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料研读班”第十期简讯

撰稿：刘义峰

2010年4月30日，先秦史料研读班举行第十次活动，由宋镇豪主任主持，张翀助理研究员主讲，题目是《青铜豆综合研究》，先秦史研究室同仁及研究生参加活动并进行讨论。

张翀的演讲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介绍铜豆的概况；第二，回顾铜豆的研究历史；第三，探讨青铜豆器背后的礼制研究。

青铜豆器出现于商代晚期殷墟二三期，通行于西周时期。西周中期以后，周人的重食思想改变了商人的崇酒思想，食器的数量多于酒器。东周时期，特別是在中原地区，青铜豆器逐渐成为主要的食器之一。并且日益在青铜礼器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高级或中级贵族所采用。战国中期以后，在一些地区青铜豆被形制、功能相似的器物替代，如敦、盆、盒等，其发展势头日渐衰微。从器作传统上来看，陶质的豆类器，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于全国各个地区。

关于铜豆的研究历史，张翀从著录情况和研究情况综合考察。青铜豆型器的著录始于宋代，历代鼎彝金石之书均有收录，但数量不多。两宋时期《考古图》、《博古图》等书著录的铜豆仅九件，明代胡文焕《古器具名》所著录铜豆却是沿用宋代已著录过的周疑生豆、周刘公铺二器。清代所著录的铜豆数量增多，乾隆时期“四鉴”共著录33件豆，剔除仿器、伪器和他器，他认为“四鉴”著录铜豆约为21件或20件。上个世纪以来，《历代著录吉金目》、《商周彝器通考》、《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殷周青铜器综览》、《殷周金文集成》、《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彚编》、《夏商周青銅器研究》等书也各有收录。张翀将青铜豆研究分为三种情况：（1）豆器及其相关器种的分类研究，如高明高明《盬、簠考辨》、张懋镕《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等；（2）对与青铜豆相关的铭文研究，如唐兰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对相关铭文的考释；（3）对某件或某一批铜豆的研究，如何琳仪《楚陵三器考辨》、李先登《独具特色的战国兽纹青铜豆》等。通过回顾铜豆的研究历史，可知青铜豆类器收录较早，但专对于青铜豆的综合性研究不多。

张翀认为，青铜器分型定式只是手段并非目的，最终要通过这种考古类型学的途径探求其背后的礼制及其历史文化。青铜器来源于史前陶泥制作的相同器型，甚至商周时期青铜器也有相当部分为日常实用所制。商代青铜器的主要功能是祭祀中的道具，而西周青铜器主要是标示身份等级，其礼器功能体现在祭祀以外的各项活动之中。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器用及使用场合均存在某种礼法规定。他从考古发现进一步论证，商周青铜豆虽然不多，但所出土的墓葬规格都相对较高，文献记载也可佐证铜豆使用等级之高。青铜器的使用数量，文献有“八豆”、“六豆”、“四豆”等说法，部分可与考古发现印证，但最为常见的却是两件铜豆同出。因此，文献与考古的两重证据并非是简单的照搬硬套，而是合理的借鉴，适当的参照。考古资料所呈现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如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在同一墓葬内完成豆八、豆四、豆二不同豆之组合。

宋镇豪研究员对于报告内容予以肯定，并对豆的功能、起源和礼制作用加以说明。他指出，豆形器起源早，陶器中有白陶，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北方和南方同时出现。关于豆分贵贱，商代墓葬中普通人带豆的现象有很多。商代豆与酒文化相结合，很多放两种东西，一种牛腿，一种羊腿，跟酒文化有关系。豆在早期是重酒的表现，而不是重食的表现，春秋战国发生转化，成为重食的表现。

下田诚博士提出：“春秋后期豆增加，反映了社会变化和思想变化，当时为什么愿意选择青铜豆？”张翀认为，春秋时期豆数量上升，贵族以此来代替盨和簠，是因为新兴贵族并没有上升到用簋这种大器的程度。从功能上来讲，豆可一器两用，豆的盖比较深，实用功能更好。

王泽文副研究员认为豆的质地、用途特殊，早期可与漆器、木器综合讨论。

刘源研究员对于豆的命名，古书与考古发现的对应情况，发表观点。

徐义华副研究员就对假腹豆在时间和空间的规律问题，引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