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7次“上古文明論壇”——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在歷史所作《再论表意文字与象形信仰》的学术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以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共同主办的“上古文明论坛”，得到“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支持，于2015年10月23日上午在历史所举行了2015年度第七次学术报告会，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夏含夷教授作《再论表意文字与象形信仰》的演讲，历史所、世界历史所、清华大学等十几位学者与会。
夏含夷在演讲中，回顾了西方学者近75年来对中国文字性质所展开的学术争论。1936年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于权威学刊《通报》上发表了《有关中国表意文字的性质》一文，认为中国文字基本上是表意的。1937年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1903-1972）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不同意顾立雅观点的《有关古代汉语演变的一些初步概念》一文，认为书写只能代表语言，因此所有的文字基本上是表音的，中国文字也不例外。1938年，顾立雅又在《通报》上发表《有关古代汉语的表意部件》，对卜弼德的一文作了反驳。卜弼德随即在《通报》上发表了批驳性的《表意文字还是象形信仰》。由于两人都引用古苏美尔文字证据来申述各自的观点，所以《通报》的编者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宣布这场辩论已经超出《通报》的学术范围，故中止了这场持续四年的学术争辩。这场辩论已经过了75年，一直被视为西方汉学最有名的辩论之一，目前西方语言学家的主流观点多半都以卜弼德的意见为准。然而，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在西方汉学界这个辩论又被重新提起，至今仍没有定论。中国文字历史既悠久又复杂，完全值得重新讨论。
近几十年以来，卜弼德的观点和论调反复被人重提。在1984年德范克（John DeFrancis, 1911-2009）著书《中国语文：事实与幻想》，关于中国文字，他说：“我实在受不了有人误解中国文字为‘象形文字’，这就像是利用占星术来谈天文学那样胡涂。”到了1993 年，陈汉生（Chad Hansen）在亚洲学权威学刊《亚洲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表意文字和西方概念》一文，导致俄亥俄州立大学日文教授安戈（J. Marshall Unger）发表一篇《给编者的信》，激烈斥责陈汉生的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说，并指责那些审查学者比陈汉生的罪责更大。2009 年《亚洲学学报》又刊登了马爱德（Edward McDonald）的《超越辩论的长城：中国学中的“文字癖”》，似乎接受了安戈的意见，反对中国文字只能在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去理解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字一旦作为书写要素而代表某种特定语言，对其理解就只能由它与该语言中特定单元的关系决定，其本身则并不含有任何“内在”之意。
马爱德的观点基本来自鲍则岳（William G. Boltz）著《中国书写系统的起源与早期演变》一书。书中，鲍则岳的目标是为了祛除关于中国文字性质的某些流传甚广的神话和“误解”。鲍则岳是卜弼德的学生，其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本之卜弼德的观点，并有所发挥。鲍则岳说“无声符的文字压根不存在”。所谓“无声符的文字”，是中国传统文字学指的“会意字”，或也称为“表意文字”。另有蒲芳莎（Françoise Bottéro）则对鲍则岳说持否定意见。
夏含夷在演讲中指出，西方汉学对“表意文字”的辩论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结论，音韵学家和文字学家的看法常常背道而驰，尽管目的各不相同，但是有关讨论仍有其学术价值。现在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提出新的意见，但是至少可以更清晰地分析旧说。很清楚的是，中国文字像苏美尔文字和埃及文字一样，一开始应是象形文字，但与世界上其他独立起源的文字一样，中国文字在最早的阶段已经遇到象形文字的限制，开始利用声音来创造新的字。
夏含夷赞同伯希和的意见，认为至少可将形声字分成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为“形声字”，即音符仅表音，与意思没有关系；第二个类型是“声形字”，即音符既表音，又表意，兼有表示词意的功能，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字学所说“形声兼会意字”。特别是中国上古的书写，更能利用不同文字的字形来表达不同的意思。有不少证据说明中国文字确实有“会意字”，按照一般的语言用法，会意字应该是“表意文字”。这些会意字的数量，并不仅仅限于中国字典里所分析的“会意字”，也包括相当多的形声字。因为形声字的音符也起“兼意”作用，所以也应该可以算是“会意字”。中国文字中的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本来都起着表意作用，不少形声字也有表意的基础。尽管仅凭现行通用汉字，文字原来的构形常常看不出来，可是在最早期的文字却是很清楚的。在中国文字的发展过程中，假借字──也就是利用声音来造字──是有非常重要的突破。假借字出现后，更大的进步是将意符和音符结合起来，造出无法用象形手法勾勒的新字，这就是所谓“形声字”。形声字的第二个类型“形声兼会意字”，中国学者早已经认识，也被称作“右文”。“右文说”这个名称由北宋王圣美（公元1060年前后）首倡，之后很多有名的文字学家，诸如南宋戴侗、晚清段玉裁（1734-1815）和王念孙（1744-1832）都做过分析。1935年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对“右文说”的历史做了综合阐述，提出了很多例证。
夏含夷教授的演讲报告，引起与会学者就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字性质看法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宋镇豪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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