倝伯豐鼎考【單育辰】

【原载】《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第217-220页），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吳鎮烽先生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洋洋三十五冊，是新近公佈的一部重要的金文資料彙編，[1]收集不少從未曾著錄過的銘文。其中第2426號一器，吳先生命名爲《白豐鼎》，裘錫圭先生在爲本書做的序中舉例的“對古文字學和相關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價值”的十七篇新收銘文中，此件即居其一。書中所錄圖版尚稱清晰，但由印製原因，本書所有圖像皆變爲黑白圖版，若參照吳先生早先推出的電子版《商周金文資料通鑒》（版本1.2）所收同號銘文彩圖參照，識字效果會更好。

此篇銘文文例怪異，一時不易考索。吳鎮烽先生對其釋文作：

唯十月既生霸甲辰，在成周，史至，以茲令（命）曰：内史曰：告伯，！伯氏宕。卿（事）（司）曰：侖，今我既即令（命）曰：先王令（命）尚付。伯豐作寶彝。

由於體例原因，吳先生對銘文未加注解，但吳先生的釋字和斷句有些問題，沈培先生《西周金文“宕”字釋義重探》、李學勤先生《一篇記述土地轉讓的西周金文論》兩文皆對此有所討論，[2]我們的意見與他們有所不同，今爲之重新疏解。先把我們做的釋文列於下：

唯十月既生霸甲辰，在成周，（御）史至，以茲命曰：“内史曰：‘告伯，（嗟）！伯氏宕（託）卿（事-士）（辭）曰：“侖，今我既即命，曰：‘先王命，尚（當）付。’”’”伯豐作寶彝。

首先，吳先生隸定的“”字，原篆作“”形，謝明文先生認爲从“”“倝”聲，可信。[3]本書14365號新著錄一盤，被命名爲《伯盤》，銘文作：“伯作旅盤。”“”與此顯爲一字，亦是“倝”。附帶說一下，此二器器形時代相同（吳先生皆定爲西周早期），疑爲一墓所出。爲方便起見，“”字下文皆用“倝”來表示。

此外，銘文中有幾個字，我們的破讀與吳先生不同：如“”，我們認爲可讀作“御”，二者皆从“午”得聲，“御史”典籍和金文都常見，如本書5121、5122號《御史競簋》即有“（御）史競”一人，“御史”爲官稱，“競”爲人名。又如“”應讀爲典籍中常見的歎詞“嗟”，早已爲楊樹達先生所言。[4]

吳先生把銘文中“伯氏宕”三字斷讀，甚爲不辭，我們認爲“宕”應讀爲“託”，石，禪紐鐸部，託，透紐鐸部，二字聲紐皆屬舌音，同爲鐸部，古音甚近。本書2489號《方鼎》“則尚（當）安永宕乃子心”其中之“宕”，王占奎先生即讀爲“度”，“度”本从石，亦定紐鐸部。[5]《方言》卷二：“凡寄為託。”《左傳·襄公十五年》：“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孟子·梁惠王下》：“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託”即寄託、交付的意思。後面的“”我們改讀爲“辭”。“卿（事）”即“卿士”，典籍、金文常見，如本書2438號《伯碩父鼎》、2518號《毛公鼎》、5383號《番生簋蓋》、5976號《伯公父簠》、14532、14533號《叔多父盤》皆有之，《叔多父盤》即云：“利于辟王、卿事（士）、師尹、朋友、兄弟、諸子婚媾。”銘文相關幾字可重新句讀爲“伯氏託卿士辭曰”，意思是伯氏把某些話（這些話或爲書面語或爲口語）交付給卿士。伯氏，有可能是他人對倝伯豐的尊稱，不過，從此銘內容看，伯氏應指不同於器主的某位高官，如5083號《簋》“伯氏，錫弓、矢束、馬匹、貝五朋。用從，永揚公休。”5387號《不簋》：“伯氏曰：不（忌），汝小子，汝肈敏于戎工……不（忌）拜稽首休，用作朕皇祖公伯、孟姬尊簋。”都是“伯氏”和器主分爲兩人，且地位高於器主的例子。《倝伯豐鼎》未說伯氏官爵名氏，這在其他銘文裏也是常見的，並且，此銘對“御史”、“內史”亦未稱名，其簡略情況相近。

其中“尚”字可讀爲“當”，“當”即从“尚”得聲，是應該、應當的意思，我們在舊文《戰國卜筮簡“尚”的意義——兼說先秦典籍中的“尚”》中已經論證過，[6]如本書2489號《方鼎》：“曰：‘嗚呼！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必休，則尚安永宕（度）乃子心，安永襲身，厥復享于天子，唯厥事（使）乃子萬年辟事天子，毋又尤于厥身。’”2515號《曶鼎》：“曶廼誨于曰：‘汝其舍五秉。’曰：‘必尚俾處厥邑，田厥田。’”這些“尚”都應該讀爲“當”，與此銘相同。

此篇銘文的難點是說話者衆多，引語繁雜。我們認爲，“御史以茲命曰”以下至“當付”結束，都是御史所說的話，但御史的話中又摻雜了幾個人的話，一是内史所說之語，從“告倝伯”以下至“當付”結束，其中內史又引用了伯氏所說的話；二是伯氏之語，從“侖”以下至“當付”結束，即銘文中的“侖，今我既即命，曰：‘先王命，當付。’”；三即“先王命，當付”這句話，是伯氏引用某人之語，至於這句話是誰所說的，可以先對銘文加以翻譯後再說明。

這篇銘文的意思是，在十月既生霸甲辰這天，某人在成周，從銘文慣例看，一般多說“王在成周”，但這裏省略主語，故很可能是說倝伯而不是說王在成周。御史來了，他轉述內史的話說：“內史說：‘要御史告訴倝伯，伯氏曾託付卿士的話說：“侖，現在我既然已經接受命令，那個命令說：‘先王的命令，應當付給倝伯。’”’”這裏的“侖”應該是“卿士”之名，“即命”的“即”是依就、接受的意思，如《左傳·定公四年》“用即命于周”。那麽，伯氏所“即”之“命”，所接受的是誰的命令呢？或者說，“先王的命令，應當付給倝伯”, 這是誰說的呢？從文義看，所說者應該是比內史、御史、伯氏更高一級別的官員，也可能就是周王。正因爲倝伯在成周（銘文“在成周”），所以有機會見到這些高官，能聽到這些高官乃至周王的命令。銘文主要的內容到這裏戛然而止，因爲銅器鑄造不易，文語簡略，但從銘文最後的“倝伯豐作寶彝”可以看出，倝伯一定是得到了他所希望得到的東西，也就是說大小官員都按照上峰的命令執行了，所以倝伯鑄造此鼎以爲祝賀。

這樣，我們可以看出，這篇銘文裏，御史的話中引用了內史的話，內史的話中又引用了卿士的話，卿士的話的來源爲伯氏，而伯氏的話中又引用了高官某人（或爲周王）的話。一篇銘文頭緒如此紛雜，又壓縮到僅五十一個字的短篇中，難怪頗顯奇異了。《集成》5998著錄一件《由伯尊》，在短短的三十一個字中出現了四個“曰”字，裘錫圭先生曾有解讀，[7]和本銘之繁難略有類似。《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還有很多有意思的材料，這裏只選擇一篇略作闡釋，或可引起大家的興趣。

[1]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

[2] 沈培：《西周金文“宕”字釋義重探》，《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出土材料與新視野》，中央研究院，2013年9月，第381-417頁補記引論文審查人的意見。李學勤：《一篇記述土地轉讓的西周金文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5期，第29-30頁。

[3] 小文與謝先生文基本同時寫成，并互相傳閱，小文曾認爲“”應隸定爲“”，并讀爲“施”，今從謝先生說改。後面14365號的“”與此爲同一字，則爲同時發現。參謝明文：《釋西周金文中的“垣”字》，《中國文字學報》第六輯，商務印書館，2015年8月，第69-72頁。

[4] 楊樹達：《縣妀跋》、《全盂鼎跋》、《小臣跋》，《積微居金文說》，中華書局，1997年12月，第2頁、第41-42頁、第103頁。

[5] 參看王占奎：《琱生三器銘文考釋》，《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5期，第106頁。

[6] 單育辰：《戰國卜筮簡“尚”的意義——兼說先秦典籍中的“尚”》，《中國文字》新三十四期，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2月，第107-126頁。

[7] 裘錫圭：《從幾件周代銅器銘文看宗法制度下的所有制》，《裘錫圭學術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第5卷第202-2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