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料研读班”第十二期简讯

【撰稿】刘源、【图版】柿沼阳平、【摄影】张翀

学术报告剪影（点击放大）

2010年6月18日上午，宋镇豪先生主持第十二期“先秦史料研读班”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访问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柿沼阳平博士作了题为《殷周时代的贝币文化及其“记忆”》的学术报告，参加者有先秦史研究室科研人员和研究生。

柿沼博士所谓“贝币”指殷周时代甲骨文、金文材料中提到的“贝”和墓葬中随葬的贝。他围绕殷周时代贝币是否用作货币这一核心问题，着重考察了如下问题：海贝进入中原的途径，贝币数量单位“朋”的含意，贝币的社会功能，贝币赏赐金文的特点、式微及其背后的历史背景，“贝币即货币”之“记忆”形成的时代。并研究上述问题，他作了详细的《殷周贝币出土地一览表》（分“地点”、“时代”、“遗址”、“数量”、“质地”、“文献出处”等栏，并分“殷以前”、“殷代”、“西周”、“西周以降”、“其他”等部分）、“贝币赏赐金文一览表”（收169器，分“授者”、“动词”、“受者”、“贝及数量”、“作器对象”、“族徽”、“金文”、“林巳奈夫编年”、“集成所定时代”、“出土地”、“著录号”等栏，并分“殷代”、“西周早期”、“中期”、“后期”等部分）。

关于海贝进入中原的路线问题，柿沼博士主要利用贝币出土地点，构拟其外来的可能途径，辨析了以下诸说：A.南海→南岭→江淮→中原，B.及C.孟加拉湾或河内海域→云南、四川→长江中游或周原→中原，D.孟加拉湾→新疆→中原，E.南海→东南海沿岸→淮夷→中原，他采取殷周墓葬出土海贝产自东南海的考证，认为E说最有说服力，并认为殷周金文中（集成1838）等族氏铭文、及征伐淮夷（东夷）获贝（俘贝）的材料可为其佐证。

图1 殷周贝币的流入径路

图2 殷以前周贝币的流入径路

图3 殷时代贝币和仿贝的出土分布

图4 西周时代贝币和仿贝的出土分布

图5春秋战国时代贝币和仿贝的出土分布

关于贝币的数量单位，柿沼重点分析“朋”字，指出此字象系联在一起的贝之形状，由《盘庚》“朕不肩好货”及郑州商城、琉璃河遗址考古发现来看，以朋为单位的贝应是成串挂于颈部。一朋有几贝？学界说法较多，但从考古材料看无规律可循，一朋所包含的贝的数量也许并不重要，成组的贝（朋）才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殷周时期贝币的社会功能或“价值”所在，前人已有若干说法。柿沼博士看到殷周葬俗有握贝、琀贝的现象，及贝在社会中的流动没有经济方面的动力，因而赞同“巫术说”，他进一步提出贝币因象女阴，可能是“生命或再生之象征”。他据此观点解读了殷周赐贝金文，认为贝币是作为能带来家族成员繁衍昌盛的象征物，而由王或上级贵族赏赐给其部属，它不但为受赐家族带来荣耀，并能强化王权，巩固王室与附属部族之间的关系。

柿沼博士将殷周时代贝币在赏赐、丧葬仪式中特殊功能命名为“贝币文化”。他指出，贝币文化在殷代迅速发展，并随着殷文化势力的强盛而扩张，但在西周中期后半（林巳奈夫“西周IIB”）以降，贝币赏赐金文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册命金文激增。其中的原因，在于贝币赏赐金文中受赐者几乎为“殷系人”（殷王族、亲族或殷王族之友邦及附属），由此类金文常见“析子孙”、“天鼋”、“册”、“亚”等族徽，且父名基本为日名而知。这可能是西周王朝从“殷系人”为中心神权政治体制中脱离出来的结果，故册命金文所见赏赐对象基本不针对“殷系人”。据此，贝币赏赐金文的减少，反映了西周中期后半政治形态与国家礼仪上的变化。随着贝币赏赐礼仪的废止，周王不再积极收集贝币，但葬贝习俗还继续残存于各地，即西周王权主导的“贝币收集→再分配”庞大体系虽然解体，但失去权力的殷系人散居各地，分别独自收集贝币。贝币本来是作为“生命或再生的象征”，能为受赐者家族带来荣耀，故而被赋予重要意义，但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後，贝币因其珍贵赏赐物之特性，转而被认为货币。“贝币＝货币”的“记忆”可能在战国时代就已萌芽，这样贝币就从殷周以来的神权、巫术系统中脱离出来，成为货币经济
中一般财物的象征。

柿沼博士的精彩报告引起大家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讨论。宋镇豪先生评价柿沼的研究扎实且有新意，提出“贝币文化”难能可贵，但“贝币”的说法尚可推敲。他并就报告中提到的，春秋以前未见表示买卖行为的“买”、“卖”两词之观点，指出宾组卜辞中有“买”、“勿买”，花东卜辞中有“其买，叀右”、“贾马”，近出洛阳西周早期甲骨也有“买车”的材料；就海贝进入中原的E路线，他指出南海→东南海沿岸一段走海运路途很长，质疑当时是否能做到？是否有气候或海洋生态变迁方面的因素，中原所用海贝或即产自东海，而非原产自南海，犹如商代河南产象，后来已经南迁云南；对于贝是“生命或再生之象征”的观点，他感到应再考虑与报告中所讲“贝的赏赐和交换”做逻辑上的衔接；关于一朋包含贝的数量，他推荐一则材料，即辽宁喀左小波汰出土一件商代铜罍，其铭云：“廿朋五夅，父庚。”（《集成》9808）黄锡全先生认为这是一组涉及商代货币和物价的重要资料，“夅”应是朋下的计量单位，若“夅”指半朋，以1朋10贝计，则1夅为5贝，“廿朋五夅”读为“二十朋又五夅”或者“二十五朋夅”，相当225贝，很可能是标明该件铜罍的货币价值数额。（黄锡全：《商父庚罍铭文试解》，《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又参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上册“饮食业”节）；他还指出战国时刀、布、圜钱等流行，贝实际上退出历史舞台；对于出土有贝的商代墓葬之等级，他指出有中下级墓、平民墓也有大量随葬贝的现象，且贝上磨孔的大小对断代没有必然联系。孙亚冰指出殷周葬俗中的握贝似亦可用拥有财富来解释，说贝的社会功能主要在巫术方面还需更多证据。任会斌介绍山东大辛庄遗址地层中也发现过海贝。王泽文认为不能仅据贝的出土地点来看当时的交通路线，另提问报告中提出“殷系人”的证据，及松丸道雄先生提出殷卜官进入楚公室这一观点的理由。徐义华认为考古发现具有偶然性，若要证明贝币从具有巫术功能转化为货币，还需找古书上的证据。刘源认为报告建立上扎实的资料搜集工作基础之上，治学方法值得借鉴，报告提出西周中期以後贝币赏赐金文式微、政治格局和王朝礼仪有一变化的看法，和海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西周金文内容、青铜器风格所得出的结论可以互证和补充。

柿沼博士就大家提问，答复说，“贝币”的提法可能是日转中翻译时出现的问题，还要再加斟酌；春秋以前的“贾”有的是国名，不具有买卖的意思，但洛阳新出甲骨等新材料会再加阅读和理解；关于E路线前段海路部分，他主要是采用木下尚子对于殷周海贝产地的考证，先秦时期海洋气候与内陆不太一样，是否同样温暖，学界尚无一致意见；贝作为“生命与再生之象征”物来赏赐，有祝福受赐家族人丁兴旺之义，但目前也只能算是较合理的假说；松丸先生的观点是在会议上谈到，还未正式撰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