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的先公与先商文化的时段对应

确定了漳河型下七垣文化是灭夏前以商族为主体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后，紧接着的问题是：一，在时段上，漳河型下七垣文化是不是灭夏前整个商先公时期的文化？二，若不是，那么在已有的对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的分期中，它与商的哪些先公大致对应？三，在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之前，哪一文化类型有可能是更早时期的先商文化？欲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比较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关系。因为商的始祖契在时代上大体与舜禹相对应，整个商先公时期大体与夏代相始终而其上限略早一点，所以，在确定了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对应关系的同时也就确定了漳河型下七垣文化在商先公时期中所占据的时间段落。

李伯谦先生曾将漳河型下七垣文化分为三期，并提出其第一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二、三期与二里头文化三期相当，三期的下限也可能延至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早。[1]河南杞县鹿台岗的下七垣文化发现后，学界一般把鹿台岗下七垣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或两段，有的认为鹿台岗下七垣文化早期即第一期与河北磁县下七垣第三层和永年何庄的先商文化十分接近，年代也应大致相当，即约当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偏晚阶段和第四期偏早阶段；而鹿台岗下七垣文化晚期即第二期约当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中段乃至晚段。[2]也有的认为其早期的年代相当于豫北、冀南地区李伯谦先生所划分的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的第二期或稍晚，即与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早阶段相约；其晚期的年代大致与漳河型文化第三期相当或略早，即与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阶段相若。[3]尽管这两种意见对于鹿台岗下七垣文化年代的推断略有不同，但二者都认为鹿台岗的下七垣文化填补了原先我们所认识的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冈下层早商文化之间的缺环，是介于李伯谦先生所说的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第三期与郑州二里冈下层早商文化之间的一类遗存。而邢台葛家庄下七垣文化的晚段遗存，发掘者认为它相当于下七垣文化三期，同时又说属于晚段的H09出土的鬲与二里冈下层H9出土的鬲相似，绝对年代可能略早于二里冈下层文化，属于晚段的H26的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3620年。这样我们将鹿台岗晚期和葛家庄晚段综合考虑后，应该说下七垣文化第三期的下限至少可下延至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中段，或者可否这样说：下七垣文化的一、二、三期分别对应于二里头文化的二期、三期和四期的早段与中段。

如前所述，自商契至成汤的商先公时期亦即自禹至夏桀的夏朝时期，所以夏文化的起止年代也大体上就是先商文化的年代范围。依据偃师商城“大灰沟”中相当于二里头四期晚段的早商文化的发现，使得夏代文化的结束和商代文化的开始已可推定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而夏代文化的结束亦即先商文化的结束，所以作为先商文化的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一、二、三期是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开始与之平行发展，并相始终的。在夏文化的上限方面，邹衡先生曾论证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夏文化开始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4]也有一些学者因将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视为早商文化，故而把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作为夏文化，这样，夏文化的上限即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后来由于偃师商城的发现，使得将大部分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除外）都视为夏文化，已在学界趋于共识。只是近年来，即使主张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基本属于夏文化，但考虑到碳14测年数据的积年，也还有学者提出夏初的文化可以上溯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或新砦期，即从豫西龙山文化晚期或新砦期到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之前全为夏文化。

所谓新砦期，目前尚有不同的界说。新砦期一类遗存，最初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75年在临汝煤山遗址中首先发现，认为它晚于煤山二期而稍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5]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在河南密县（今新密市）新砦遗址发现介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发掘者将其命名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认为“新砦期文化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的文化遗存”。[6]1999年，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研究项目，北京大学等也发掘了新砦遗址，又获得“新砦期文化”遗存，发掘者称之为“新砦二期”，并说“新砦二期遗存上承龙山文化，下与二里头文化紧密相连。龙山晚期、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早期三者之间存在明显递嬗变化的痕迹，再次证实二里头文化的确是在豫西龙山文化晚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7]这些都是将新砦期文化作为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晚于豫西龙山文化晚期，视为二者之间的过渡期来界说的。但也有人提出把新砦期一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原第一期遗存合并，组成“一个独立于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外的考古学文化――新砦文化”。[8]这一界说与前一界说不同的是，在“新砦文化”中包含了二里头一期文化。不论将来学术界采用何种界说，新砦期的发现与划分都是有价值的，它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二里头文化的确是在豫西龙山文化晚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对于探索夏文化的上限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若商代开始的年代取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话，据《竹书纪年》等典籍，“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代始年应为公元前2071年，取其整数，为公元前2070年，[9]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碳14测定的积年却不足于填补公元前2070――前1600年这一年代范围。为此，将夏文化的上限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向上延伸，依据碳14测定的年代，新砦期乃至豫西龙山文化末期都在夏代的纪年范围内。

夏文化约从豫西龙山文化末期或新砦期开始，经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的早段与中段而结束，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一、二、三期在时段上只是大体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中段相当。据以往的碳14测年，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木炭（ZK-285）测定的数值为前1605±80年，其树轮校正年代为前1886～前1681年；属于第二期的木炭（ZK-1079）测定的数值为前1590±70年，其树轮校正年代为前1880～前1681年，从该期灰坑H21出土的木炭（ZK1036）测定的数值为前1430±85年，其树轮校正年代为前1680～前1456年；属于第三期的木炭（ZK-1078）测定的数值为前1450±75年，其树轮校正年代为前1684～前1515年；属于第四期的木炭（ZK-286）测定的数值为前1385±85年，其树轮校正年代为前1625～前1430年。[10]在上述这组数据中，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这二个数据，其ZK1036标本的数据甚至晚于第三期的数据，似乎有误，可以不采用。又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关于二里头遗址碳14测年数据，九个二期的数据“拟合后日历年代”，其较早的为前1740～前1710年，较晚的为前1680～前1600年。较晚的这些数据，已接近夏代晚期，亦可不取。综合考虑以往测定的数据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定数据，公元前1880－前1740年应属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年代。

那么，位于前1880－前1774年的二里头文化二期应属夏代哪些王的时期？李伯谦先生曾认为二里头类型是“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11]若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为后羿代夏时期，那么，禹、启、太康所占据的时间则应为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之前的新砦期和豫西龙山文化末期，而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则有可能是自“少康中兴”开始的时期。少康中兴在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依据近年的发掘，二里头遗址作为都邑也是从二期开始的。[12]在文献上，夏代的积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为471年，另一种为431年。对于471年说与431年说相差40年的原因，历来有两种解说：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二是471年自禹代舜事起算，431年自禹元年起算。笔者以为《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采用前一种解说是合适的。这样，包括羿和浞，从禹至夏桀，共19王（后羿和寒浞可视为两个“名不正”之王）、471年，每位王的均年为24．7年。从夏桀上溯到少康为11位王，以每位王均24年算，11位王的积年是264年。若以公元前1600年为夏代结束之年，则少康之年应在公元前1864年左右。公元前1864年这个数字恰与二里头二期木炭标本ZK-1079的树轮校正年代前1886～前1681年中的前1886年接近，所以，笔者以为将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视为自少康开始的夏文化遗存是很可能的。

关于夏王与商先公的对应关系，今本《竹书纪年》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何。”“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王国维疏证：“此因《山海经》引《纪年》“有殷王子亥”，故设迁殷一事。”）“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帝孔甲九年，陟。殷侯复归于商丘。”“帝癸十五年，商侯履迁于亳。”“帝癸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战于鸣条。夏师败绩，……放之（桀）于南巢”。依据这些记载，约略可排出夏王与商先公年代对照表[13]：

禹————————契

启

太康              昭明

中康

相————————相土

羿                昌若

寒浞              曹圉

少康———————冥

予（杼）—————（冥）

槐（芬）

芒                振（王亥）

泄————————（王亥）

（泄）——————微（上甲微）

不降

扃                报乙

厪               报丙

        孔甲              报丁

        皋                主壬

        发                主癸

        履癸（桀）————汤（履）

夏王与商先公年代对照表

（横线表示文献中记载的夏王与商先公对应关系）

由上列对照表可知，夏的少康时期也就是商先公冥时期，所以自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起，亦即自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第一期开始的先商文化，很有可能只是商先公冥以来的文化遗存。从居于冀南豫北古黄河中游地段的商先公冥至居于内黄郼亳的成汤，商族一直活动于冀南豫北地区，故分布于冀南豫北地区、典型的漳河型下七垣文化是冥至成汤时期以商族为主体所创造的文化，其中安阳至濮阳地区的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特别是在年代上与杞县鹿台岗接近的遗存，则应该是汤居内黄郼亳时期的文化。而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所代表的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特别是其晚期遗存，则应该是成汤与东夷联盟以及对“韦――顧――昆吾――夏桀”等国族进行征伐时所留下的文化。那么冥以前的先商文化，又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

确定商先公冥以前的先商文化，一是需确定契至冥时期商族的活动地域，另一是在文化类型的特征上探寻该地域内早于下七垣文化的遗存与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之间的联系。

冥之前的商先公，史书记载虽有五位，但记有居住地点的却只有三位，即“契居蕃”（《世本》），“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荀子·成相篇》、《世本》），“相土徙商丘”（《世本》、《左传》襄公九年）。如前所述，商契所居之蕃，亦即最早的商地，它是战国时的番吾，在古漳河边上，今河北磁县境。而在古音上，商与章相通假，最早的商地就在磁县附近的古漳水即甲骨文中的滳水流域。由于契为商族的始祖，商族的形成以契为开端，所以契的居地即最早的商地实为商族的发祥地。[14]昭明所迁之砥石，有两说。一说依据《淮南子·地形训》“辽出砥石”，认为砥石在辽水发源处，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15]另一说认为砥石即泜石，是“泜水与石济水的混名”，古泜水、石济水所流经之地，约在今河北省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一带。[16]我们根据文献中商契与舜、禹之间的关系，认为他们的活动舞台主要应在黄河中游地区，所以，以商契活动在黄河中游而论，契子昭明也不能居于关外辽水之地的“砥石”，然后再迁回到黄河中游的商地。契所居之砥石，还应以丁山先生的考证为是。实际的情形应该是，昭明由契所居的蕃，即磁县附近的漳水一带，迁于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的古泜水、石济水流域，后又迁回到磁县附近漳水流域的商地。[17]昭明居于砥石，表明商族向北的扩展，其势力可达石家庄一带。相土所居之商丘，有三说。一说为宋国之商丘，地在今河南商丘县；另一说是卫地，在今河南濮阳县；第三说是《史记·郑世家》集解引贾逵曰：“商丘在漳南。”三说中以前两说为学界所瞩目，争论也较大。说在宋国之商丘者，为《左传》之本身。《左传》昭公元年和襄公九年说商先公相土因袭高辛氏之子阏伯，在商丘主持祭祀辰星。“故辰为商星。”昭公十七年又说：“宋，大辰之虚也。”所以，按照这一说法，商丘在宋地，它指的就是今河南省商丘县。《汉书·地理志》、唐《括地志》等古地理书和近代的王国维等学者多承此说。[18]说为濮阳者，主要是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帝相即位，处商丘。”这里的“商丘”，在《左传》里为“帝丘”，而“帝丘”则在濮阳。《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杜预注：“帝丘，东郡濮阳县。”这里所说的相，就是《竹书纪年》的帝相，指的是夏王朝第四代君王。《水经·瓠子河注》：“河水旧东流，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頊之墟。昔颛頊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之相土又都之。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说苑·敬慎》也说：“卫迁于商丘”。岑仲勉先生在《黄河变迁史》中即论证“商代（不是周代）的商丘，就现时所知，应在濮阳而不在归德”。[19]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更是力主商丘在濮阳而不在今商丘市。[20]《竹书纪年》是地下出土的战国时的资料，其可信度颇为学界所公认。而且，从《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可以看出，宋地在微子未封前名宋，不名商丘。周朝封商的微子于宋后，宋为商的后裔，所以在两周时代，宋也被称为商，[21]但这并不表示周代之前的宋地即称为商。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宋”，例如，“己卯卜，王贞：鼓其取宋伯歪[上不下止]，鼓祸？叶朕事，宋伯歪[上不下止]从鼓。二月”（《合集》20075）；“己卯卜，……令……受夫……于宋”（《合集》7898）；“丙子……侑子宋”（《合集》20032）；“乙巳卜，王侑子宋”（《合集》20034），等等。一些学者已指出，卜辞的宋地应当就是西周时期的宋国所在地。卜辞中也有地名为“丘商”（《合集》776[22]、7838），有学者认为此“丘商”很可能就是位于濮阳曾被称为帝丘的商丘。[23]与今河南商丘县相比，濮阳距离商都安阳殷墟要近得多，所以，卜辞记载商王曾多次贞问要在这里举行大祭，以及商王的妇妌还曾在这里住持农业生产等。[24]还有，《左传》定公四年讲到分封给卫国的领域时说：“分康叔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过去，王国维说“康叔取其东都以会王之东搜，则当在东岳之下”。[25]而《左传》明明说的是周初卫国之封疆，岂能在东岳泰山之下？濮阳正处于卫之东境，所以“相土之东都”也在濮阳一带。依据这些，笔者认为相土所居之商丘在濮阳，有可能就是甲骨文中的“丘商”。相土居于濮阳之商丘，使商族的活动地域由冀南扩展到了豫北地区。

商冥之前商族的活动地域确定之后，那么在北至河北石家庄、南到河南濮阳的范围内，在下七垣文化之前，有哪些文化类型能与漳河型下七垣文化有关联呢？由于我们在这一带尚未发现或尚未明确划分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和新砦期的遗址，故学者们在对漳河型下七垣文化探源时，每每与当地龙山时期的文化类型相联系。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邹衡先生。邹先生在探寻“先商文化漳河型”的来源时曾提出它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河北省的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二是山西省的河北龙山文化许坦型；三是山西省的夏文化东下冯型。”并特别强调说：“若就地区而言，这三个主要来源中，有两个在山西省，因此在另一意义上又可以说，先商文化中的不少因素是从山西省来的”。[26]邹衡先生在这里所说的“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实际上是把河南省北部的安阳、辉县等地区也包括在内的，[27]所以后来一些学者就将此统称为“冀南豫北龙山文化”或用“后岗二期文化”来称呼之。但也有人认为冀南地区涧沟型龙山文化与豫北的后岗二期文化是不同的，应加以区别，因而在其所说的涧沟型龙山文化中是不包括豫北龙山遗存的。[28]邹先生虽然对“漳河型先商文化”作了多方面的探源，但限于当年可资对比的材料不多，邹先生主要是对他所说的三个主要来源的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作了较为详细的比较，至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今天看来，主要是与辉卫类型的文化（或称下七垣文化辉卫类型）互有影响，它与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较弱的。

由于在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中，鬲、夹砂有腰隔甗和橄榄形罐（或称深腹罐）是其主要特征，特别是鬲作为其最主要炊器，在下七垣文化与商文化的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李伯谦先生在《先商文化探索》一文中，依据下七垣文化中大量存在的陶鬲，认为“位于太行山西麓的龙山期文化与其关系更密切。……这也许暗示出下七垣文化的主流是继承晋中龙山期文化逐渐发展而形成起来的。”[29]就鬲的角度而言，许伟先生也曾指出“先商文化”的陶鬲是从晋中地区分化出去的。[30]只是这种陶鬲，王立新、朱永刚两先生在《下七垣文化探源》一文中认为，它在下七垣文化中不出现于第一期，而出现于二、三期，其理由是作为下七垣文化第一期的代表单位下七垣第四层没有鬲，李伯谦先生将徐水巩固庄采集的那件陶鬲归于下七垣文化第一期，没有地层上的证据，在晋中地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阶段的高领弧腹鬲才是“下七垣文化二、三期大量见到的弧腹鬲的祖型”。以此为基础，尽管该文把下七垣文化分为六组器物群，但认为“A、B两群是下七垣文化中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其中A群应是冀南地区生长起来的本体因素，B群则是在第二期才大量涌入的来自晋中的异域文化因素，其他几群文化因素则处于从属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它的主流是来自于山西境内。我们还应当承认它与本地区涧沟型龙山遗存有着较为明显的继承关系。”[31]

王立新、朱永刚两先生将整个下七垣文化划分出六组器物群，若从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的视角而论，王、朱两先生所划分的C、D两群主要出自辉卫型，F群出自保北型，所以自然不能依靠它们来探寻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的来源。此外，关于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中的陶鬲，李伯谦先生把徐水巩固庄采集的那件高领鬲依其形态特征划分为下七垣文化第一期，固然尚无地层上的根据，下七垣遗址第四层也无陶鬲出土，但是由于目前发现的属于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第一期的遗存数量甚少，故下七垣文化第一期是否果真没有陶鬲，现在难以做出结论；还有，由于在冀南豫北地区尚未发现或至少还没有划分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乃至新砦期的遗存，所以，晋中地区的高领鬲与下七垣文化的关系，究竟是发生在下七垣文化的二、三期？还是发生在下七垣文化一期乃至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时期？都是需要今后探索的课题。就冀南地区与晋中、太原地区文化交往的关系而论，至少在龙山时代即已存在，邹衡先生曾指出山西许坦型龙山期文化与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之间的影响，[32]也就是说，从龙山时期到下七垣文化时期，尽管中间尚有缺环，冀南与晋中及太原地区间的交流和往来一直在进行。

还有一种看法是对于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中的甗和橄榄形罐从卷沿的角度追溯其来源，认为河北省沧州地区任邱市哑叭庄一类遗址的龙山遗存是这类器物口沿的渊源，并进而提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是自上甲微开始至汤灭夏前的先商文化，此前的早期先商文化是河北境内的涧沟型和哑叭庄型龙山遗存，尤其是其后者。[33]这一看法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参考了丁山和赵铁寒两先生对于“契居蕃”的考证。丁山疑此蕃为亳的音伪，认为其地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34]赵铁寒认为契始居契阝，即蓟，在今北京市区。[35]这一看法的论者认为丁、赵“二说近似，京、津、唐所在冀东北地区哑叭庄型龙山遗存恰好始于龙山后期，正与契的时代相合”。[36]然而，就契的居地而论，丁、赵两说未必可靠。如前所述，契所居之蕃和商族的发祥地就在今冀南磁县一带的古漳河地区，而非京、津、唐所在的冀东北地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中的鬲，尤其是高领鼓腹鬲、蛋形瓮等，来自晋中地区；而夹砂有腰隔甗、橄榄形罐、卷沿深腹盆等来自涧沟型龙山遗存，但河北省的涧沟型龙山文化与晋中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中晚期的遗存，在年代上又有较大的距离，那么，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究竟是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和新砦期的时候，由晋中地区的文化发展而来？还是先在冀南、后来扩展到豫北地区，由涧沟型龙山遗存，并经目前尚有缺环的相当于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的遗存，发展而来？只是在由涧沟型龙山中、晚期到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一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有来自晋中地区的较强的影响，当然也有来自东夷和二里头文化方面的一些影响。对于前一种假设，我们虽然看到鬲等因素来自晋中地区，但在整体上我们还是看不出晋中地区某一类文化遗存就是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的前身；对于后种假设而言，冀南豫北地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和新砦期时期的文化遗存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在冀南豫北地区尚未发现或尚不能划分出这一时期的遗存。

在探讨文化的族属时是离不开该族活动地域的。先商前期自契至冥主要活动于冀南豫北地区，其中以相土为界，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契和昭明时期商族主要在冀南的漳河地区，昭明时期一度向北拓展到石家庄一带；相土居于濮阳的商丘，自此以后商族向南发展到了豫北地区。所以，契和昭明作为商族的发祥时期，从时空两项来考虑，应与龙山时代中晚期冀南漳河地区的涧沟型文化相联系。相土至冥时期，商族活动的中心地带在豫北，这一时期的先商文化应与豫北地区相当于新砦期的某类文化以及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某类文化遗存相联系。基于以上的考虑，笔者认为龙山中晚期涧沟型文化是商族发祥期的先商文化，至于相土至冥时期的先商文化，目前尚未发现。

推定龙山中晚期涧沟型文化是商契时期即商族发祥期的物质文化后，我们还可以此为基础，并结合古史传说对形成商族的两个主要方面的来源作一些推测。剖析古史传说，笔者认为构成商族的是简狄所代表的有娀氏氏与属于东夷的高辛氏，亦即商族是由北方的有娀氏与中原东部的高辛氏在漳水地区相融合而形成。[37]田昌五先生也曾提出：“先商文化既非东夷文化，也非戎狄文化，而是夷戎交合而成的戎商文化，即夷戎文化的共生体。尽管在这个共生体中，既有东夷文化的因素，也有戎狄文化的因素，但无论说它是东夷文化还是戎狄文化，都是不对的。”[38]那么，有娀氏和高辛氏又是如何来到冀南漳水地区的？有娀氏的居地历来有两说，一说在晋南，一说在北方的不周山之北。《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娀氏之虚”。《正义》曰：“有娀当在蒲州也。”蒲州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境内，此为晋南说。《淮南子·地形训》：说：“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又说：“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还说：“玄燿、不周、申池在海隅。”据此，不周山位于幽都之地，靠近海隅。海隅，高诱注：“薮也。”幽都，高注：“古之幽都在雁门以北，其畜宜牛马羊，出好筋角，可以为弓。”战国、秦汉时的雁门，在今山西省右玉县一带，其北部即为内蒙古的黄旗海、岱海，《地形训》说的不周山“在海隅”之“海隅”，是否即为岱海之海隅？值得考虑。这个不周山也就是《天文训》所说的“共工与颛頊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的不周山。[39]而与共工联系在一起的，也有“幽州”或“幽都”之地。《尚书·尧典》、《庄子·在宥篇》、《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等都有尧流共工于幽州或幽都的说法。《孟子·万章上》谓“舜流共工于幽州”，《史记·五帝本纪》谓舜“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幽州、幽都、幽陵，指的都是一地。《尔雅·释地》：“燕曰幽州。”《周礼·职方》：“东北曰幽州。”“燕”指战国燕地，即今北京市、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这样看来，有娀氏所在的不周山之北，不出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岱海到河北北部、燕山南北乃至辽宁一带，此为不周山之北说。

对于这两说的取舍，笔者以为应参考龙山中晚期涧沟型文化的特征。在涧沟型龙山中晚期文化中可以看到有来自两个方面的明显的影响，一是来自山西太原、晋中地区的许坦型龙山文化的影响，另一是来自东夷文化的影响。对于来自晋中、太原地区的影响，邹衡先生曾将太原许坦遗址龙山时期的单柄鬲与邯郸涧沟遗址龙山期的单柄鬲做过比较。[40]根据近年发表的材料，在相当于龙山的时期，太原和晋中的遗址中各种形式的鬲颇为丰富，其中与涧沟型龙山文化相同或相似的单柄鬲占有一定的比例，[41]表明此时的太原、晋中地区与冀南地区的交往和影响是显著的。由此我们判断最初活动于山西北部、内蒙古岱海到河北北部、燕山南北的有娀氏，首先来到了太原和晋中地区，然后沿着清漳河和浊漳河水系，又从太原和晋中来到了磁县附近的漳水地区，此为简狄所代表的有娀氏；也许有娀族群中的另一部分人自太原、晋中地区继续南下，来到了晋南永济一带，从而流传下来“有娀当在蒲州也”的传说。

涧沟型龙山期文化也受到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这大概就是商族作为夷戎共生体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据《左传》昭公元年，高辛氏之子阏伯曾迁于“商丘”。此商丘在濮阳。根据这一线索，我们认为作为东夷系统的高辛氏，最初从东方曾到过濮阳，然后又从濮阳北上来到磁县一带的漳水地区与有娀氏相合，因通婚而融合，形成了商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先商发祥期的契和昭明只有两代，而涧沟型龙山中晚期文化显然不能视为一个短暂的时间，其年代有可能长于两代人，那么，这二者是否有矛盾？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在古史传说中，契的出现是与有娀氏简狄吞玄鸟卵而怀孕的神话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契的这段历史与契以后其他商先公的历史相比，其传说中的神话的性格要更浓一些，因而这一神话所代表的“时间深度”远比契之后其他商先公的历史为大，故而我们在推测契和昭明时期的物质文化为冀南漳河地区的某文化类型时，将它的时间推定为龙山时代的中期和晚期这一较长的时间段内，是与商族的始祖诞生神话所代表的“时间深度”较长相一致的，所以，把涧沟型龙山中晚期文化作为契和昭明时期商族的物质文化应该是比较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