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商周青铜釴【王祁】

【作者】王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

据大河口霸国墓地M1017发掘简报，该墓出土一件“方簋”（图一）^[1]，长方形，敞口，方唇，斜腹内收，高圈足，腹两侧附耳，器底有铭文四行三十字（图二）：

唯正月王祭 于氐，大奏。王赐霸伯贝十朋，霸伯用作宝 ，其万年孙子子其永 宝。

该器自名为“ ”，简报释其为“釴”。《尔雅》曰：“鼎绝大谓之鼐，圆弇上谓之鼒，附耳外谓之釴，款足者谓之鬲。”据此，王子杨先生认为“釴”就是西周时期一种特殊形制的附耳鼎，所谓“霸伯方簋”应该改称“霸伯釴”^[2]。此说甚确，但王先生又说釴是方鼎之属，则求之过深。实际上，这种釴鼎主要流行的时间并不是西周，而是晚商，“霸伯釴”不过是釴鼎的晚期形态。

一、晚商方形器与霸伯釴的关系

在晚商时期，有一类过去被称为“方形器”、“烤炉”、“卢形器”、“方簋”、“方盘”的容器（下文暂以“方形器”代称），其大致的造型是长方形、直腹或斜腹内收、附耳、圈足，如下面几件发掘品：

殷墟小屯五号墓出土的“司母辛”方形器（图三），1件，方口平沿，腹部两侧有上翘的拐尺形鋬，鋬上有兽头，高圈足，圈足四面正中有弧形缺口各一，口下一边内侧有“司母辛”铭，通高7.8、口径12.2×12.8cm，重1.1公斤^[3]；

殷墟郭家庄M160“方形器”（图四），1件，侈口方唇窄折沿，浅腹斜直，腹部短边各有一对兽头环耳，与一綯索状环把相套合，高圈足，圈足四边中部有缺口，无铭文，通高20、口径37.2×31.5cm，重10.3公斤^[4]；

殷墟铁三路M2118“方形器”（图五），1件，方唇折沿，沿面斜平，直腹较深，在短边腹上各有一环耳，与一綯索状环把相套合，高圈足，圈足四边各有一圆角长方形缺口，器底有烟炱，无铭文，通高15.2、口径35.5×30.6cm，重8.85公斤^[5]。

另外，还有两件传世方形器，其一是现藏山东省博物馆的射妇桑方形器（《集成》10286），直口直壁，两侧附耳，圈足四周各有缺口，内壁有铭文“射妇桑”，通高15.7、口径27.6×26.1厘米，重7.2公斤^[6]；另一件是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束方形器（《集成》10011），折沿附耳，浅腹直壁，高圈足，圈足四周各有缺口，内底有铭文“束”，通高14.9、宽41.5cm，重6.82公斤^[7]。

以上方形器，与霸国墓地M1017霸伯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有四。其一，以上方形器造型特点是长方形、高圈足、附耳，这与霸伯釴造型是较为一致的。其二，以上方形器的尺寸、重量有一个较大差异，“霸伯釴”通高13.5、口径23×15.3cm、重2.355公斤，落在方形器尺寸、重量变动范围。其三，殷墟三件墓葬出土方形器皆单件出土，与“霸伯釴”相同。其四，殷墟郭家庄M160方形器与铜甗、大圆鼎一起放在墓室一角，霸伯釴则与两件圆鼎一起放在墓室一角，说明方形器在墓葬中的位置与器物组合大体一致。但方形器与霸伯釴也有造型不同的地方，这主要体现在方形器圈足有缺口，而霸伯釴无。但这种差异既可能是时代造成，也可能是同类器物不同器型导致。如西周青铜盨，既有无缺口圈足盨，也有缺口圈足盨^[8]，圈足是否缺口，并不影响盨的定名。是以，从晚商方形器与霸伯釴主要器型特征出发，二者应该是同一类器，都可称为“釴”。

小屯五号墓“司母辛”釴的年代是殷墟二期，郭家庄M160釴的年代是殷墟三期，铁三路M2118釴的年代是殷墟四期，射妇桑釴与束釴都是商末周初铜器。可见，釴的主要流行年代是晚商。因为霸伯釴的出现，我们知道釴的延续至少可以到西周中期。

另外，晚商还有一些方形陶器，也是值得注意，最典型的例子是著录在《殷虚器物·甲编·陶器》的一件被称为“肆足器”的陶器（图六）^[9]。该器出自斜三东正，方形、斜腹内收，有圈足，圈足有缺口，器型古朴厚重，与铜釴的差别是无附耳，这应当是材质差异导致的。所以这件“肆足器”应该是陶釴。

二、釴的功能

釴属于鼎类，这是文献中明确记载的，应该问题不大。但鼎是铜器大类，鼎形器功能很多^[10]，并不足说明釴的功能，所以我们还需要其他材料进一步考证铜釴的功能。在这里，有一件晚期铜器铭文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战国中期十四年陈侯午敦：

唯十又四年，陈侯午以群诸侯献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 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 永世毋忘。（《集成》4646、4647）

这件铜器自名为“  敦”，“ ”与“敦”连称，“ ”可以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敦”的形容词，第二种解释是一种与“敦”功能相似的铜器，第三种解释是与敦形成组合关系一种铜器^[11]。在第一种情况下，徐中舒先生将“ ”释为“ ”，有坳坎窳下之意，用于形容敦的两个半圆球^[12]。但是，与十四年陈侯午敦同铭铜器还有陈侯午方座簋（《集成》4145），该簋的自名也是“ 敦”，其自称为“敦”应该与敦起源于簋^[13]或敦簋功能一致有关，若用“坳坎窳下”来形容方座簋，那自然是不合适的。而且，十四年陈侯午敦与与陈侯午方座簋中的“ ”、“ ”（敦）二字都是金属旁，“ ”不大可能是修饰词，更可能是青铜器的专名。

既然“ ”可能是青铜器专名，这种“ ”器之所以能够与“敦”连称，不外乎“ ”与敦功能一致，或者“ ”与敦形成组合关系。究竟会使哪一种？这就需要通过释读“ ”字来进一步判断了。“ ”从“金”从“ ”，右边的偏旁并不能释为“曳”字。“曳”，《说文》篆书写作“ ”，马王堆《老子·乙》写作“ ”，皆从臼，与“ ”中部写为“田”形不类。“ ”不能释为“曳”，却与“弋”字较为接近。“弋”在西周金文中写作“ ”（《集成》246）、“ ”（《集成》2824）、“ ”（《集成》2838）、“ ”（《集成》5424），与“ ”字去掉中间的圆圈完全一样。裘锡圭先生在考释“弋”字时曾指出，“ ”（《合集》5673）、“ ”（《合集》5746）、“ ”（《合集》19088）、“ ”（《合集》20146）、“ ”（《合集》20607）、“ ”（《合集》37473）皆是“弋”字^[14]。甲骨文中“弋”字的简化，正与金文中由“ ”到“ ”的繁化相似，“弋”字中间的圆圈起到修饰作用。这说明，“ ”很可能是“弋”的异体字。是以，本文将“ ”字释为从金从弋的釴字。

十四年陈侯午敦与与陈侯午方座簋自名为“釴敦”，但釴是鼎属，与敦功能不同，也不存在演变关系，所以“釴敦”不会是因为功能相似或存在演变关系或读音接近而连称。相反，敦与簋关系密切，“釴敦”其实应该是战国时期较为常见的鼎敦组合，这种组合的前身是鼎簋组合。也就是说，“釴敦”连称，其实是基于组合关系，类似的例子有鼎簋连称（如 伯鼎、 伯簋）、盘盉连称（如王仲皇父盉）等。这对我们认识青铜釴的功能是有帮助的。正如十四年陈侯午敦与与陈侯午方座簋铭文所示，“釴敦”的作用是“以蒸以尝”，类似的铭文多见于鼎、甗、簋、敦四类器，如西周晚期姬鼎“用蒸用尝”（《集成》2681）。簋、敦是盛器，对应着铭文中的“尝”字；与之相比，鼎、甗自然是蒸器，所以春秋早期陈公子叔原父甗才有“用蒸稻粱”（《集成》947）。从这点看，与簋、敦搭配的“釴”很可能也是指蒸煮粢盛的蒸器，所以我们才能在殷墟铁三路M2118铜釴器底看到烟炱。

三、小结

根据上面的论述，本文认为，釴是流行于晚商时期并延续到西周中期甚至更晚时期的一种蒸器，主要用于蒸煮粢盛，与簋、敦形成蒸尝组合，但不排除蒸煮肉食的可能性。釴的载体有铜、陶两类，目前发现的铜釴较多，陶釴较少。釴的器型较为固定，特征是方形的器腹、器腹两侧的附耳、高圈足，随着时代的推移，西周中期发展出一种圈足缺口的铜釴。

图一 大河口霸国墓地M1017出土霸伯“方簋”（《考古学报》2018.1）

图二 大河口霸国墓地M1017出土霸伯“方簋”铭文（《考古学报》2018.1）

图三 殷墟小屯五号墓“司母辛”方形器（《王后母亲女将》212页）

图四 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方形器（《中国青铜器全集·3》图161）

图五 殷墟铁三路M2118“方形器”（《考古》2015.8）

图六 殷墟出土陶方形器（《殷虚器物·甲编·陶器》图录14）

【注释】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翼城县文物旅游局联合考古队，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号墓发掘》，《考古学报》2018年第1期。 ↑
2. 王子杨：《大河口霸国墓地M1017出土青铜铭文材料的几点认识》，先秦史研究室2018年3月9日，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9917.html。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2页。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考古》2015年第8期。 ↑
6. 吕常凌主编：《山东文物精萃》，山东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 ↑
7.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青铜器》，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
8. 张懋镕：《两周青铜盨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
9. 李济：《殷虚器物·甲编·陶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第72页。 ↑
10. 张亚初：《殷周青铜鼎器名、用途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辑，中华书局1992年，第273-315页。 ↑
11. 陈剑：《青铜器自名代称、连称研究》，《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3-346页。 ↑
12. 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408-409页。 ↑
13. 陈芳妹：《盆、敦与簋——论春秋早、中期间青铜粢盛器的转变》，《文物与考古》1986年第3期。 ↑
14. 裘锡圭：《释“弋”》，《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