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序

作者：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第1~2页

原刊编者按：吴静安先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于2008年2月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本文是李学勤先生应邀为本书撰写的序言，其中记述本书的撰著、出版的艰难历程。兹特刊发，以广流传。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南京教育学院吴静安教授撰著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实在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一件值得称道的盛举。

《春秋左氏传》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作者传为及见孔子的鲁国人左丘明，其后有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况等递相授受，见于刘向《别录》，在群经流传中最有典据。经历秦火以后，《左传》为曾受学荀子的张苍所献，即《汉书·艺文志》所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

《左传》与《公羊》、《谷梁》等传，观点、体例都有不同，从而在汉初出现之后，备受持《公》、《谷》家说学者的排挤。西汉末，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对当时“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作了申辩。其后研习《左传》的学人渐多，如郑兴、贾逵等都很著名。东汉晚期，郑玄欲注《左传》未成，让予服虔，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谊》行世。到魏晋时，《左传》之学地位远过《公羊》、《谷梁》，人称有“《左传》癖”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逐渐取代服注，唐孔颖达为作《正义》，后来列入《十三经注疏》。

清代中叶以后，今文经学勃兴，以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为代表，提出作为古文经的《左传》系刘歆伪作的说法。与之对立的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作《春秋左传读》，刘师培作《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就今文家说进行反驳。有关讨论一直延续到《古史辨》时期。一九三〇年，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揭示刘歆伪作说的舛误；一九四三年罗倬汉出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说明《史记》实据《左传》，”司马迁时，《左传》本子即已如此”，这个问题的论争应该说已告结束了。晚出的刘歆伪作说著作，如一九八一年徐仁甫先生的《左传疏证》，观点有所改变，也没有多少影响。

不管历代学者环绕《左传》有怎样的议论辩争，《左传》这部书的重大学术价值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任何方面，《左传》都是不可离开的依据。

一九八一年初版，一九九〇年出修订本的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是当前大家阅读和使用《左传》时最通行的本子。杨先生这部书功力深厚，博采前说而又能善作裁断，裨益后学实非浅显，不过书的体裁属于读本，未能在种种问题上展开论述，对于想深入探讨的读者仍难满足需要。很多学者在研究时查阅清代有关著作，希望得到像孙诒让《周礼正义》那样广征博引、丰富详赡的成果。

迄今为止，很多人用的是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过去中华书局编《四部备要》，其间“清人《十三经注疏》”为洪书；近期中华印“《十三经》清人注疏”，于《左传》仍是采用洪书。这种情形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洪亮吉的注是《左传》清代注疏中完整而又较佳的一种。其实，大家都知道，更值得注意的是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刘文淇，江苏仪征人，生于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卒于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他自少专攻《左传》，曾有《左传旧疏考正》之作。传说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刘文淇赴省应试，与刘宝楠、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等相约编著新的经疏，他所分担的便是《左传》。为此，他以多年精力编纂了长编，等到晚年着手作疏，只能完成一卷，就辞世了。其子毓崧继承父业，可惜享寿不永。刘寿曾做了更多工作，也仅活到四十五岁。寿曾的儿子就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刘师培，仍承袭《左传》研究，学识过于祖父，但未暇续著新疏，其于一九一九年逝世时不过三十五岁。刘文淇一家四世传习《左传》，是学术史上罕有的美谈，但《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直到刘寿曾，还仅写至襄公五年为止。

一九五九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根据稿本整理标点的。整理者投入了巨大精力，成绩显著，但限于当时条件，存在一些有待校正的问题，书的印数也很少。该书没有能在学术界起较大作用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如上面所说，原稿只到襄公五年，没有《左传》全书后面差不多一半的内容。

吴静安先生多年以来，矢志补足《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遗留的缺憾。他在困难的环境条件下，以惊人的毅力，数易其稿，终能将襄公五年以后悉数补足，完遂了刘文淇等世代的心愿。“文革”过后，吴先生将续书文稿送交出版社，曾有夏鼐等先生审读，我也参加推荐，然而未能付梓。他为保存文稿，复制过一部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几年，在中国先秦史学会的会议上，我与曾任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后兼出版社总编辑的詹子庆先生谈及此事，詹先生深为扼腕，随即与出版社商量，决定将《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出版。我认为，这是对学术界的一项重要贡献，我们应当对詹先生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表示敬意和感谢。

有一点须要在这里提醒读者，就是《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和清代许多著作一样，不能摆脱门户之见的局限。当时学者风气崇尚汉学，刘文淇接续了沈钦韩《左传补注》，力求返回贾、服，贬斥杜预，这是不够公正的。其实，杜解于汉注之上多有发展，历史的功绩不容抹杀。至于吴静安先生的续书，时代背景全然不同，便没有这种有失客观的弊病了。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于清华荷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