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纹饰断代（四）——关于洛阳马坡臣辰诸器纹饰的粗略考察（杨坤）
【首发】杨坤（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
臣辰册先父癸卣、臣辰册先父癸尊、臣辰册先父癸盉、臣辰先父癸鼎、先父癸簋，民国十七年出于洛阳马坡[1]。同出者，另有臣辰先父乙爵四、臣辰先父乙卣二、先父乙簋、臣辰先父乙簋、先爵等[2]。上述臣辰（先）诸器，在容希白先生《商周彝器通考》中，都有器形附图。本文主要讨论附图中纹饰相对清晰的几件器物。
臣辰册先父癸卣，“提梁两端作羊首形”，“四面有钩棱”，器盖与器身外表装饰着象纹与夔纹，圈足饰蚕纹[3]。臣辰册先父癸尊，也有相同的钩棱，也装饰着象纹与夔纹。这两件青铜器钩棱的表现形式，与太保方鼎、旂觥、旂方彝、旂尊、令方彝、何尊、癸古方尊、商尊、商卣等非常近似。提梁两端的浮雕羊首双角，以鳞壳状的外观来展现。这种以浮雕样式表现动物双角的做法，在商代青铜器中已有使用[4]，在西周早期则更为常见。如伯各卣、伯各尊、古父己卣、伯矩鬲、何尊，都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在动物双角填以并行阴刻线的纹样做法上发展起来的，两者在西周早期都同时使用。但是鳞壳浮雕的铸造方式，也不局限于动物双角。在太保诸器中，可以发现太保方鼎双耳上的伏兽，其躯体也使用了这种表现形式。其实，太保方鼎双耳外侧和鼎足上的环状附着，也是采用了此种做法，来隐晦地表现兽纹躯体的一部分。类似的做法，也可以在太保鸟形卣的提梁和垂冠上找到。这显然是一种由动物双角鳞壳状纹样延伸开来的新风尚，所以令方彝与随州羊子山M4尊、卣、方彝[5]上的双身龙纹，都和太保方鼎上的伏兽一样，以鳞壳浮雕来装饰躯体。羊子山提梁卣的提梁，以洼线中分，旁饰浮雕鳞甲。这和令方彝、圉方鼎、或父癸方鼎双身龙纹分以洼线的做法，极为相近。天理参考管所藏作宝鼎[6]，主体纹饰和羊子山诸器相同，但同时也混合了双角鳞壳浮雕及洼线鳞壳龙纹的因素。与双角鳞壳浮雕做法相比，它的分布区域局限，使用频率不高。所以，太保方鼎、太保鸟形卣、令方彝、圉方鼎及羊子山M4所出诸器的年代，从这个角度而言，应该是非常接近的，而不会跨越积年较长的康、昭两世。
羊子山诸器的兽面，还有一些显著的纹样特征。例如兽面纹上的眉形，目前只在苏埠屯亚醜钺与何尊上见到类似做法。何尊的断代，过去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成王迁洛的标准器，只有李学勤先生断为康王世。初迁宅，并不等于成王定鼎成周，后嗣之王就没有类似从宗周迁宅成周的举动。前些年公布的何簋[7]，其器盖上有圆涡纹浮雕捉手，类似的圆涡纹在西周早期青铜器上十分常见，在羊子山方彝上也有，所以何簋恐怕也不可能早到成王初年。
臣辰器上的象纹，也见于邢侯簋、臣谏簋[8]、咎作父癸簋[9]、马司簋[10]等，纹样非常接近，时代特征也相当显著。值得一提的是，咎作父癸簋器盖、器身上的浮雕圆涡纹，与何簋捉手相同。与臣谏簋同出的铜卣提梁兽首，其分披而垂的兽角，有明显的双段形式[11]。这种表现方式，在羊子山诸器、旂觥、癸古方尊等青铜器上都能找到。羊子山诸器、癸古方尊、旂觥，都饰以立体象首，又互为印证它们与上述象纹诸器的时代是接近的。伯簋的象纹，增加了兽面纹的双角，虽然与臣辰器等象纹有些差异，但其用为珥足的立体象首，则与旂觥形式一致。旂觥的圈足，饰以垂冠顾首夔纹。这种夔纹，可以与麦方尊、旂觥、旂尊、父乙尊[12]等青铜器相联系。器形比较特殊的鲁侯簋，由于其簋耳兽首的外披角形（光素无双段）和类似于令簋簋座局部的造型，特别是铭文明公的特殊称谓，导致其年代应当与上述令方彝等接近。
保利博物馆所藏青铜卣[13]，器形较羊子山M4诸器略加圆浑。主体纹饰近似，但提梁端部兽耳纯为立体象首造型，没有羊子山M4青铜卣提梁兽首那般狰狞。圈足所饰双身龙纹虽有中分洼线，但已无鳞壳覆盖。从纹样类型学角度而言，其器年代或与羊子山M4同时，但无疑是在羊子山铜器特殊纹饰上的一种柔性改变。所以，不排除保利青铜卣略晚一些的可能。在保利青铜卣上，还装饰着圆盘状双角的立体兽首。这种兽首，也见于父丁卣[14]。父丁卣圈足上的双身龙纹，其造型与保利青铜卣相同。父丁卣器身上的鈎鼻兽首，与羊子山青铜卣相比，造型存其仿佛但有了非常大的简略。羊子山M1龙纹提梁卣[15]的提梁端部，其装饰的兽首造型与父丁卣相同，器表所饰双身龙纹也仅有中分洼线，卣盖有角。已呈现出一种新的纹样发展方向。
与父丁卣主体纹饰相接近的，则是一件饕餮犀龙纹尊[16]。器表中段饰以四瓣花纹，上段饰以鈎鼻双身兽纹，躯体造型与父丁卣、彭县青铜罍[17]上的伏前足双身牛纹一致。但是饕餮犀龙纹尊的圈足，仍然装饰着鳞壳覆身的双身龙纹。彭县青铜罍的器盖捉手上端，还装饰着盘曲的鳞壳覆身龙纹。虽然不是双身，但保持中分洼线的做法，与康侯刀[18]一致。可以认为它们与令方彝的双身龙纹，是采用了同一种造型题材，在年代上是相同的或者是相差不太遥远。需要指出的是，同出于一个窖藏的另一件彭县青铜罍，其器盖也饰以伏足牛纹。所以，两件罍的时代应该相当接近。但是，这件罍的器表上端，竟然装饰着蜗卷龙纹。装饰着类似纹样的青铜器，以天亡簋最为知名。这种蜗卷龙纹，主要分布于西周疆域的西、北一线。而鳞壳覆身双身龙纹，主要分布在西周疆域的东、南一线。它们通过伏足牛纹，在四川彭县青铜器上有了一个交集。
臣辰先父癸鼎的造型、纹饰，则与献侯鼎、石鼓山M3正鼎[19]和随州叶家山M2出土的曾侯谏鼎[20]、父乙亚宣共鼎[21]相同。与曾侯谏鼎同出的文母乙鼎[22]，其造型、纹饰与匽侯旨鼎全同，与之造型相同、纹饰大体一致但兽面纹双角没有附加游鬣的，则有尹丞鼎[23]。与尹丞鼎同墓出土的饰有蜷曲龙纹的青铜罍[24]，其纹饰的大致年代上文已经作了初步判断。非常巧合的是，石鼓山M3出土的方座簋所饰象首鸟纹，亦见于仲爯簋[25]。而仲爯簋上的象首鸟纹，是与蜗卷龙纹并见的。另外，石鼓山M3方座簋口沿下侧所饰牺首、圆涡、夔龙纹，与先父乙簋没有太大的差别。再反观石鼓山M3出土的户卣，其所饰凤鸟顶冠的造型，在羊子山M4提梁卣提梁端部的立体兽首上，有着相当一致的翻版。
需要注意的是，克盉铭文中的大保，与太保诸器一样，保字从“王”。虽然它与臣辰册先父癸盉的主体纹饰差异较大，但两者的器型以及流、鋬上的纹饰，则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另外，臣辰册先父癸盉器表兽面纹突出表现眉形的做法，无疑也会让人留下一定的印象。在西周早期的一些青铜器兽面纹中，有一些省略兽角而强化眉形的例子。如光绪廿七年宝鸡斗鸡台出土的天父乙尊、父乙觯、太保簋、戈五卣、史尊、苏埠屯亚醜钺。宝鸡斗鸡台所出铜禁及其酒器，整体风格与石鼓山M3类似器物相当一致。从现有认识来看，这种省略兽角而突出眉形的兽面纹表现方式，从殷墟晚期就已经出现了[26]。石鼓山的发掘简报，也将M3出土的1件高领袋足鬲，断为殷墟四期[27]。无论从历史逻辑角度、还是文献记载来判断，殷墟四期绝不会嘎然停顿于武王灭商。关于这方面的认识，刘克甫先生也曾先后表达过“在殷墟显然应该有西周初期文化遗存”的观点[28]。臣辰册先父癸盉兽面纹的双眉已经不太显著，其地纹还隐约可见双角的轮廓，可能处于此种兽面纹使用阶段的末期。
这些跨地域的纹样综合联系，虽然一定存在交流滞后的因素，但这些青铜器纹样之间互相紧密交叉的事实，使我们无法能够接受这些青铜器可以或早或晚横跨武、成、康、昭四个王世的结论。如果非要做个判断的话，那么西周青铜器从武成时期向康昭时期的转变，石鼓山M3所出及与其类似的青铜器，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器群。
臣辰先父乙卣的造型，则和夔纹卣[29]非常相近。在纹饰方面，两者器表都饰以顾首垂绶夔纹。臣辰先父乙卣提梁端部的立体兽首为柱角牺首，与臣辰册先父癸盉鋬上端的浮雕牺首，来自同一造型题材。夔纹卣提梁端部的立体兽首，则与上文提到的父丁卣、羊子山M1龙纹提梁卣相同。与夔纹卣一样，也饰以顾首垂绶夔纹的还有史佐角[30]，二器与尹丞鼎同墓出土。但是仔细分辨，夔纹卣和史佐角所饰顾首垂绶夔纹，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正如《商周青铜器纹饰》一书的编排，将其分置两处[31]。前者有上下外翻钩喙，后者仅见一钩喙，更为接近鸟喙。竹园沟M8出土的两件提梁卣，提梁端部饰以立体圆盘角牺首，器身所饰顾首垂绶夔纹，也作勾喙鸟兽状，但增加了微小的下颚。类似的纹样，也见于滕侯方鼎。这三种差异，应当大致同时，或许也存在略有早晚的可能[32]。臣辰先父乙卣的顾首垂绶夔纹，是属于前一类型。北伯卣的顾首垂绶夔纹，与其相同，但纹饰采用廓线的表现方式。小子省壶的顾首垂绶夔纹，仅于夔首廓线，略有差别而已。后一史佐角夔纹类型，则见于鱼季尊、鱼季卣、邢侯簋、小臣单觯。鱼季尊、鱼季卣下承四足的做法，类似于麦方鼎。而鱼季尊有旁鋬的做法，也见于羊子山出土的鄂侯弟尊、鄂侯弟卣和石鼓山M1出土的亚共庚父丁尊[33]。
与臣辰父乙簋接近的造型，有圆涡夔纹四足簋[34]可资对比。虽然纹饰不同，但圆涡夔纹的大致纹饰联系，在上文对石鼓山M3方座簋的讨论中已经涉及到了。
综合以上的粗略考察，基本可以判断洛阳马坡出土的臣辰诸器的年代是相对集中的。关于上文讨论所例举的青铜器造型及其纹饰，必然还可以做更大范围的对比研究。因限于个人精力和参考资料的局限，本文就到此为止。
上述考察纯粹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若与其中部分青铜器的铭文释读结论相综合，不免生发了一系列的困惑。特别重要的，是天亡簋、何尊、小臣单觯与太保诸器、臣辰诸器之间，纹饰年代与铭文释读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对以往的青铜器资料进行反复细密的研究才行。同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纹饰、铭文所记史实，是与同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情况一样，是错综复杂的，不似文献记载的那么简单。所以，既要考虑到殷商青铜器成式的延续，也要顾及周王朝各地区在传播、吸纳、融合青铜器铸造方式、纹样选择等诸多方面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可以说，在西周早期青铜器断代问题上，既无某种一统之定式，也有一定的规律在。
甲午春正，得暇读书思考。初五、初六，穷一日夜草成此文。
[1]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32、319、304、296、231、2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而《通考》第304页称臣辰尊“民国十八年洛阳出土”。白川静《金文通释》，《白鹤美术馆志》第六辑第255页。
[2] 《通考》第290、319、262、290页。以上诸器，《通考》皆有图。合《通考》无图而他书著录者，臣辰“凡三十一器”，见《通考》第33页。
[3] 《通考》第319页。
[4]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四卷九七三羊首瓿。
[5] 《随州出土文物精粹》第25、26、27、30、31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6] 原器照片未见，但据《文物》2011年第11期张昌平先生文字描述，应即《陶斋吉金录》第四十四页之作宝尊。
[7] 《文物》2009年第2期封二图版。
[8] 《考古》1979年第1期图版捌：4.
[9] 《通考》第538页。
[10] 《通考》第557页。
[11] 《殷墟妇好墓》第25页图一四：1，已有此种双段兽角的表现形式，但兽角卷垂较为硬折。
[12] 《考古》1989年第1期第11页图二：3
[13] 《保利艺术博物馆藏青铜器》第12页。
[14] 《考古》1989年第1期第11页图二：4
[15]
《随州出土文物精粹》第29页，
[16] 《通考》附图五二二
[17] 《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
[18] 器形拓本见《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第34页。
[19] 《文物》2013年第21期第20页。
[20] 《文物》2011年第11期第17页。
[21] 《文物》2011年第11期第18页。
[22] 《文物》2011年第11期第17页。
[23]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第13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24]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第130页。
[25] 《商周彝器通考》附图二九〇仲爯簋
[26] 《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彩色图版二。1962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南53号墓出土殷墟四期的母乙觯与父乙觯形制纹饰完全一致，但是母乙觯有器盖，见《考古》1964年第八期图版一。
[27] 《文物》2013年第2期第53页。
[28] 《安阳后冈圆形葬坑年代的商讨》，《考古》1961年第9期；《殷墟四期晚段遗存年代窥观》，《考古》2011年第11期。
[29]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第131页
[30]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第137页
[31] 《商周青铜器纹饰》第111、260页。
[32] 《故宫青铜器》134顶卣所饰顾首垂绶夔纹，作上下外翻钩喙。与其并见的兽面纹，则简略为单线，已与班簋类似。
[33] 《文物》2013年第2期第12页。
[34] 《商周彝器通考》附图三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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