前后这两阶段的甲骨墨拓工作得到各收藏单位的热情支持，使《合集》搜集材料的任务顺利完成：如清华大学、北师大允许甲骨借出，吉林省博物馆、吉林大学将甲骨送至宾馆，天津、青岛甲骨送到北京，北京故宫破例允许挑选明义士旧藏的十箱甲骨以供拓印。边远地区的甲骨，编辑组也托人代理或借用，如昆明托李家瑞先生、兰州托裘锡圭先生等。先秦史研究室收藏的甲骨，也由商复九先生墨拓，其中有不少新材料，如徐宗元先生旧藏的300多片。

甲骨材料的搜集，除墨拓实物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取自于旧著录书和旧拓本。编辑组汇集海内外出版的百余部甲骨著录书，从刘鹗1903年石印的首部《铁云藏龟》到1972许进雄编著的《明义士收藏甲骨文字》，以及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散篇文章，皆囊括在内。海外书刊不易寻觅的，就利用外访机会、或请海内外同行帮忙找到。公私两方面收藏的未曾发表过的拓本，也向各单位、学者、收藏家借用。在收集拓本过程中，担任《合集》编辑工作委员会的各位先生，均积极给予帮助，如王襄先生提供《簠室殷契征文》原始完整拓本，弥补了《簠》一书裁剪拓片的缺憾。

在《合集》甲骨材料的搜集过程中，全国九十五个机关单位，四十四个私人收藏家，慨许选拓其部分或全部甲骨，或提供拓本，甚至捐献实物。胡厚宣先生也捐献出自己多年搜集得的甲骨实物、照片、拓本、摹本，共约9000余片，包括一批十分难得的甲骨著录珍本。在举国合力的局面下，《合集》编辑工作促成了甲骨整理的一个高潮。

甲骨材料的搜集，伴随着大量繁重的撛选、编排工作。首当其冲的是校重。《合集》编辑组共得23万余张拓片，除利用甲骨实物重新墨拓的以外，还有大量是从甲骨著录书刊上剪下来的，此外包括一些摹本和国外甲骨的照片。校重的目标是搞清楚同一片甲骨在各种著录书刊、拓本集中的重复出现的情况，但要处理的问题的十分复杂，工作的艰辛非常人所能想像。比如同一片甲骨的拓片，有的完整，有的只有局部，甚至在断裂为数片后又分别墨拓；有的清晰，有的模糊；甲骨的正、反、臼的拓片也往往不在一起；有的甲骨从摹本看似是伪片，据实物和拓本为真。所以校重并非简单的比对，而是根据甲骨流传的脉络，从大量拓片、摹本和照片里剔除重复，选出清晰完整的最佳材料，将其正、反、臼等部位一一对应并找齐。《合集》编辑组在校重工作上花费了五年多时间，利用60余种旧著录书，并结合新获拓片，相互校对，为每种书编制“校重大表”，详细记录其中每片材料的真伪、重出、精粗、完整与否等信息，并装订成册，积累了宝贵的甲骨学资料。据统计，《合集》编辑组共校出甲骨重片六千余版，拓片、摹本重复者达一万四千多张，可谓对旧著录书刊作了一次彻底的清算。

甲骨材料去重取精之后，还需要做长期精心、细致的缀合工作。《合集》编辑组中承担缀合工作的是胡先生的夫人桂琼英先生；文革末期《合集》编辑恢复工作，彭邦炯先生也协助桂琼英先生进行缀合号码核对、缀合号码统计及部分甲骨缀合片的粘贴工作。桂先生来到历史所后，就把《甲骨缀合汇编》列为自己的研究目标，故参加《合集》编辑组后，即负责这方面的任务，并取消了个人项目和出版计划。桂先生的工作方法是，利用旧著录书刊上剪下来的拓片、及少量摹本和照片，将能缀合者集中起来进一步剪贴，拓片只留下边缘部分细如发丝的白边，粘在毛边纸上，每片标明①②③……这样的序号，每个序号后注明来自某书某页。大概用了40多种著录书刊和拓本集，剪贴了上万片材料，每组缀合少则两片，多则十几片，如《合集》6530片用了《乙编》的14个小片缀成（与《丙编》319同）。囿于当时的学术条件，桂先生看不到台湾学者的甲骨缀合成果，特别是不知道张秉权先生缀合《殷虚文字乙编》而成的《丙编》。即使在这种闭塞的环境中，桂先生仍多有创获，她据《殷虚文字甲编》《乙编》材料就缀合1000多组，比张秉权先生《丙编》还多出300多版。桂先生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创获，除了业精于勤之外，也和她的科学方法有关：她对同文例采取较谨慎的态度，很重视甲骨的出土、收藏、流传，以之作为缀合的线索。桂先生的2000多组缀合成果全部融入《合集》选片之中，没有将任何一片以个人名义发表，这种孜孜以求的学术钻研和探索精神，无怨无悔、不计名利的学术奉献精神在甲骨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来楷模。彭邦炯先生协助桂先生工作时记录下来的2000多组甲骨缀合号码，反映出她大量艰辛劳动和精彩发现。桂先生在甲骨缀合方面的突出成就，也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公认和敬佩，以甲骨缀合闻名于学林的蔡哲茂先生即在其所著《甲骨缀合集·自序》称赞道：“晚近集大成者当以《甲骨文合集》的印行，桂琼英先生拼缀了二千版的甲骨最为惊人。”

经过校重、择优、缀合，《合集》编辑组选取了41956片甲骨材料，绝大多数是拓片，另有少数摹本（主要是方法敛所作美英所藏甲骨摹本）和照片（主要德国西柏林民俗博物馆藏甲骨照片）。这些选定的片，都要一一配上卡片，详细记录其来源、重片、缀合、现藏、分期、分类、选定号、《合集》编号等信息。文革后期《合集》编辑组恢复工作以后，花费很大的精力进行分期、分类工作。分期的难点是如何处置董作宾先生提出的文武丁卜辞（即组、子组、午组）的时代，经大家讨论定为零期，附在一期之后。内容分类则充分吸收当时甲骨学研究成果，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共分为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科学文化和其他四大类，下设22小类：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贵族、3、官吏、4.军队、刑罚、监狱、5.战争、6.方域、7.贡纳、8.农业、6.渔猎、畜牧、10.手工业、11.商业、交通、12.天文、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梦幻、20.卜法、21.文字、22.其他。在分类时，还注意将内容相同的“同文卜辞”或“成套卜辞”集中起来，有利于残辞互补和缀合工作。分期、分类做好后，还有排版、贴版、编号、贴号等细致、繁琐的工作，完成这些工作后，历时10年（不计文革耽误工作的时间）的《合集》图版编辑工作终告完成，有了定稿。1978年，编辑组委派杨升南先生等与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一起前往上海，恢复了市印刷七厂的珂罗版车间，开始精印《合集》图版第一册，至1984年十三巨秩全部印刷完成，这时距《合集》编辑正式开展工作已有二十多个春秋了。

《甲骨文合集》图版部分出版后，编辑组又按计划撰写和编纂《甲骨文合集释文》与《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释文组于1983年成立，由罗琨、孟世凯、杨升南、王贵民、谢济、牛继斌、肖良琼、齐文心、张永山、王宇信、彭邦炯、常玉芝等先生分别负责撰写《合集》第一至十二册的释文，第十三册释文由罗琨、孟世凯先生承担。全部释文完成后，由王宇信、杨升南先生审校。1988年5月《释文》定稿，1999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释文》对于阅读《合集》材料有很大的帮助作用，有的拓片（主要是卜甲背面）字不清晰或字小，不容易辨认，在研读时就得参考《释文》。目前，《合集释文》和于省吾先生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一样，仍是甲骨学者时常翻阅的重要参考书。

《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由肖良琼、谢济、牛继斌、顾潮等先生完成，是配合《合集》图版而编纂的，于1999年8月出版。当时利用了电脑数据库，由顾潮先生将所有对照号码输入电脑编排，这在国内是很领先的。《来源表》是高效使用《合集》材料时必备的工具书：《合集》出版之前的甲骨学论著引用的是旧著录号，利用《来源表》即可查到对应的《合集》号，可以核实相关材料。另一方面，想知道《合集》材料在旧著录书里的收录情况，也得依靠《来源表》。甲骨缀合工作更是要时时查对《来源表》。

2、《甲骨文合集补编》的编辑出版与《甲骨文合集三编》项目启动。

《合集》从20余万甲骨材料中精心审慎地选取4万多片，基本将重要材料一网打尽。但也有个别有名的片子未予收录。如本着严谨的态度，未收真伪争议较多的《库》1506；过于谨慎而没有采用《库》985加1106（即《美》B10、B11，是卜选日名或葬日的难得材料）。著名的“宰丰骨刻辞”（即《佚》518），及《佚》426、427等材料未入《合集》，大概由于客观因素干扰所致。此外，海内外学者也指出了《合集》收录若干重片、伪片，偶有选片不佳、误缀等问题。为弥补这一缺憾，并把《合集》未收的新旧材料集中起来，并给“甲骨学一百年”献礼，先秦室彭邦炯、谢济、马季凡又编纂了《甲骨文合集补编》，共收13450片，1999年8月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合集补编》沿用《合集》体例，收录了《屯南》、《英藏》、《甲骨续存补编》等新见材料，以及《合集》编余、收集而未整理的材料；并着眼于《合集》的补遗与订正，重点收录《合集》漏收的重要甲骨、未完全著录者（无反或无臼）、拓本或照片不理想者。《补编》附录《殷墟以外遗址出土甲骨》316片，并将《释文》、《材料来源表》、《缀合表》一同出版，也给学界提供了方便。《补编》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同行们积极讨论了书中的一些校重、缀合、辨伪、释文、分期问题。

2008年，宋镇豪先生组织先秦室全部科研人员开始进行《甲骨文合集三编》的整理工作，该课题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A类科研课题及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09AZS003）。编纂《三编》的目的，是想将《合集》、《补编》以外的传世殷墟甲骨材料尽可能收齐，全部著录，但不收科学发掘并公布的《小屯南地》、《花东》、《村中南》等几批重要的殷墟甲骨材料。《三编》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旧著录书中未经《合集》、《补编》著录的材料，以及《合集》编辑组搜集的20余万片甲骨拓本、摹本等材料的编余部分。这一部分材料的整理，要把《合集》、《补编》未收录的，通过细致的校对重片、对比优劣工作，一一查找出来，工作量巨大。二是近年甲骨缀合成果大量涌现，并出版了蔡哲茂编《甲骨缀合汇编》、黄天树编《甲骨拼合集》（一、二、三）、林宏明著《醉古集》《契合集》等优秀甲骨缀合著作，这些成果经作者许可后，也要编入《三编》。三是海内外尚有不少甲骨材料未曾著录发表，或有摹本而无拓本，也需要分批整理，再经过校重择优收入《三编》。目前，《三编》校重、选片工作已基本完成。

（二）继续整理公布海内外现藏殷墟甲骨材料。

历史所甲骨学发展过程中，整理公布海内外所藏殷墟甲骨一直是项重点工作。《甲骨文合集》出版后，这项工作也持续进行，至今为止已做完了英国、瑞典、俄罗斯、本所、旅博、重庆博物馆等大小七个项目，把公私收藏单位和个人的殷墟甲骨材料奉献给学界。以下对这七项整理甲骨工作略作介绍。

1、海外甲骨著录有三批。

《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92年）是本所李学勤先生、齐文心先生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艾兰博士共同整理的，是中外合作出版海外所藏甲骨的一次成功尝试。《英藏》上编著录甲骨拓本2674片，下编《图版补正》又收61片（有4片为照片，其余为拓本），合计2735片，与英藏甲骨数目相当，基本没有遗漏。英国所藏甲骨材料，过去只有方法敛博士发表的摹本约1662片，饶宗颐先生发表的照片8片。《英藏》首次发表全部拓片，其中约1065片卜辞材料从前未公布过。《英藏》所有拓片由齐文心先生一人花费两个月时间墨拓完成。限于当时人力和条件，《英藏》没有收录甲骨照片，但附有释文和相关研究论文。《英藏》收录了很多重要材料，其中家谱刻辞的拓本、彩色照片、局部放大照片首次公布，对讨论该版甲骨的真伪问题有很大帮助。

《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中华书局，1999年）是李学勤先生、齐文心先生、艾兰博士继《英藏》之后第二次合作出版的海外甲骨材料，以照片加摹本的形式发表108片，另附拓片14版。《瑞典》一书打破此前先分期后分类的著录方式，按组编排，是其特色。

俄罗斯只有圣彼得堡爱米塔什博物馆收藏有殷墟甲骨，胡厚宣先生1958年曾赴苏联考察过这批甲骨材料，将79片摹本编入《苏德美日》一书，他一直希望爱博甲骨能完整著录发表，这个愿望在50余年后得以实现。2013年，《俄罗斯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藏殷墟甲骨》（上海古籍出版社）由本所宋镇豪先生与爱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玛丽娅女士主编出版。该项目得到国家文物局“海外殷墟甲骨文收藏调查”项目的资助。墨拓与拍照工作于2012 年9 月9 日至21 日由宋镇豪先生率徐义华博士、孙亚冰博士、刘源博士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摄影师方伟先生在爱博库房完成，摹本制作在国内完成。最终以拓、照、摹三位一体及先分期后分类方式著录俄藏甲骨200片，完成了学界欲了解、利用这批宝贵材料的夙愿。

2、国内甲骨材料著录有如下几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由宋镇豪、赵鹏、马季凡三位先生编辑，著录殷墟甲骨2023片。这个整理项目由宋先生主持，以照片、拓本兼备的方式发表材料，特别邀请上海古籍出版社摄影师方伟先生拍摄甲骨照片。方伟与赵鹏配合，注重对甲骨钻凿和背、侧面的拍摄，提高与完善了甲骨拍摄技术。此次本所甲骨的整理，尽可能利用原骨做了缀合工作，如该书著录的第157版是由6片残骨拼缀而成。此外，对全部材料进行细致的分组分类工作，再按分期分类的传统方式编排。书后所附详尽的缀合表、来源表，由马季凡整理。

旅顺博物馆藏甲骨的整理与研究， 2012年7月由宋镇豪先生主持进行的，得到国家文物局和馆方的大力支持，并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旅博甲骨约2200片，主要是罗振玉旧藏，及日本人岩间德也的少数藏品，如郭老《卜辞通纂》曾著录的一版黄组大龟腹甲，即岩间氏所藏，学界不知其下落，没想到就在旅博。旅博甲骨，《合集》编辑组曾择其片大内容重要的著录300多片，余下小片字少者尚未发表，有必要做一彻底清理。参与甲骨墨拓工作的人员，历史所先秦室人员10人、考古所1人、旅博12人，20余人在十日时间内，从上午8点拓到晚上12点，加班加点完成任务。拍照工作由方伟先生承担，赵鹏配合，共拍摄甲骨正、背、侧照片4867张。制作摹本的工作，由孙亚冰承担。预计今年《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能够公布问世。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甲骨的整理，亦由宋镇豪先生组织，得到国家文物局和馆方的支持。于2012年10月进行。该馆现藏甲骨5盒232片，加上陈列的2片，共234片。墨拓工作由徐义华、刘义峰、宫长为承担，拍照工作由方伟、赵鹏合作。这一批甲骨的整理，缀合方面做得较为彻底，有很多发现。预计不久《重庆三峡博物馆所藏甲骨》能够公布出版。

山东博物馆藏甲骨的整理，于2014年2月正式启动，目前正进行墨拓和拍照工作。该项目受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先生的约请，并得到山博馆方的全力支持，是宋镇豪先生近年组织的最大规模殷墟甲骨墨拓整理工作。山博所藏甲骨约有一万多片，为明义士、方法敛、柏根氏、罗振玉等的旧藏品，其中许多片大字多的精品，山博刘敬亭先生曾对部分甲骨做过精拓，《合集》选录了1026片；明义士旧藏约8000多片，自建馆以来一直尘封于库房，虽多小片，但仍不少镌刻精美的殷人刀笔文字。山博甲骨整理项目，宋先生率历史所先秦室10余人、考古所1人开展墨拓、拍照工作，拍摄由山博馆方摄影师周坤先生承担。

3、私人所藏甲骨及拓本的整理工作有如下两批。

安阳张世放先生所藏甲骨的整理。该项工作由宋镇豪先生2008年4月组织先秦室8人进行，墨拓、拍照甲骨385片，是先秦室人员首次学习墨拓技术并施用于甲骨实物。这批材料多小片，但也有若干内容重要者，经分期分类释文，以照片、拓本兼备的方式发表，出版了宋镇豪先生主编的《张世放所藏殷墟甲骨集》（线装书局，2009年）一书。

上海朱孔阳先生所藏戬寿堂甲骨拓本的整理。朱孔阳先生是上海已故收藏家，其子朱德天先生有意向学界公布其父收藏甲骨拓本集，遂与宋镇豪先生合作整理出书。朱孔阳藏《戬寿堂殷虚文字旧拓》两册639片，拓本精良，且较完整，超过以前发表的材料。朱孔阳辑甲骨文拓片、摹本集也有65版从前未见，有一些重要材料，已编成《甲骨文集锦》二卷：上卷《殷虚文字拾补》，收135片；下卷《殷虚文字之余》，收158片，合计293片。经整理，出版了宋镇豪、朱德天编著《云间朱孔阳藏戬寿堂殷虚文字旧拓》（线装书局，2009年）一书，校勘记由宋镇豪、孙亚冰承担，说明拓本优劣、重见及缀合情况。

以上海内外甲骨整理与著录工作，一方面搞清楚了几批重要甲骨材料的现藏数目和状况，同时以彩照、拓本、摹本形式向学界提供了大量宝贵材料，受到了甲骨学同行的好评。

（三）一批高质量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专著、《甲骨学一百年》和十一卷本《商代史》先后出版。

在胡厚宣先生的带领下，《合集》编辑组成员孜孜以求，用了20年光阴完成了这项甲骨学史上标志性的伟大工程。工作之初，除胡先生、桂先生是甲骨学专家外，其他成员均是刚离开校园的大学生，尚未接触过甲骨材料；经过多年的甲骨搜集、校重、分期分类、释文等工作的锻炼，编辑组成员都熟悉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甲骨材料，为进行专题研究打下扎实基础。《合集》出版后，编辑组成员也着手做各自的专题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专著，在甲骨学普及、甲骨学史、殷商史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以下择要做简单介绍。

孟世凯先生的《殷墟甲骨文简述》（文物出版社，1980年）是文革结束后较早介绍殷墟甲骨文的书籍，以不大的篇幅容纳了全面的内容，即使放在今天，仍是普及甲骨知识的好书。他编写的《甲骨学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逐一阐释甲骨学术语与卜辞中常见字词，是很有用的工具书。此书经过扩充、增订，编著成《甲骨学辞典》一书，200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还写了《夏商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其中商史部分也主要据殷墟卜辞材料撰述。

王贵民先生的《商周制度考信》（台湾明文书局，1989年）综合利用甲骨、金文、文献材料，从官制、礼制、田制、军制等多个角度慎密论述商周制度沿革，对王国维商周制度巨变说提出质疑。是研究殷周制度的力作。此后，他与齐文心先生合著《商西周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独著《先秦文化史》（上海书店2013年）也都利用商周甲骨文材料探讨殷商文化制度，建树良多。

王宇信先生继承胡厚宣先生重视总结甲骨学史的做法，写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对海外学者了解国内甲骨学动态很有帮助。他应社会需求，将讲稿修订撰成《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一书，成为最受欢迎的甲骨学入门书籍之一。近年他又扩充此书，增订为《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王先生受李学勤先生的影响，研究西周甲骨，出版第一本关于西周甲骨的专著《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至今对西周甲骨研读仍具参考价值。

杨升南先生的《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利用甲骨文材料系统探讨商代的自然及人口环境、土地和财政制度、农牧渔猎和手工业，是填补空白的著作，至今尚无类似专书可以取代，仍是了解商代民生状况、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参考书。

彭邦炯先生的《商史探微》1988年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利用甲骨文材料，对商代社会形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是建国后较早的一本商代专断史力作。该书从卜辞等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如并不将众人视作奴隶，值得称道。彭先生还从农业、医学等专题入手深入研究甲骨文，一篇篇文章地积累，著成《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甲骨学医学资料释文考辨与研究》（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

常玉芝先生在编辑《甲骨文合集》时负责第五期材料，故李学勤先生建议她做周祭的研究。常先生不畏董作宾、陈梦家、许进雄等大学者已作这个专题，细心收集研读第二、五期周祭卜辞材料，寻找规律，提出对祀首、周期问题的新看法，复原周祭祀谱，撰成《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广泛赞誉，不少外国学者，如美国的吉德炜、倪德卫，都向常先生表示敬意。日本池田末利先生为此书撰写书评，发表在《殷都学刊》上。常先生以新材料充实此书，复原全部祀谱，又出版增订本（线装书局，2009年）。此后，常先生又申报历史重点课题，撰成 《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该书是系统研究商代历法的首部专著，也成为甲骨学者的常备书。

罗琨、张永山先生研究重点在军制、军礼方面，撰成《中国军事通史·夏商西周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是建国后继陈恩林先生《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之后，又一部系统考察夏商西周军事制度的专著。彭林先生撰写书评，称此书为“夏商西周军事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

以上诸位先生均参加过《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凭借多年积累的丰富材料分头解决甲骨学殷商史领域的重大问题，均取得令学界瞩目的成绩，形成国际上人数最多、论著最丰、研究实力最强的一个甲骨学团队。

宋镇豪先生师从胡厚宣先生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先秦史室工作。他虽未参加《合集》编辑工作，但与上述诸位先生一样，也投身甲骨学殷商史研究，成果卓著。宋先生接受历史所“社会生活史”的课题项目，负责夏商部分的撰写工作，他广泛搜集考古及古文字材料，对夏商时期的环境、居邑、人口、交通、饮食、服饰、医疗保健、宗教信仰进行深入研究，出版《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一书。这部著作以收集材料完备见长，得到先秦史、考古和古文字学界学者的普遍重视。此书不断补充新材料，于2004年又出版增订本，扩大为两册。凭借《夏商社会生活史》的资料积累，宋先生又撰成《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1999年是殷墟甲骨发现的一百年，王宇信、杨升南先生组织先秦室同仁申请了“甲骨学一百年”课题，列入院重大项目。利用这一契机，王宇信、杨升南先生主编出版《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一书，该书是继陈梦家先生《殷虚卜辞综述》后又一部总结甲骨学研究成果的大部头著作，该书虽然不像《综述》那样侧重于研究，但概述海内外百年来的研究得失，条理诸说，结合第一手材料进行裁断，既有助于初学，又有利于学者参考。上面提到的《甲骨文合集补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甲骨文合集来源表》，以及《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等著作，也均是“甲骨学一百年”课题的优秀成果，此不赘述。

胡厚宣先生一直提倡整合全部甲骨卜辞材料，通过细致入微的专题研究，最终撰写出一部反映商代国家与社会各方面状况的《商代史》，这个愿望在他生前尚未实现。经过原《合集》编辑组的各位先生多年分工探索，写成论述商代制度、经济（包括农业）、军事、宗教祭祀、社会生活（包括医疗）等各个方面的专著，撰述整体《商代史》的条件基本具备。1999年，宋镇豪先生主持的《商代史》被批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重点研究课题，2000年批准列为社科院重大A类课题，2001年又纳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1BZS004）。课题旨在综合甲骨金文、考古和文献材料多层次地展现商代历史的面貌。该课题分为十一个子课题，分别请原《合集》编辑组的老先生、先秦史研究室在职研究员和在读的博、硕士承担分卷的写作工作，具体分工是：宋镇豪研究员负责总论与社会生活部分，王震中研究员负责商人起源、先商及都邑部分，博士后江林昌和硕士研究生韩江苏负责《殷本纪》订补与人物部分，王宇信研究员和硕士毕业生徐义华负责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部分，杨升南研究员负责经济科技部分（马季凡助理研究员担任助手）、常玉芝研究员负责宗教祭祀部分、罗琨研究员负责军事部分，在读博士生林欢和在读硕士生孙亚冰负责方国地理部分、宫长为副研究员负责殷遗民部分。2010至2011年，《商代史》十一卷陆续出版，分别为《商代史论纲》（卷一，宋镇豪著）、《〈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卷二，韩江苏、江林昌著）、《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卷三，王震中著）、《商代社会与国家》（卷四，王宇信、徐义华著）、《商代都邑》（卷五，王震中著）、《商代经济与科技》（卷六，杨升南、马季凡著）、《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卷七，宋镇豪著）、《商代宗教祭祀》（卷八，常玉芝著）、《商代战争与军制》（卷九，罗琨著）、《商代地理与方国》（卷十，孙亚冰、林欢著）、《殷遗与殷鉴》（卷十一，宫长为、徐义华著）。十一卷本《商代史》是由历史所甲骨学者团队完成的海内外第一部大型商史著述，也是代表历史所甲骨学近十年来研究水平的主要成果。在课题完成过程中，老中青三代学者合作：老一辈学者精益求精，在原来著作的基础上，以新思路、新材料加以完善和提高，更上层楼，如杨升南先生讨论商代雨量，常玉芝先生讨论商人的六示、四方神、鸟崇拜，均促进了相关问题的解决；中年学者勇于开拓，提出新说，如王震中先生发表商亳地望内黄说；青年学者的博、硕士学位论文与课题相结合，在写作中得到成长、完成培养，如林欢博士论文选题商代地理、徐义华博士论文选题商代政治制度、孙亚冰硕士论文选题商代方国、韩江苏硕士论文选题卜辞中的人物沚戛，均与《商代史》相关分卷的著述有关，达到出成果，出人才的目的。

1999年后至今，先秦史研究室引进了11名博硕士研究生，充实了甲骨学研究队伍。他们也出版了与甲骨学相关的专著，除上述《商代史》成果提到的以外，还有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赵鹏《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对于断代的意义》（线装书局，2007年）、孙亚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刘义峰《无名组卜辞的整理与研究》（金盾出版社，2014年）、郅晓娜译汪涛著《颜色与祭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等。此外，刘源与宋镇豪先生合写《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徐义华与王宇信先生合写《商周甲骨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都是甲骨学史方面的书。

（四）甲骨文研究资料与工具书的编纂，及电脑数据库的建设。

胡厚宣先生一直重视甲骨文研究资料的搜集，与甲骨学论著目等工具书的编纂，曾著《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一书。历史所甲骨学近十多年来的发展，也将这一方向作为工作重点之一。1999年，宋镇豪先生在硕士研究生常耀华的协助下，编辑出版《百年甲骨学论著目》一书（语文出版社），收录1899年以来海内外甲骨著录书及研究论著一万余种，是一部了解、查找相关甲骨学成果的大全。以《百年甲骨学论著目》所收文献为线索，宋镇豪先生又率宫长为、马季凡、徐义华三位先生，结集从前难以看到的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日、美、加拿大、英、法、德、瑞典、瑞士、俄、澳、韩等国家或地区数千位学者的各种语种的有关甲骨论著计2700余种，纂选年代范围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迄至1999年以前一百年间公布发表的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之成果，存真原来版式，编纂为40大册《甲骨文献集成》（巴蜀书社，2001年），其具体篇目为：甲骨文考释部分，第1-6册是著录片考释，第7-14册是文字考释；甲骨研究部分，第15-16册是分期断代，第16-17册是卜法，第17-18册是文例文法，第19册是校订缀合；专题分论部分，第20-21册是世系礼制，第21-25册是国家与社会，第25-26册是经济与科技，第27册是军事征伐，第27-28册是方国地理，第28-29册是文化生活，第29-30册是宗教风俗，第31-32册是天文历法；西周甲骨与其他部分是第33册；综合部分，第34册是甲骨文发现与流传，第35-38册是甲骨学通论，第38-39册是古文字研究，第39-40册是序跋与述评。《甲骨文献集成》第一次将海内外百年甲骨主要论著汇于一处，极大的节省了学者查找文献的时间和精力，堪称是对甲骨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随着电脑和网络数据库的普及，甲骨学资料及检索手段数字化是大势所趋。在宋镇豪先生的主持下，先秦室将《甲骨文合集》、《补编》等著录书所收甲骨材料扫描编排，制作为数字资料；将《甲骨文合集来源表》、《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等工具书的数据输入电脑，制作为便于检索的数据库。2005年，研究室开始建设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网站www.xianqin.org，由刘源博士、郅晓娜博士负责制作及维护，刘义峰博士亦做出过贡献，经过多年的发展、更新，该网站已成为海内外学者交流甲骨学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平台，是同行发表甲骨缀合成果的首选途径。

（五）《甲骨文与殷商史》专刊和《夏商周文明研究》系列学术论文集的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和“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挂靠在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这三个学术组织在推动甲骨学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促进海内外学者交流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并分别编辑出版《甲骨文与殷商史》和《夏商周文明研究》、《先秦史研究动态》等多种连续出版的刊物。

《甲骨文与殷商史》是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中心面向海内外甲骨文与殷商史领域组稿、编辑的高水平专业性学术刊物。1983年，胡厚宣先生主编了《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一辑，1986年、1991年又先后编辑了第二、三辑。此后中断17年。2008年，《甲骨文与殷商史》复刊，至今已由宋镇豪先生主编出版新一、二、三辑。新四辑即将出版。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一直致力于搭建海内外甲骨学者的交流平台，组织过多次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即编辑为“夏商周文明研究”系列论文集，目前已出版八辑，如近年出版的第三辑为《97山东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四辑为《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五辑为《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究讨会论文集》、第六辑为《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七辑为《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八辑为《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其中收录的甲骨学论文也反映了海内外学者的最新成果。

三、海内外最大甲骨研究团队。

历史所甲骨学发展六十年来，不断吸收青年学者，充实研究队伍，拥有海内外最大的甲骨研究团队。

20世纪60至80年代，《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将一批先秦史研究室的年轻人培养为成果卓著的甲骨学专家。上面提到孟世凯、萧良琼、齐文心、王贵民、王宇信、杨升南、罗琨、张永山、谢济、彭邦炯、常玉芝等先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分别来自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学府，在文革开始前已经毕业，有良好的天赋与学术素养，受过当时国内最好历史学、考古学专业教育，堪称“天之骄子”的一代。他们在大学读书时虽未专门研读过甲骨文材料，但在《合集》校重、分期分类、释文等工作中系统学习甲骨学知识、十分熟悉卜辞并积累了大量重要材料，他们撰写出版上述高水平的甲骨学殷商史著作，是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

胡厚宣、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等先生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使历史所甲骨学师承有序、薪火相传。胡厚宣先生早在新中国建立伊始即开始培养研究生，如裘锡圭先生就是1956考上胡先生研究生。胡先生到历史所后，先后培养了齐文心、王宇信、宋镇豪等硕士研究生和宋新潮、刘学顺等博士研究生。齐文心、王宇信和宋镇豪先生均留所工作，并成为学术骨干或甲骨学科带头人。王宇信先生培养了徐义华、林欢两位研究生。（林欢博士留所后，英年早逝。）杨升南先生培养了孙亚冰、韩江苏两位硕士研究生。徐义华、孙亚冰硕士毕业留所后，又先后师从宋镇豪先生继续攻读在职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宋镇豪先生培养的刘义峰、郅晓娜博士及张兴兆博士后，也均学成留所工作。胡先生的弟子与再传弟子成为历史所甲骨学成长壮大的中坚力量，使这一国际性的显学、绝学得以延续不断，发扬光大。

张政烺先生先后培养了林小安、刘桓等研究生，他们在甲骨学上均有不小的成就。林小安先生在武丁时代战争卜辞、历组卜辞时代问题上有深入研究，刘桓先生则致力于甲骨文字考释，著有《殷契存稿》、《甲骨集史》、《殷契新释》等书，颇多创见。

李学勤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培养的宫长为博士后和王泽文博士和王震中先生培养的郜丽梅博士也留所工作，虽然专业分别为“《周礼》”、“青铜器与周代史”和“夏代史”，但近年亦加入宋镇豪先生主持的《三编》课题，从事甲骨文墨拓、校重等整理工作。

自2000年来，宋镇豪先生亦积极从高校引进相关专业的博硕士研究生，作为历史所甲骨学的新鲜血液。先后从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招收刘源、赵鹏、任会斌等从事甲骨学专业研究的博士毕业生，及西北大学毕业的张翀硕士。

目前，先秦史研究室在宋镇豪先生带领下，在职人员有徐义华、宫长为、刘源、马季凡、王泽文、赵鹏、孙亚冰、任会斌、刘义峰、郜丽梅、张翀、郅晓娜等人，基本拥有博士学位，是目前海内外最大的一个甲骨学研究团队。

为了更好地进行殷墟甲骨整理工作，宋镇豪先生聘请名师，对这支甲骨团队进行培训。如请本所齐文心先生、考古所技工何海慧女士、国图善本部贾双喜先生教授大家学习甲骨墨拓技术。经过整理张世放藏品、旅博、三峡博物馆、爱博、山博甲骨实物的多个项目，大家均熟练掌握了墨拓技术，其中徐义华已成长为高手。孙亚冰制作甲骨摹本、赵鹏辅助甲骨拍照的技术也业已熟练，爱博、旅博甲骨摹本即为孙亚冰一人制作（重庆三峡博甲骨摹本由郅晓娜制作），历史所、旅博、三峡博物馆、山博甲骨拍照辅助工作均由赵鹏一人承担。

今天，海内外甲骨学研究蓬勃发展，形成了多个中心，但历史所的甲骨学研究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发掘、整理殷墟甲骨为工作重心，刘一曼、曹定云两位研究员已经退休，冯时研究员与严志斌副研究员继续整理小屯南地甲骨等材料，冯先生亦致力于甲骨文天文学等领域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饶宗颐教授的指导下，由沈建华等先生建立“甲骨文全文电脑化资料库”；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近年在甲骨分组分期、商代研究方面仍不断有重要论文发表，赵平安教授在考释难字方面时有新见；复旦大学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中心裘锡圭、刘钊、陈剑等教授致力于文字考释和甲骨分组分期；吉林大学古籍所林沄教授、吴振武教授及其学生周忠兵博士、蒋玉斌博士（现在南开大学任教）、崎川隆博士、何景成博士、单育辰博士致力于文字考释、甲骨缀合、分组分类研究；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重视卜辞反映的商代国家、社会形态与家族组织的研究，其学生南开大学陈絜教授致力甲骨文人名及地理的研究；台湾史语所蔡哲茂研究员及其学生政治大学林宏明教授、东华大学魏慈德教授、史语所博士后张惟捷博士以《殷虚文字甲编》《乙编》及史语所十五次发掘甲骨实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重视甲骨缀合、文字考释、卜辞排谱；史语所李宗焜研究员用廿余载时间编著《甲骨文字编》，现在主持台湾历史博物馆藏“运台甲骨”的整理与著录；首师大甲骨文研究中心黄天树教授、刘影博士、王子扬博士、莫伯峰博士师生团队侧重于甲骨缀合、分组分类和文字考释；原在郑州大学现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王蕴智教授及其学生刘风华博士（现在郑州大学任教）、门艺博士（现在河南大学任教）、王建生博士（现在郑州大学任教）主要研究甲骨文字形结构、字体分类、甲骨缀合；华南师范大学张桂光、张玉金、白于蓝等教授主要进行甲骨文考释、甲骨文语法研究；四川大学彭裕商教授在甲骨文字体分类方面成果卓著；东北师范大学张世超教授在甲骨文笔迹研究方面用力颇勤；浙江师大陈年福教授多年从事甲骨文字形数字化工作并将其利用在甲骨文摹释、检索方面；西南大学古籍所喻遂生等教授指导研究生分工研究甲骨文语法，李发博士从事战争卜辞的研究；台湾东海大学朱歧祥教授积极研究花东甲骨等新出材料；安阳师院汇聚郭旭东、李雪山、韩江苏、具隆会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在殷商史专题方面各有著述；上海博物馆葛亮博士多年来致力于馆藏甲骨的整理与出版工作。其他如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大学等传统古文字学重镇，也有学者专治甲骨，如安徽大学时兵博士考释花东甲骨文字已发表数篇文章。限于篇幅，无法尽举，由此可看出今天甲骨学日益昌盛的形势。历史所以宋镇豪先生为带头人的甲骨学团队遵循传统扎实厚重的学风，以甲骨材料整理著录、甲骨文研究资料编纂、商史著述为研究重心，取得了一个个令学界瞩目的优秀成果，继续保持着国际领先的优势地位，并与同行学者保持密切友好的联系，互通有无，共同推动甲骨学不断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历史研究所甲骨学六十年，是引领海内外甲骨学前进的六十年。在搜集、整理公布海内外收藏传世殷墟甲骨材料方面，可以说居功至首；在利用甲骨卜辞，结合考古材料，从事专题研究，系统全面著述商代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在电脑数据库应用和网站建设方面，也走到世界前列。今天，历史所仍拥有国际范围内人数最多的一个甲骨学团队，这在海内外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祝愿，历史所甲骨学研究在前辈大师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未来取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