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殷卜辞的“倝”字【張惟捷】

张惟捷

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要讨论的是一个卜辞中习见的地名∕氏族名用字，为方便论述，以下将此字称为A，这里先根据字形特徵尽量列举出两种主要类型。

A1：（《合》6848，师宾间类）、（《合》6850，师宾间类）

（《合》14161正，宾组）、（《合》1532正，宾组）

（《合》8143，宾组）、（《合》8151，宾组）

（《合》24364，出组）、（《屯》4049，历组）

A2：（《合》20600，师组）、（《合》20017，师组）

（《合》1532正，宾组）、（《合》22364正，劣体类）

（《合》8141正，宾组）、（《合》25，宾组）

（《合》22473，午组）、（《屯》2691，历组）[1]

可以看到，A字形大致上写作中竖贯穿与否的两种类型，而此二形在卜辞用法并无不同，见《合》1532的两种字体对贞。关於此字的考释，前人已有不少意见，例如丁山先生曾指出：

（此字）殆即㫃字，读为偃。当今河南偃师县。

李孝定先生认为：

按，字上所从乃㫃字，下从象植之架，隶定之当作。丁说宜存疑。

白玉峥认为：

从象下垂之旗幅，疑即今字之旛。说文解字……字於卜辞中之为用，则多为地名；然当今之何地，尚待考定。

以上三说皆引自《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卷，[2] 姚孝遂先生按语对各家考释持保留态度，仅肯定此字的地名特徵。他的考量是有道理的，卜辞自有㫃字，作《合》22758、《合》6948等形，A字从㫃但不为㫃字。另，所谓形象“下垂之旗幅”，也只能是望图生义，属於臆想的成份较多，没有验证的可能性。至於李孝定先生虽仅严格隶定此字，未进一步探究，然而他所指出形“象植之架”的想法，从字形结构上来看十分合理，相当具有启发性。

我们知道，㫃字象旌旗飘扬之形，而A字以㫃为主要部件，旗柱向下贯穿“”状物，全字的构型重点显然在此物身上。李孝定先生视之“象植之架”，虽未必完全正确，但应该较为准确的把握住了其所会之意。从字形上来判断，A字表示某种具有固定、插植旗竿物品功能的概念，是十分明显的。这也可以从底部有穿出的杆形字例、加以证实。

此字习见於武丁至祖甲时期的卜辞中，在晚商中期以後，尤其进入了西周以降，似未见此字再被使用，但这从此字曾被广泛用为地名的情形看来，全然消失颇为不合情理。笔者认为，从此字的构型特徵来看，此字其实仍存在於两周文字之中并未堙灭，只是尚未被识出。事实上，我们应当将A字与金文中的“倝”字连系起来研究。下面列举出两周金文、石刻中“倝”字独、合体的字例：

独体：（斿*鼎，《集成》2347，殷?）、（《考古》1989年6期563页，西周早期）、（倝伯盘，《铭图》14365，西周早期）、（曾子倝鼎，《集成》2757，春秋早期）、（戎生钟，《新收》1614，春秋晚期）、（骉羌钟，《集成》158.1，战国早期）、（韩氏私官方壶，《集成》9583.1b，战国晚期）、（三年令韩谯戈，《集成》11319b，战国晚期）、（四年令韩谯戈，《集成》11316b，战国
晚期）、（□年邦府戈，《集成》11390b，战国晚期）

合体：（叜父鼎“翰”，《集成》02205）、（“垣”，《集成》5906）、（“垣”，《铭图》02426）、（石鼓文《吾水》“ 翰”）、（晋公盆“翰”（鶾），《集成》10342）

与卜辞A字相同，以上独体字例早期一般也被归入“㫃”字，近年学者或据字形的特徵释读为“倝”，可信；[3] 近年刘洪涛、谢明文、门艺先生均有精辟深入的剖析，可参看；上引合体的、释垣即从谢说。[4]

刘洪涛先生对倝字的意见可见苏建洲先生的引用：

刘洪涛先生曾撰文探讨过“倝”字的演变，他根据学者将下列字形释为“倝”及“倝”旁的字：“倝”作（《集成》2347）；“雗”作（《集成》02205）；“倝”作（《集成》2757号曾子斿鼎），认为“倝”字的字形构造像旗杆之形，其字下部后来裂变为“也”字形（，《集成》5906），“也”字形所从的“口”变为圆形就成为“子”字形，“子”字形的圆中加点就变作“早”字形（，《集成》158.1），或认为此字从“日”、从“旦”、从“早”、从“旱”都是据此讹变之形立论的。[5]

谢明文认同其说，并做了很好的补充：

石鼓文《吾水》（郭沫若：《石鼓文研究》，219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翰）”字作“”，晋公盆（《集成》10342）“晋邦唯翰”之“翰”作“（鶾）”，它们皆从“○”。戎生钟（《近出》28，《新收》1614）“用倝不廷方”之“倝”作“”，与“○”形相近，区别只在于前者圈形中间加了小点，而这是古文字中习见的现象。清华简《系年》“鶾”用作“甗”（简71），（冠？）甗（《铭图》03356）“用作父壬宝甗彝 ”之“甗”作“”，从“鼎”、“○”声，这些皆可证“○”即“倝”字初文 。从以上“○”字以及从“○”诸字来看，刘洪涛先生认为“倝”字的字形构造像旗杆之形这无疑是对的。“○”应该就是“旗杆”之“杆”的表意初文，中间的圈形是指示符号，指示“旗杆”之所在。戎生钟（《近出》28，《新收》1614）“倝”作“”，圈形中间已经加了小点，圈形及其下端部分与“旗”的初文“㫃”分离则演变成了“（）”（羌钟，《集成》158.1）这一类形体 。甲骨金文中习见的“”字一般作“”类形，后来“史”形与“㫃”分离则作“”、“ ”（中山王鼎（《集成》02840），其演变方式与“倝”字相类。[6]

门艺女士的观点与上面两位学者接近，认同金文“倝”的存在，指出：

“倝”包含有又長又直的意思，是我們根據從“倝”的一組字合並義素而來的。王筠說“倝”象旗杠形，是很有意義的，如果“倝”是旗杆，則非常符合又長又直的特點。徐中舒曾闡釋過“倝”為旗杆，只是所用字形不當，論述也有失誤，致使這一結論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旗杆是旗的一部分，要想表示旗杆的意義，最簡單的方法是在上指示出來旗杆就可以了。甲骨文中沒有發現這樣的字形。[7]

门女士的“旗杆说”与所谓甲骨文中没有此类字形，虽尚未触及问题的核心，但三位学者的说法仍可谓精审，谢先生并指出東周金文中習見“倝”用作“韓”，“（垣）伯”之“（垣）”似乎當讀作“韓”；尤为有识。不过对於他指出“倝”从所谓“口”、“圈形”，或“指示旗桿之所在”，恐怕是有问题的。首先，该物在西周初期写法并不做圈形，而是左右上端伸起的类似口形，如，明显象某一种实际物体，就汉字的构型规律而言不能将之视为指示符号，如此来看，金文“倝”象“旗杆”之说就颇有可商。

让我们剥离西周时期倝字所从所谓“口”形，如、、、、等形（制图自前引金文字例），可以看见该物着重突显其左右两上端的突起，并呈现平底的型态。这与卜辞A字的部件、、、、等（制图自前引甲骨A1字例）的特徵是一致的，甲骨文尚且更加形象地描写出该物的外型特色。试比较二者便可以清楚看到这种形体承继的迹象还是较为明显的，只不过晚商早期文字偏向实绘的描写，虚廓的尖角形明显，到了第五期黄组卜辞中A字写作（《合》36775），该部件已逐渐类化於口形，到了西周，线条化更为严重，这是古文字规格化的一种自然体现。旧说或以为金文此象口之形，显然也是有问题的，这由该物後来写作、可以得知，毕竟古文字中的“口”部件演变为纯粹之圆廓的情形是罕见的。

此外，金文“倝”字的一大特徵，是旗柱贯穿中部该口形物，向下延伸出来至底，事实上这种型态亦早见於甲骨文中，可见前引（《合》14161正）、（《合》1532正）等形，这个型态应该是A字的最繁写法，而此种写法显示出A字透过此物品得以将旌旗植竖於地的意念。

如果前述推论大体可信，接下来问题在於，此“”（甲骨）、“”（金文、石刻），究竟是何物之象？何物可以插植旌旗（㫃），并由之会意？笔者认为，从这种器物能插入并固定竖直的长杆来看，其性质与文献中提到的鐏、鐓是十分接近的。《说文‧金部》：“镦，矛戟柲下铜鐏也，从金敦声。”“鐏，柲下铜也，从金尊声。”段玉裁注曰：“尖底曰鐏，平底曰镦。” [8] 由此可知，鐏或镦是一种戈矛戟等古代兵器之杆柄下端的圆锥形金属套，可以插入地下，从古音关系来看，两字语源可能一致，只不过浑言不分，析言有别，後世分别一为尖底，一为平底。孙机先生曾有过细致的分析，可参看。[9]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插植柲杆的“柲下铜”另有一种称呼。扬雄的《方言‧第九》：“鐏谓之釬。”郭璞注：“音扞，或名為鐓，音頓。”[10] 可知这种柲下金属套另有一类语源，可惜《方言》未载其地域。釬字上古音匣母元部，扞字见母元部，见匣同属舌根音，通转的情形
极多。而倝字上古音见母元部，韩字匣母元部，与“釬”古音全同；笔者认为，“釬”字保留的古音义可能给我们更深入理解“倝”的本义提供了重要证据。如前所述，从字形上分析，卜辞A字与两周倝字是一脉相承的，所表示的应即旗杆插植之物件，此物有孔銎能够固定旌旗於地面，从字形上看具有单尖底与鼎足无尖底的两种类型，如（出自侯家庄1001大墓石斧，“A”侯）、（《合》4936），[11] 其本质无异於插植干戈矛戟的金属套，因此在语言称谓上与其具有一致性是很自然的。[12] 扬雄当时去古已远，所记载的虽未必为原始面貌，但应有所承。

作为构字部件，卜辞《合》8149有字（宾组，辞残不全）。此字从A从凵，“凵”即坎陷之坎，此义早经学者杨树达等学者阐明，裘锡圭先生曾就甲骨文中的用法有过针对性论述。[13] “凵”在此字中很可能作为後加音符以表声，可视为古文字中习见的象形加声之结构。凵（坎）的上古音是溪母谈部，与扞、倝声母同属舌根音，韵部元、谈稍隔，然先秦屡见通假，例如坎从欠（谈部），但同从欠的（羡）是元部字；元谈通假在楚文字中有不少确凿无疑的例子，苏建洲先生有详细论述，可参看。[14] 透过这个字例，至少表明A字不仅在字形上，於字音上也与“倝”具有密切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知，A字在商代以後，以及“倝”字在西周之前的型态演变，根据以往旧说是空白一片的。而透过本文的讨论，我们认为的确存在将此前後时代二形连系起来的可能性，“”即是倝字初文的推测值得学界重视。

最後针对谢明文的一点意见做出补充，谢先生在《釋西周金文中的“垣”字》，文中提到：

最後，我們順便談談西周早期克罍 （《考古》1990年1期25頁圖4.1）“”、克盉（《考古》1990年1期25頁圖4.2）“”，研究者一般認爲它們是甲骨文、金文中習見的“”字之省“又”，但也有一些研究者認爲它們即“倝”字，下面我們對它們稍作辨析。

已經公布的西周金文中確定的“倝”字及“倝”旁，中豎皆不貫穿下部的圈形。而在“”字中，中豎一般貫穿下部的圈形，偶見不貫穿之例。克罍、克盉之字中豎貫穿下部的圈形，因此它們不能釋作“倝”而應釋作“”。甲骨文中“史”常省去“又”，如《合集》673、《合集》4162+《合集》11839 、《合集》5944、《合集》10035等，“” 省作“”類形與之同例。[15]

笔者认为，甲骨文中“史”固然有省去“又”之例，然金文书写的严谨毕竟不同於卜辞之随处减省，迳将此字视为“史”的省体恐待商榷。如前文字例所示，卜辞A字亦多见贯穿中部的形体，、可能作为这种写法的延续型态，事实上也是“倝”字。

※本文发表於安阳文字博物馆“第六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会议论文集，2017年5月

[1] 字形、分类皆引用自刘钊、洪扬、张新俊编纂：《新甲骨文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981-982页。李宗焜：《甲骨文字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月，第1188-1190页。

[2]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3069页。

[3]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類編》（增訂本），55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47頁5.2757釋文，中華書局，2001年7月。单育辰亦认同此说，见《倝伯豐鼎考》，《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第217-220页。此外，历来对驫羌钟（倝）字的考释也值得参考，可参孙稚雏：《羌钟铭文汇释》，《古文字研究》第19辑，北京: 中华书局，1992年，第102-114页；但驫羌钟研究者多未能掌握此字的早期渊源，以致在追寻字源上所得观点多不可信，例如徐中舒於《氏编钟图释》认为金文中的、等字即倝的初文，旗竿顶端的後演变为驫羌钟的日形，其说论证稍嫌不足，应释旅字较妥；这点门艺女士亦已提及。

[4] 刘洪涛：《金文考释两篇》。转引自苏建洲：《〈上博八〉考释十四则》之九，《楚文字论集》，543页，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2月。谢明文：《釋西周金文中的“垣”字》，《中国文字学报》第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第69-72页。门艺：《“倝”字形义考》，《世界汉字学会第四届年会“表意文字体系与汉字学科建设”》会议论文，2016年6月24-28日(韩国釜山庆星大学 韩国汉字研究所)，第194-199页，此文从《说文》出发，论字义流变甚详，惜未引及刘、谢意见。

[5] 刘洪涛：《金文考释两篇》。转引自苏建洲：《〈上博八〉考释十四则》之九，《楚文字论集》，543页，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2月。

[6] 谢明文：《釋西周金文中的“垣”字》，《中国文字学报》第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第70页。事实上，早在师宾间卜辞中，A字便已能见到圈形中加点画的现象了，如（《合补》6738甲）。

[7] 门艺：《“倝”字形义考》，，第197页

[8] 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台北：洪叶出版社，1999年11月，第718 页。

[9]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9月，第124-126页。

[10] 汉‧扬雄撰，晋‧郭璞注：《方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6月，第109页。另，《说文‧金部》：“釬，臂铠也。”此说应另有渊源。

[11] 字例转引自孙亚冰、林欢着：《商代地理与方国》，收入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1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324。页

[12] 和鐏、镦的不同，可能在于此物专门用于安置旗竿，体积显然大于安置戈矛的金属套甚多，器形应该较高，銎具有一定深度，且底部接地面积较大，较为平坦，当然可能也会有所纹饰。

[13] 裘锡圭：《甲骨文字考释（八篇）‧释“坎”》，《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82-83页。

[14] 苏建洲：《《上博三‧仲弓》簡20「攼析」試論》，《簡帛研究2010》，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5] 谢明文：《釋西周金文中的“垣”字》，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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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惟捷《说殷卜辞的“”字》